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見斯諾

1960年，國際友人、美國記者斯諾受邀訪問中國,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他。期間，斯諾向毛主席提出，能否請中共中央安排他和“王牧師”見一面？

毛主席有點茫然，因為斯諾口中的“王牧師”，毛主席其實并不知道是何許人也？但是，對于斯諾的要求，毛主席也不能置之不理，趕緊讓黨中央進行調查。不久，毛主席才弄清楚斯諾口中的“王牧師”就是董健吾,于是同意他們見面。可當時情況復雜，斯諾最終還是與董健吾失之交臂了。

毛主席和斯諾在延安

那么，這個董健吾為什么能讓遠道而來的美國記者斯諾對其念念不忘呢？答案就在了解“王牧師”的真實身份之后，毛主席的一番言行之中。

當年年底，毛主席、周總理要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陳賡到上海，以中央的名義安排董健吾工作。當時毛主席對陳賡說：“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周續吾，就是護送斯諾(去延安)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三個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黨內一怪。黨內有兩個怪人，一個做過和尚(許世友)，一個當過牧師。都邀請他們出山。”

01、紅色牧師養成記

董健吾先生

董健吾，曾用名董選青，化名周繼吾、王牧師，1891年出生在江蘇青浦（現上海市）一個基督教世家，從小就在奶奶的影響下，信奉了基督教。

一種身份、一種信仰，有時候就是一條道路和一個方向，人大多數都會順理成章地沿著它既定的軌跡很自然、很輕松地走下去。信奉基督教的董健吾，青年時期就讀于美國基督教圣公會所辦的上海圣約翰大學神學系，一切皆是那么水到渠成。

在圣約翰大學里，董健吾與浦化人、宋子文、顧維鈞等人成為了同窗好友。這種同窗關系，成了他后來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活動的通行證。

每一種社會關系和精神信仰都會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上，發揮其無可替代的作用和效果，因此，我們也應該學會去珍惜和經營好自己的身份符號、精神信仰和社會關系。

紅色牧師

1926年10月，馮玉祥舉行五原誓師。這原本是一件和董健吾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恰恰成了董健吾人生的轉向點。

因為馮玉祥也是一個基督教信徒，因此董健吾與浦化人便奉命前來給馮玉祥傳教，得以為他出謀劃策的機會。同時，因為同行的浦化人此時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潛移默化之下，董健吾的政治信仰也慢慢發生了變化。

1928年，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革命生涯。

后來，馮玉祥息隱泰山，董健吾也就沒有了必要性的意義和價值了，便回到上海，到一座教堂中任牧師職位。

與此同時，董健吾的同窗好友和革命領路人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浦化人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職，也是利用神職人員的身份在上海宣傳和開展革命工作。董健吾在浦化人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革命活動。

文質彬彬的革命者

之后，董健吾利用牧師的公開身份創辦了革命互濟會，為營救革命同志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并為后來成立“自由大同盟”奠定了基礎。也就是在這期間，董健吾被圈內的親朋友好稱為“紅色牧師”。

不久，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革命活動的安全風險越來越巨大，所以，基督教和教堂方面也開始對董健吾的革命活動感到明確不滿，并提出強烈反對。但董健吾并沒有知難而退，他的“屢教不改”讓基督教方面惱羞成怒，于是借口董健吾的戀愛生活違反了教規，革除了他的牧師職務。

董健吾的牧師職務雖然就此十分可惜地丟失了，但是，“紅色牧師”的稱呼卻一直保留在他身上，這是政府和人民對其革命的一生，最誠懇、最真實的認可和贊揚。

02、雙重身份再革命

絢麗的海報

失去了“牧師”身份的外衣掩蓋，董健吾的革命工作暫時陷入了困境。董健吾也因被革除牧師一事耿耿于懷。黨的保衛部門更為失去這樣一個“上帝”賜予的依托和據點而遺憾。

黨的保衛部門為了使董健吾更好地從事情報工作，出經費為他開了一家古玩商店。因為董健吾出身富商家庭，原本就對古玩頗有接觸，經營古玩商店與其自身的條件比較吻合，能更好地掩人耳目。

董健吾雖然自幼就經常接觸到書畫等藝術品，但是為了讓他這個“古玩商人”的身份更加像模像樣，他不斷地利用空余時間加強對古玩鑒賞修養的培養，以便更好地開展革命工作。

董健吾說：“在30年代初，我奉領導之命，在上海霞飛路普安路口主持過一家‘松柏齋’古玩鋪。由于工作需要，我虛心求拜一些古玩商朋友為師，自己也鉆研一點鑒別知識，所以，邊學習、邊買賣，在營生中積累了一些識別古玩、書畫贗品的經驗。”

董建吾先生

另外，董建吾還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條件，把很多外國人吸引到古玩商店來洽商買賣，巧妙地掩護了黨的這個情報據點。

同時，他利用自己和國民黨上層的特殊關系，又通過拜時為地下黨員（昔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為師，遂成為青幫大亨杜月笙公館的座上客；他通過和宋子文的同學關系，經常出入宋公館和孔公館，自然，宋慶齡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古玩商的身份雖然可以讓董健吾繼續從事革命情報工作，但終究沒有“牧師”身份那么方便。所以，董健吾也一直期待有機會能夠重新恢復牧師的身份。

此時，由于“中共最危險的叛徒”顧順章叛變了，潘漢年成了中央特科二科的負責人。他告訴董健吾不要心急，一定會尋機為他恢復牧師神職的。

馮玉祥將軍

苦心人天不負，很快董健吾就迎來恢復牧師身份的轉機。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為了籠絡人心，宣布恢復被他開除國民黨黨籍的馮玉祥黨籍，并請孔祥熙做調停人，請馮玉祥到南京來幫助他渡過難關。

馮玉祥遂結束了泰山讀書的生活，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的高官要職。就在馮玉祥來上海的時候，潘漢年通過內線關系，請馮玉祥為董健吾“拉場子”，幫助董健吾恢復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馮玉祥本就是出了名的基督將軍，他還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他和董健吾既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還有曾經的主仆之情。再加上他也一直認為董健吾被開除牧師神職和自己兵敗中原有直接關系——基督教方面為了討好蔣介石而故意打壓曾經為自己辦事的董健吾，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馮玉祥將軍便義不容辭地答應幫助董健吾恢復牧師神職了。

蔣介石

上海淞滬抗戰結束之后，當時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在一次隆重的宴會上，有意把董健吾安排在自己的身旁就座。這樣一來，那些見風使舵的上海各界“名流”自然就明白馮玉祥和董健吾的關系非同一般了。

緊接著，馮玉祥將軍乘著酒興，再給董健吾助力一把，他向宴會上的人介紹董健吾：“他是我當年的專職牧師，給我宣講了多年的教義。這次來上海，聽說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革除了他的牧師。我知道上帝是最寬容的，而我們這些上帝的奴仆也應該學著寬容兄弟姐妹們犯錯誤。他已經為自己的過錯向上帝懺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寬容。我們這些上帝的奴仆們該不該寬容他啊?”

馮玉祥的話說到這個份上，董健吾隨即恢復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從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師的雙重身份，為黨從事特殊的情報活動。

03、協助特科除叛徒

一直在堅持革命

某一天，董健吾正在古玩店的經理室喝著咖啡，看著報紙，突然，他被一條消息所吸引：昨天傍晚，一艘駛往南昌的客輪停泊在碼頭，然后就在游客登船的過程中，發生一起槍擊案。兩個便衣朝一個身著長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射中了兩槍，然后匆匆離去……

董健吾正在思考這是不是中共特科的鋤奸行動，這是門外傳來了地下情報人員的敲門信號。董健吾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到了，趕緊開門將其迎入。

來者不是別人，正是中共特科在上海的負責人潘漢年。兩人進行簡單的寒暄之后，便直奔革命主義，董健吾正好向潘漢年打聽碼頭上的槍擊案是不是自己人干的？

潘漢年

無獨有偶，潘漢年也恰恰是因為這件事而來的。這件事確實是中共特科干的，那個中槍者是一個掌握了重要情報的叛徒，殺他就是為了防止黨的機密外泄。可是，那個叛徒雖然中了兩槍，卻并沒有斃命。

潘漢年隨即向董健吾詳細地介紹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為了配合江西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中共中央委派了一批有前方戰爭經驗的同志來上海發展壯大我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但是有些同志革命意志不堅定，到了上海之后就投敵變節了。此次的這個叛徒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其叛變之前，曾擔任我黨的重要干部，掌握了我黨很多機密的情報，必須要鏟除。

國民黨的特務機構也自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叛徒的重要性，于是決定派人護送他到江西南昌，讓他直接向蔣介石透露他所掌握的機密情報。

潘漢年和汪精衛斗智斗勇

潘漢年一方面通過內線時刻關注和掌握著這個叛徒的行蹤，另一面及時主動地向中央情報負責人陳云、康生等人匯報。經陳云、康生研究，為了確保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順利進行，決定在上海處決這個叛徒。交由康生負責的三科執行。于是便上演了碼頭狙擊叛徒的好戲。

誰知這個叛徒竟然沒死，被租界巡捕房送到了仁濟醫院進行搶救治療。事態嚴重、情況緊急，潘漢年立刻向黨中央匯報了情況，黨中央果斷命令他，為了確保中央蘇區的紅軍和地下黨的機密不被叛徒出賣，必須要在這個叛徒痊愈之前，將其擊斃在醫院里。

仁濟醫院是一所教會醫院，附設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時，醫療秩序就很嚴格，尤其是住院區，是不允許隨便出入的。更何況，目前已經打草驚蛇，國民黨特務也派人24小時在病房門口將叛徒保護起來了。這讓潘漢年等人感覺無從下手。

陳云與上海商務印刷局

潘漢年和他助手們認為：若想制定出合乎實際的處決叛徒的計劃，必須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敵人布防的情況，而要完成這樣一項特殊的偵察任務，又必須找到一位和教會有關系的情報人員，打著宗教的旗號，進入病房區巡視。這也就是潘漢年此次過來找董健吾的原因。

董健吾接到任務，深知這項任務的重要性。于是趕緊聯系醫院中一位和自己十分熟悉的牧師，通過閑聊的方式，逐漸摸清了這個叛徒的大致情況。他住在隔離病房，防范十分森嚴，非經特許，不準接近。

接著，他又以關心病人為名，和這位醫院中的牧師視察了所有的病房。他還發現，在這個叛徒的病房門口還有兩名武裝巡捕監守。

董健吾把了解的這些情況向潘漢年作了詳細的匯報。潘漢年認為光靠中共特科自己的力量，肯定是無法正常接近叛徒病房的，所以要求董健吾去尋求醫院醫務人員的幫助。

董健吾劇照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訪了這位有正義感的牧師，并在他的幫助下，說服了值班的護士，很快和潘漢年共同密商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行動計劃。

是夜，特科保衛人員化裝成仁濟醫院的醫務人員，在護士和牧師的帶領下，以查病房為由，大搖大擺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門口，出其不意地制服了監守的武裝巡捕，闖進病房，干凈利索地結束了這個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墻逃出醫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車，安全地撤離了。

這次鋤奸行動，由于是在敵人武裝監守的情況下完成的，因而無論是對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員，還是對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的人員———尤其是那些叛變投敵的敗類，都產生了強有力的震懾感。

04、充當信使訪陜北

越走越偏的老蔣

蔣介石入主南京后，他認定共產黨是“心腹之患”，日本軍國主義步步入侵中國卻是“皮膚之患”，因此舍本逐末地推行他那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荒誕國策。

但是，中華兒女在國家民族存亡之際，從來都是熱血沸騰、毫不退縮的。你不扛槍我不扛槍，誰來保衛祖國誰來保衛家？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華兒女同仇敵愾、奮起反抗。尤其是日本在東北扶持建立了偽滿洲國，致使東北淪陷、華北危急，全國上下掀起了抗日救國的熱潮，對漢奸更是絕不容忍。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可就在其開幕式上，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刺殺親日派頭子汪精衛案。這讓蔣介石感到十分恐懼和憂慮，他內心里十分清楚這些刺客的直接目標其實是他蔣介石，只是他當時沒有出席合影，才逃過一劫。

老蔣換個心思要抗日了

蔣介石開始意識到了，人民的意志不可違背。他覺得要接過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內外雙贏，對外可以爭取歐美諸國乃至于蘇聯的支持，對內可以贏得舉國上下的擁護。于是，出于政治目的，蔣介石也想要抗日了。

而且，在蔣介石內心里還有一個陰暗的想法，他想接過抗日救亡的大旗，然后在抗日救國的運動中逐漸分化、削弱中國共產黨和中共紅軍。

想好就辦。蔣介石先是認真熟悉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以及中國共產黨有名的《八一宣言》，并委派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英洛夫進行接觸，后又親自出馬和鮑格英洛夫進行秘密會商。但蘇聯政府還是不愿意充任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談判的中間人。

宋子文

蔣介石只能自己想辦法，親自和共產黨建立秘密聯系。他計劃了很多種渠道，其中一條就是想通過他的郎舅宋子文來完成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歐美諸國在華的代言人，因而是個堅定的反日派，自然愿意完成這一使命。但他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顯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身邊并沒有和共產黨有關系的親信。不得已，他只好求助于一向和共產黨關系極好的二姐宋慶齡。

宋慶齡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忠實擁護者，甚至因此和國民黨右派斗爭了近十年。宋慶齡先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人士，所以她長期和中共中央及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保持了親密戰友的關系。這種局面也是她內心里喜聞樂見的。

宋慶齡先生

所以宋慶齡先生便向弟弟推薦了董健吾。董健吾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陜北蘇區送信。為確保董健吾沿途的人身安全，行前，宋慶齡交董健吾一張委任狀，委董健吾為“西北經濟專員”，由財政部長孔祥熙簽名委任，以保障旅途通行無阻。

1936年1月，董健吾告別上海乘車西去，十分順利地到達西安。并在張學良將軍的幫助下順利抵達了膚施（即延安），和紅軍邊防司令李景林在蘇區邊境接上了頭。

2月27日，董健吾安全到達瓦窯堡。林伯渠、張云逸、袁國平等在瓦窯堡門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將宋氏密信呈遞博古，傳遞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國共產黨談判的意向。

毛主席

此時，中央紅軍已渡河東征，中共中央負責同志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都在前線石樓。幾經密電往返磋商，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集中各方意見，提出“與南京談判之意見”，表示“愿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施之談判”。

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項條件：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老蔣被迫抗日

期間，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同志也主動邀請過董健吾到石樓面議，討論和國民黨的聯絡問題。但是董健吾想到自己離開上海已近兩月，為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疑慮，希望快些回上海復命。

3月5日，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等人的同意下，董健吾帶著上述條件離開瓦窯堡回上海，順利完成了使命，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搭建了橋梁，功莫大焉！

05、西安事變立奇功

華北危險了

全面抗戰前夕，華北局勢十分危急，全國的愛國救亡熱潮十分高漲，被罵作“不抵抗將軍”的張學良一時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恰值此時，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學良將軍希望國民黨五次大會能開成救國抗日的誓師大會，從而積極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斗爭當中去。

但蔣介石卻在“對外關系之報告”中強調對日關系“當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外交方針。

會后，張學良仰天自語：“華北休矣！”

張學良

東北三省是在張學良的手中丟掉的，他唯有帶領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才能洗刷“不抵抗將軍”的罪名。為此，他秘密去監獄中探望了東北政壇名士杜重遠。

杜重遠因《閑話皇帝》一文受累入獄。他由前來探監的老朋友———地下共產黨員胡愈之的口中獲知《八一宣言》，以及蔣介石正在秘密謀求和共產黨接觸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張學良在東北軍集中陜甘兩省的情況下，走聯合抗日道路，并指出有三個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到了陜北，可以聯合起來；

第二，陜西省的實力派楊虎誠是有抗日進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進步分子，可以合作；

第三，新疆的盛世才原是張學良的部屬，他利用有利的地勢，可以和蘇聯搞好關系，這也是一個不可小視的抗日力量。

杜重遠

張學良信服杜重遠的見解。他為了盡快地打通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想了很多的渠道。其中之一是請求原部屬李杜將軍幫忙。

東北抗日失敗之后，李杜和馬占山、蘇炳文等抗日將領退入蘇聯國境，遂和共產黨發生了聯系。不久以前，他輾轉回到上海，依然和共產黨保持著接觸。他為了快些完成張學良的托付，請求有紅色牧師之稱的董健吾幫忙。

這時，董健吾已經接受宋慶齡的托付，去陜北蘇區送信，他答應李杜將軍等外出回到上海再幫忙。

董健吾帶著中共中央對國共談判的條件和復信回到上海，當面交給了宋慶齡先生，并受到了宋慶齡先生的誠摯感謝。

李杜將軍

也就是在這次相見中，董健吾說起在去年十二月，張學良曾秘密會見李杜將軍，鄭重委托李杜幫助尋找中共關系，以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問題。他征詢宋慶齡先生：可否從旁相助以及如何相助?

宋慶齡認為張學良想聯共抗日是好事，應該給予幫助。說到如何相助一事，她想起史沫特萊和艾黎曾帶來一位避難的“周先生”，“是個頗有學問、經歷不凡的共產黨員，很適合去從事這項工作”。她建議董健吾去史沫特萊家去和這位“周先生”談一談。

董健吾遵命來到史沫特萊家。他一見這位“周先生”驚得一怔，禁不住地說道：“怎么是你?”這位“周先生”淡然一笑，風趣地說：“這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呢?全是萬能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嘛!”

劉鼎

這位“周先生”的真名叫劉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先是陳賡的副手，后是潘漢年的搭檔，自然和董健吾是老熟人了。

董健吾驚詫地問：“你不是早已撤往中央蘇區了嗎?”

原來，劉鼎撤往中央蘇區途經閩浙贛蘇區的時候，正值國民黨發動第四次“圍剿”，通往中央蘇區的交通被封鎖。經方志敏的勸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留下擔任閩浙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紅軍大學第五分校政委。

方志敏先生

方志敏奉命率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皖南挺進，不久失利被俘。劉鼎等人隱藏在弋陽仙霞嶺一帶活動，過著野人一樣的生活。

1935年盛夏，因下山覓食被俘。先解往南昌行營軍法處，后轉送九江俘虜營。他尋機逃離九江，潛回上海。劉鼎通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找到在華的美國進步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當時沫特萊聽說劉鼎是來自江西的紅軍，遂把劉鼎帶到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囑咐道：“他將住在你們這里，直到他去別處。”劉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里。

董健吾劇照

董健吾把張學良想找中共關于商談抗日的事說了，問劉鼎可否當此重任。劉鼎感到事情有點突如其來，不知底細，就說：“我急于找到黨中央，希望能得到組織的指示。”

董健吾說：“到了西安才可以去陜北，這是一個條件，一定要讓他們送你去陜北。這次我去陜北，就是張學良派飛機送到膚施，再派騎兵護送到瓦窯堡的。”

劉鼎聽說這是找到黨中央的一個途徑，很興奮，但想到事關重大，表示要考慮兩天再答復。但終究還是答應了。

李杜得到劉鼎的答復后，立即電告張學良：“尋找我們的朋友，已經找到了。”

李克農

這時，張學良則剛在洛川會見過李克農，同中共建立了聯系，但仍然很重視李杜介紹的關系，立刻選派自己的親信，高級參議趙毅去上海迎接。

從此，劉鼎身份一變，成了中共派駐張學良身邊的代表，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功勛。

06、英雄暮年盡唏噓

潘楊事件對董健吾影響極大

董健吾就這樣一直默默無聞地為革命事業而心甘情愿地付出著，直到解放后！

解放初期，董健吾一直以一種特殊的身份為黨和國家默默地奮斗著。

但是，在1955年，董健吾受到潘漢年的影響和牽連，鋃鐺入獄了。最后，還是在周總理的關心下才被“取保候審”。

直到前文所說的1960年，國際友人斯諾提出要見他一面，董健吾的命運才迎來一絲真正意義的轉機。

斯諾的要求和提醒，讓黨中央和毛主席格外重視董健吾的革命經歷。經過調查，毛主席才對號入座地知道董健吾就是曾經撫養他三個兒子的那個人。

被收留的毛岸英和毛岸青

1961年，毛主席基于對一個革命同志的認可和對一個恩人的感激，在陳賡去上海考察的時候，特意交代陳賡要慎重考慮組織對董健吾的工作安排問題。

陳賡會見董健吾后，把他的情況向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作了介紹。1962年6月，經柯慶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為參事室參事。

但是好景不長，在那場空前的浩劫中，董健吾再次被卷入漩渦之中。

董健吾終究是對革命有了誰也無法否定的貢獻，所以，他還是憑借一個革命者堅強的意志撐了下去。

董健吾先生的夫人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東方紅醫院(即瑞金醫院)開過刀。3月19日，他又因為胃出血再次住進第一人民醫院。據說，當時由于血管僵化，注射器也無法插進他的血管。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選擇讓他“保守治療”。董健吾的病情逐漸惡化。

1970年10月，“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再次訪華，他在等待毛澤東的接見期間，又想起了當年的老朋友董健吾，提出要會見他。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毛主席自然不忍心拒絕斯諾的請求。但是，當時的董健吾已經被保守治療，遣送回家了，在毛主席的關心下，董健吾再次被送進東方紅醫院治療。

遺憾的是，沒等斯諾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這對革命好友終究還是再次緣鏗一面。

董健吾先生

在彌留之間，董健吾堅定地說：“知我罪我，自有公論。”，1970年12月12日，一個長期戰斗在秘密戰線上并且作出卓越的歷史性貢獻的優秀共產黨員，就這樣黯然謝世了！

但歷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歷，使董獲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79年上海市委統戰部舉行董健吾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中央領導李維漢、上海市委有關部門領導韓仰山、張延平以及趙樸初先生都送了花圈表示哀悼和紀念。

一個無私的革命者終究找到了他生命最終的歸宿。我們今天的幸福也必須要感謝那些矢志不移的革命烈士！斯人已去，精神長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