日方文獻聲稱： “從昭和14年 (1939)秋天到15年 (1940)春天，日本的國力窮困急劇表面化了”， “電力不足、嚴重的米荒一齊襲來”。

看來還是工業、農業全面危機，其中農業危機尤為嚴重，在日本國內的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現象十分突出，1940年5月30日，日本東京的米谷商品交易所已被強令解散，糧食全被統管起來，同年8月1日，東京市政府下令即日起東京飯館禁用大米，8日，又公布面粉統制法。 “在東京各警察署管區內，許多人家的米谷保存量降到平常需要保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長親自和糧商一同為買米而奔走，并采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辦法。”“此糧食問題造成人心極度不安”，甚至“發展成為阿部內閣倒臺的最大因素”。日本政府只好花費兩億日元進口外國大米，約相當于全國進口總額的10%.

如此糟糕的國家經濟，怎么能支撐住戰爭的需求？日軍參謀次長澤田茂中將，憂心忡忡地說： “外強中干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畑陸相也是這樣判斷的。”

澤田茂左思右想，不由發出“日本的力量究竟還有多大”的哀嘆。戰后日方軍史研究人員說：“由于國力衰退，使陸軍統帥部的首腦打贏戰爭的信念發生了動搖。”

國力窮困，養不起那么多兵了。為此日方只好削減兵員，緊縮經費。

據說，日本的年度預算是由大藏省主計局和陸海軍之間協商決定。1939年年底，大藏省提出把陸軍1940年的預算金額從60億日元削減為44億日元，并要求把在華兵力從80萬人縮減到50萬人。 “削減一個兵就等于節省二千日元。”一些負責官員如是說，結果大藏省和軍方之間形成“極大的糾紛”，吵得不可開交。1939年12月7日，甚至“一直對峙了一整夜”到“將近天亮時分”，才以大藏省增加兩億九千萬日元預算而勉強達成妥協。縮減人員的事也暫時作罷。

大藏省與軍方的矛盾剛告一段落，軍隊內部又爭吵起來。1940年5月，日陸軍省、參謀本部決定縮減在華駐軍10萬人，以省下錢來加強關東軍的軍備。消息傳出，日中國派遣軍反應強烈，總司令官西尾說， “這樣一來不好辦了”，并決定讓總參謀長坂垣回國，當面力爭。5月19日，又專門開會研究這一問題。與會者情緒激動，“總的意見是，如果中央部一定要削減兵力的話，就請改變總司令部的陣容吧！”也有人說最好還是避免“最后辭職”的態度，負責作戰的副參謀長本多將軍聽了沒好氣地說： “削減十萬的話，說什么也干不了。最好派一位新人來。”坂垣就這樣帶著大家的怨氣、不解，于會后回到東京，與陸軍部談得很不愉快。據當時任陸相的畑俊六的日記： “坂垣中將的態度比軍司令官更加固執，怎么也不服從。”

在華日軍兵員短缺，顧此失彼。為掩飾這種捉襟見肘的窘態，當年日本人倒也想了不少補救的法子。1940年夏，當一二九師部隊偷襲山西長治、高平一帶的日軍警戒線時，竟發現有的地方的“哨兵”是橡皮人或木頭人。橡皮人的肚子里還藏著毒氣，幾個戰士用刺刀一戳，毒氣冒了出來，好幾個戰士還中了毒。 “百團大戰”時，也發現過日本人搞的稻草人、假炮。在冀中，老鄉們講“敵人的汽車每天四點鐘的時候從這兒過，……汽車里并沒有許多人，兩旁站的都是假人，遠遠望去，這些假人與真人差不多。”

也因為財政困難。從1940年起，駐華日軍開始“就地籌措”經費，也就是日本國內不再撥予經費，讓他們“自力更生”，以戰養戰。日本兵哪會什么自力更生，還不是掠奪中國的老百姓。當時有人說： “凡是在敵寇統治下的人民，從頭發到腳趾，從屋里到屋外，從人體到牲畜，沒有一樣東西不是要付捐稅的。”

苛捐雜稅再多，在日本人看來還是“合理負擔”，再有的，干脆等于搶了：

差 發票子。敵偽發行的票子，“它沒有一點準備金，更沒有一點信用擔保，它只是一張彩印的廢幣，和陰曹地府的冥鈔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發行的票子叫“鬼票”。因為敵偽濫發鈔票，強行流通，這種鈔票自然不值錢，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冀中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小米大體穩定在每斗35元， “五一” “掃蕩”后，敵偽推行偽鈔，每斗小米一下漲到600元，上漲了17倍多。

搶糧食。 “在五臺定襄一帶，敵寇在各村成立‘糧食委員會’，進行糧食調查，勒令民眾除留極少糧食外，其余全部繳敵‘保管’，然后偷偷地用汽車將糧食運走。”有的地方敵人還欺騙百姓說，把高粱玉米交給他們“保管”，以后還大米白面。

“請財神”，就是“綁票”，把一些富戶抓進據點，拿錢拿糧來贖。

盡管又是“攤派”、又是搶劫，卻仍然無法挽回駐華日軍經濟上的頹勢。日偽統治區糧食奇缺，連漢奸報紙《新民報》也不得不承認：北京“米糧價格之增漲與日俱進，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面粉雜糧等華人主要食糧價格日見昂騰，實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脅，而漸化為重大社會問題”。 “百團大戰”后，偽幣進一步貶值，物價如脫韁之馬。日偽統治區的經濟已是面臨崩潰。駐華日軍則供給難以維持，十分狼狽。從《晉察冀日報》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報道中，可以看出當時駐華北一些地區的日軍已窮困到什么程度：

據我們的調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樹底、河口、耿鎮的敵人直到本月十六號還未穿上棉衣。在五臺山上冰雪凜冽中，穿了棉衣的我們，還感覺著冷，而素不習冷的敵人穿著單衣在雪花與朔風中，其狼狽的情形是可想見了。

在糧食給養上，敵人就更加狼狽了。據抓去的民夫談敵人每日三餐均吃雜米飯（即少許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當然吃不飽是事實，于是便只好出來搶劫，下社敵人曾經為了搶一個老太婆的窩窩頭和大豆而打起架來，而菜蔬則以搶來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藥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搶老百姓的羊牛雞外，一個月不見葷是常事，鞋子破了便搶著和做工的民夫換，以致嚇得民夫們再不敢穿好鞋了，煙卷早就不吸了，只有搶民夫們的旱煙過過癮，最有趣味是敵各據點都點著大麻子油的燈。民夫問為什么不點煤油，敵人卻無恥地說，我們抵制英美貨所以不點煤油，真是十足的阿Q味道！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敵占區引發搶購潮，物價直線上升。這對原本脆弱的敵占區經濟，無疑是火上澆油。而國內，則要求駐華日軍不僅要做到經費自給， “以戰養戰”，還要更多地掠奪中國的物產、人力、變占領區為“大東亞圣戰”的供給基地。戰后日方軍史研究人員在談到駐華北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舉措時，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值得注意的是，方面軍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視重要國防資源的開發和獲取，這已成為治安戰的一個主要目的。”

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日本石黑農相在1月24日眾議院的發言，似乎說得直白一些：糧食問題是最基本的問題，日本打算在“共榮圈”內調集大米來彌補國內的糧食補缺。具體地說，就是要在華北“增產”小麥，在華東增加大米。在1941年12月8日岡村寧次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日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的話大概要更直白一些，他說： “今后為了對我國皇軍全面作戰有所貢獻，應加強治安，開發并取得重要國防資源，提高當地自給自足能力。華北的國防資源及交通線的確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這已成為方面軍的半個使命。”

這位安達參謀長，說的也許還不是那么明確。如果說經濟上的考慮，已成為日軍的半個使命，那么，另半個使命是什么呢？或許還不如換個說法： “武力戰就是經濟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駐華北日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確保華北成為“大東亞圣戰”的基地，一切都要圍繞著這個目的運轉。 “因此，治安戰的目的也隨之有所變化。”有些什么變化呢？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那些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的地區的“治安”，在日本人心目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呢？

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有一句名言： “戰斗力系于胃。”日本陸軍是深受德國影響的，岡村寧次本人也去過德國。想必他是知道這句話的。其實，何止是戰斗力系于胃，戰役進攻目標也可以說是“系于胃”的。岡村寧次要進攻西安，有一個考慮，也是為了掠奪關中平原的谷物。可直到1942年3月，西安作戰的請求仍遲遲未有答復，那么，岡村寧次只好退而求其次，轉過頭來“整頓治安”。如果他打開他的“統轄區”的地圖，依照“有所變化”的“治安戰目的”，他會從哪里開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