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博士曾指出：“成為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成為美國的盟友可能是致命的。”作為美國盟友的日本，近期正在深刻體會這種“致命性”。美國對日本征收高額“對等關稅”，對日本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在此背景下，美日貿易談判引發了全球的廣泛關注。在貿易與安保的雙重壓力下，美日同盟關系正面臨嚴峻考驗。這種多重危機的疊加，使得美日同盟的穩定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復旦發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教授受東方衛視邀請，對美日貿易談判一事進行解讀。以下內容由發展研究院根據采訪內容及孫教授增補內容編輯而成，供讀者參考，您也可點擊閱讀原文收看原視頻。因孫立堅教授對特朗普執政100天的評價文章篇幅較長，特分為上下兩篇，此為下篇。您也可以點擊以下鏈接回顧上篇內容：

Q1

4月23日，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針對日美間的關稅談判，須向美方闡明自由貿易的重要性。此前,石破茂還表示，日本不打算做出重大讓步，也不會急于達成協議。有分析指出,長期以來，在貿易問題上，日本往往對美采取謹慎甚至妥協的態度。相比之下,這次石破茂的一系列表態有什么不同尋常之處？您如何解讀？公開叫板美國,日本手里有“牌”可打嗎?

孫立堅：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面對特朗普此次采取的“一刀切”關稅政策，尤其是針對汽車行業和鋼鐵產業的高關稅措施時，展現出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態度。這種不同尋常的態度，與日本國內的政治壓力和經濟環境所面臨的挑戰密切相關。在此次中美關稅爭端中，日本不再愿意成為美國首先打擊的目標，以借此倒逼其他國家讓步，而是希望與其他國家在對美關稅政策的反應上保持一致性，甚至更加突出自身國家利益的維護。在此背景下，石破茂首相派遣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赤澤亮正與美國進行談判，其表現出的不卑不亢態度，與石破茂在國內多次展現的強硬立場形成了內外一致的態勢，也讓美國意識到，此次要拿下日本并非易事。

石破茂的強硬態度背后，反映出日本在談判戰術上的新調整。日本不再將問題談死，激化與美國的沖突，而是采取委婉拖延的戰術來表達反對意見，而非像過去那樣，一旦拖延無效便立刻退讓以討好美國。此次日本首相派遣的訪美代表團也做了充分準備。他們深知特朗普可能會根據之前在海湖莊園達成的思路，通過關稅和匯率這兩個關鍵切入點來迫使日本屈服于美國的利益訴求。由于此次日本準備充分，使得美國在這兩個目標上到目前為止都未能達成其原本計劃，這也讓日本認識到，改變談判態度反而更有利于維護自身國家利益。過去輕易讓步只會讓美國得寸進尺，進而破壞日本經濟的平衡。

目前，日本已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這是日本對美國采取強硬態度背后的重要底牌之一。日本可以通過減持美債來對美國施加壓力，以換取美國對日本汽車產業和鋼鋁產業關稅的讓步。然而，本文認為，美債持有量越是集中在日本手中，越難以成為日本的有力籌碼。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已成為美債的“莊家”，如果簡單粗暴地拋售美債，將導致日元大幅升值，進而使日本經濟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日本國內早已對日元大幅升值可能帶來的長期經濟衰退的結構性壓力深感憂慮，不再希望因日元升值而陷入日本經濟長期通縮的局面。

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不會利用美債持有量進行博弈。日本看到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美債持有國正在繼續減持美債，因此如果美國不順應日本的要求，日本可以采取不增持美債的方式，從而使美債價格面臨暴跌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的底牌并非減持，而是堅持這種態度。

當然，美日之間的博弈還涉及日本的多元化選擇問題。如果美國對日本態度過于強硬，日本可能會利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或其在東南亞長期投資積累的營商環境，推動日本企業向這些市場發展。這樣一來，美國要求產業鏈回歸的計劃，就會因日本的多元化選擇而難以實現。

然而，石破茂的強硬態度和日本的拖延戰術，能否最終保護日本產業的底線，能否讓美國特朗普政府對日本的高關稅政策，特別是針對汽車和鋼鋁產業的高關稅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這確實還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日本手里的其他底牌，比如增加農產品進口、更多持有美國進口產品等，都可能因零和博弈的結果，給日本經濟增長帶來下行壓力。總之，美日談判的僵持局面，最終取決于誰先頂不住壓力做出妥協。誰能夠堅持到最后，誰就能在這場博弈中占據優勢。這種“膽小鬼博弈”在美日談判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Q2

美日談判結束后，特朗普宣稱取得“重大進展”，但路透社稱，美日雙方除了同意再次會面外，幾乎沒有取得進展。日本關稅談判代表最早可能4月30日訪美，參加第二輪談判。貿易談判中，雙方各有哪些主要訴求?您認為日美在談判中的核心分歧在哪里?鑒于特朗普稱將調低對華關稅,那對于日本他可能讓步嗎?

孫立堅：在美日貿易談判中，雙方的核心訴求構成了談判的主要焦點。美國在此次談判中的核心訴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關鍵領域。首先，美國要求日本擴大從美國的進口市場，具體而言，希望日本增加對美國農產品（如牛肉、玉米等）以及美國能源產品的進口。其次，美國要求日本降低對醫療設備等高科技產品的進口限制。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曾通過幼稚產業保護政策（如高關稅）來培育國內產業，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如今日本已進入發達國家陣營，美國認為日本應降低對所有產業的保護，尤其是醫療設備等高科技產品領域。第三，美國要求日本降低關稅壁壘。日本目前對汽車零部件征收5%的關稅，乳制品最高可征收35%的關稅，酒類制品征收15%的關稅，美國希望日本降低這些關稅。此外，美國還要求日本限制與中國在供應鏈上的合作，例如稀土加工等領域，以避免這些產品通過日本轉口進入美國市場。最后，特朗普曾在Twitter上指責日本存在“隱性關稅壁壘”，例如日本汽車進入美國市場時需通過保齡球砸車測試等不合理要求。盡管日本方面強烈反駁這種不實指控，但美國指出，盡管日本是海外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在發達國家中，日本是海外投資進入最少的國家，這種“重大不匹配”成為美國攻擊日本隱性壁壘的重要靶點。很多西方人士認為，盡管日本市場在形式上看似開放，但進入市場的流程仍然存在許多隱晦且不合理的地方，難以被西方國家接受。而日本方面的解釋是文化的差異性和傳統的固化的習慣才導致日本社會更偏好反映這些特點的日本產品。

日本對美國的核心訴求也十分明確。首先，日本要求取消汽車關稅，因為汽車產業是日本的核心支柱產業，汽車關稅對日本經濟增長具有重大影響，日本將此作為首要條件。其次，日本希望在農業問題上得到對等對待。農業是日本的核心保護產業，因此日本希望避免過多開放農產品進口，爭取進入豁免清單或采取配額制。第三，日本希望在經濟安全合作上實現對等。美國在半導體供應鏈上給予日本技術共享，但這種共享存在排他性。日本希望美國能共享這些技術領域的核心產品，促進日本企業擴大市場和利潤，而不受到排他性政策的限制。

目前，美日談判的核心分歧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日本汽車加征關稅，而日本認為這種做法嚴重違反了WTO多邊自由貿易規則，直接威脅到日本核心產業的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進口美國農產品問題成為另一個沖突點。日本認為美國此舉是出于特朗普的選票利益，而非真正的貿易需求，這種做法對日本農業產業構成很大威脅。第三，日本經濟對外依賴的增長模式也面臨挑戰。日本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安倍經濟學的成果主要得益于中美經濟的良好表現。中國市場為日本企業提供了大量訂單，美國市場則是日本汽車產業和其他產品的重要銷售地。因此，美國要求日本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這對日本來說是難以接受的。日本在全球價值鏈中與中國形成了千絲萬縷的商業關系，離開這種關系，日本制造業通過供應鏈渠道實現收益的方式將無法保障。

在與美國的關稅談判中，日本準備了多張牌來換取與美國交換的同等地位。日本愿意擴大美國農產品的進口，例如增加玉米、大豆甚至大米的無關稅進口量；日本對美國汽車產業的認證制度做出讓步，不再因駕駛位置等細節問題拒絕美國汽車進入日本市場；日本強調其企業在美投資和創造就業方面的貢獻，尤其是在廣場協議之后，日本企業大量進軍美國市場，為美國經濟和就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日本提出在造船領域與美國的合作，例如破冰船等項目，希望以此換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最后，日本愿意直接從美國進口大量頁巖氣，作為交換條件。

然而，從第二輪美日談判的結果來看，美國對日本提出的這些關鍵讓步表現出無視和不接受的態度，甚至在汽車產業關稅問題上拒絕談判，這讓日本陷入困境。因此，日本只能采取拖延戰術，暫時不對美國提出的其他問題做出讓步，等待更有利的時機。

根據上述分析，特朗普是否會在日本問題上做出關稅豁免讓步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思考。首先，如果中國在貿易問題上對美國采取強硬態度，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通脹壓力和供應鏈缺失問題，那么日本及時向美國示好，可能會換取美國的讓步。中美貿易對立可能會為日本談判帶來利好機會。其次，如果特朗普意識到日本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對立準備，不會輕易按照他最初設想的方向發展談判，那么他可能會被迫做出一定讓步。第三，日本專家認為，美日談判結果不僅取決于雙方的協商，還取決于美國國內能否對特朗普的讓步達成共識，以及各自國內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能否協調。如果雙方國內的利益矛盾能夠妥善解決，那么談判的協調可能會變得容易；反之，如果國內矛盾無法調和，那么雙方的讓步都將難以實現。

Q3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分析指出，如果針對日本的所謂“對等關稅”落地，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下降0.59%。這反映出日本經濟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日本是貿易依賴型國家,特朗普發起的關稅戰，將如何深刻影響日本經濟?汽車是日本的核心產業，日本對美貿易順差中汽車出口占據了怎樣的份額，您能舉例分析一下日本汽車產業正因特朗普的“對等關稅”面臨怎樣的危機嗎？

孫立堅：我們首先從特朗普此次高關稅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整體沖擊談起。這一政策不僅影響到日本各個產業的營商環境，還可能導致日本經濟整體下行，進而對各行業的預期和投資布局產生深遠影響。根據野村綜合研究所的最新報告測算，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會導致日本經濟增速顯著下滑。例如，若美國對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加征24%到25%的關稅，這種基于貿易順差的“對等關稅”將直接導致日本GDP增速下降0.59%。這一損失對日本而言是不可低估的，相當于日本年經濟增速的近一半。以2024年為例，日本的實際GDP增長率僅為1.2%，而關稅沖擊幾乎抵消了其中一半的增速。如此巨大的損失可能導致日本經濟重新陷入通縮環境。

此外，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日本的經濟結構使其核心產業對關稅政策變化極為敏感，關稅政策對其核心產業造成了嚴重的結構性風險。在美國市場，日本的汽車、機械和電子三大核心產業占據了海外利潤的40%以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這些行業的企業群體造成了巨大的利潤沖擊，迫使它們不得不縮減投資、降低薪資，進而直接影響到日本國內的消費能力，進一步削弱了日本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從日本汽車產業受到關稅影響的角度來看，可以清晰地理解為什么日本政府將日美貿易談判的前提條件設定為豁免對日本汽車產業的高關稅，否則談判難以取得特朗普所期望的結果。這一點從日本汽車產業在對美貿易順差中的核心地位就能體現出來。例如，2024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680億美元，其中汽車及零部件就貢獻了78%，約530億美元。日本的三大汽車巨頭——豐田、本田和日產——在美國市場屬于中高檔汽車，憑借性價比優勢深受美國消費者喜愛。因此，這類企業對關稅的敏感度極高，關稅的增加會直接削弱其性價比優勢。從疫情期間供應鏈受到的沖擊對日本最大汽車巨頭豐田的影響來看，未來可能造成的影響有多大。例如，豐田在2019年的出口利潤率為9%，但到了2024年，其利潤率直接下降到了5.2%。從市場份額的角度來看，日本汽車產業過去的輝煌競爭力也可能因關稅而迅速下降。2024年，日本汽車的市場份額僅為14%，而在關稅沖擊下，市場份額可能會進一步萎縮。本田在美國的銷售量中有60%依賴日本本土生產并出口到美國市場，關稅的增加將使其市場份額大幅下降。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汽車產業受到重創，進而導致日本經濟整體受到沖擊。未來，日本汽車產業主要面臨四大危機挑戰。首先，關稅成本轉嫁困境是日本汽車產業面臨的首要挑戰。日本汽車的性價比在過去具有鮮明優勢，但關稅上升使得這種優勢難以維持。關稅無法轉嫁給消費者，否則市場將失去日本汽車曾經擁有的市場份額。例如，如果美國真的實施25%的汽車關稅，一輛原本售價3萬美元的日本出口汽車，價格將不得不上漲到3.75萬美元，這將嚴重削弱日本汽車相對于美國本土品牌（如福特F-150）的性價比優勢。關稅對日本汽車造成的傷害，反而提升了美國本土品牌福特的市場份額，這也印證了前面分析的日美產業賽道的沖突，是一種不可調和的同向賽道擠壓效應。根據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報告測算，如果日本汽車受到關稅制裁，日本車企一年的利潤將減少約1.2萬億日元，約合86億美元，相當于豐田2024年凈利潤的35%直接消失。

其次，供應鏈斷裂的風險是日本汽車產業面臨的第二大挑戰。盡管日本汽車制造早已不在本土，而是在廣場協議之后大量轉移到海外，但日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生產和投資仍然可能受到特朗普對兩國關稅政策的重壓和威脅。這可能導致日本車企不得不放棄在這些地區的生產線，從而面臨越來越大的供應鏈斷裂風險。如果日本車企堅持拖延政策，留在墨西哥和加拿大，而不回歸美國，美國可能會切斷日本車企80%從美國進口的半導體芯片供應，導致生產線停滯，迫使日本車企承受高昂的供應鏈調整成本，回歸美國。

第三，生產轉移的長期代價也是日本汽車產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日本車企為日本國內供應商提供了良好的商業機會。如果美國要求日本車企在美國建廠，甚至將所有供應鏈重新打造，這將進一步加劇日本國內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事實上，這種現象已經在發生，例如日本國內的汽車零部件廠商，如電裝和愛信，訂單正在流失。預計到2025年，這些企業的收入將下降15%。即使車企回歸美國，上下游供應鏈重新在美國打造，至少需要5到7年才能收回成本，短期內會加劇日本車企的債務壓力。這將是日本汽車產業核心競爭力衰退的重大危機。

最后，技術轉型資金分流的問題也將對日本汽車產業的未來發展構成挑戰。高關稅一旦落地，可能會讓日本意識到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汽車產業的產業結構問題。原本希望通過創新支持和開拓更多具有競爭力產業的思路，可能會因高關稅而受阻。更多資金將分流到存量產業保護上，例如補貼車企經銷商或在日本國內降價促銷，這將大量占用存量資金。這樣一來，車企轉型或日本在更多創新技術領域投入資金以培育新產業將變得非常困難。這不僅是日本當下的困境，更是對其未來可持續發展戰略布局的重大挑戰。

地緣政治博弈還將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如果美國實施關稅加匯率的策略，再次出現類似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大幅升值的情況，日本經濟將雪上加霜。在關稅壓力之外，日元升值的雙重壓力將難以承受。此外，即使日本車企開拓東南亞和歐洲市場，這些市場不僅競爭激烈，而且市場份額有限。即使日本車企能夠占據這些地區的全部市場份額，其總量也僅為美國市場的三分之一，遠遠無法彌補美國市場的損失。這可能導致日本汽車產業產能過剩，競爭力逐漸消失。

Q4

《日本經濟新聞》4月18日發文悲觀預測，剛熬過“失去的30年”，日本或再開啟“跌落的50年”。不過，文章作者、《日本經濟新聞》前華盛頓分社社長小竹洋之想批評的是，比起高關稅，日本政府的“草率應對”才更是背后問題癥結所在。日本輿論為什么認為,此次石破茂政府的應對是“草率”的?

孫立堅：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帶來的傷害是一代人的記憶，直到今天仍然揮之不去。這從日本輿論對石破茂政府應對美國高關稅政策的表現所表現出的極度不滿中也能看出。這種不滿其實是一種過度反應，但背后有著深刻的原因。

首先，石破茂政府缺乏系統性戰略預案。日本國內輿論批評石破茂只注重對美談判的態度和底牌交換的前提條件，卻沒有明確指出如果美國一意孤行采取高關稅制裁，日本將如何應對。這種不確定性讓民眾感到不安，也表現出對現有政府的不滿。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在談判結果尚未明確時，用確定的應對態度來化解不確定性確實非常艱難。甚至過度的未雨綢繆投入，可能會導致事倍功半的結果。日本輿論的這種反應與當年日本政府在廣場協議后不作為導致經濟長期衰退的結局密切相關。這種不滿情緒也反映出一種矯枉過正的態度，但這并不能讓日本做出更有效的應對舉措。

其次，石破茂政府的談判策略過于依賴傳統模式，即通過企業渠道游說美國企業，再間接影響美國政府，而沒有直接與特朗普政府以及其關注的選民進行溝通。日本輿論認為，這種溝通方式耽誤了談判的最佳時機。他們懷念當年安倍與特朗普建立的深厚友情，認為這種關系沒有在此次日美貿易談判中得到延續，是日本社會不滿的第二個方面。

最后，石破茂政府對日美貿易戰可能給日本經濟帶來的影響未做出充分響應，未充分動員國內共識。輿論批評政府沒有重新復盤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傷害，也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做好風險分擔的心理準備。這種缺失可能導致未來一旦出現不良結果，日本國民會過度反應，進而造成日本經濟更嚴重的衰退。這也是日本輿論對石破茂政府的批評所在。

日本社會對廣場協議給日本帶來的傷害記憶猶新。這種深重的傷害使得日本對石破茂政府的表現極為不滿，這種態度與廣場協議的烙印密不可分。

Q5

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是在當時日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簽署的,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這份廣場協議?這份協議如何牽制了日本經濟發展?您認為這次的特朗普關稅戰會否造出"廣場協議2.0"的出現?為什么?

孫立堅：廣場協議于1985年9月簽署，是美國召集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等對美存在貿易順差的五個主要國家，在紐約廣場酒店召開會議的結果。此次會議本質上由美國單邊主導，其核心目標是要求與會各國配合美國調整外匯市場，旨在解決美元過度升值所引發的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問題，并糾正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匯率被低估所導致的貿易順差現象。廣場協議通常被視為美國憑借美元霸權地位，迫使非美貨幣作出讓步的典型案例，也被認為是美國針對貿易順差國家發動的一場金融戰。在此之前，美國曾嘗試通過關稅手段或數量配額來調整貿易逆差，但這些措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反而導致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這或許可以解釋特朗普認為當年關稅政策力度不足的原因，進而促使他采取了更為廣泛和深入的關稅政策，不僅針對貿易順差國家，還針對核心產業實施報復性關稅，試圖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

然而，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產生了深遠且負面的影響。在協議簽署之前，日本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已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制造業強國。廣場協議簽署后，日本經濟格局被扭曲，最終陷入了長期衰退。

匯率調整之所以會帶來如此嚴重的后果，主要是因為日本的經濟增長模式、產業比較優勢以及經濟結構的雙重約束被廣場協議所引發的人為匯率調整所打破。當時，日本政府、產業界和學術界對廣場協議的影響過于樂觀，未能充分認識到其潛在的負面影響。日本在經濟繁榮時期接受了美國的要求，實施了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包括金融市場開放、擴大內需、稅收政策調整以及減少出口依賴等，但這些改革并未真正提升日本經濟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反而導致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

此外，日元升值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出口效益。以日元計價的出口收益大幅縮水，而制造業企業的成本卻因日元升值而上升，導致收益與成本嚴重不匹配。這種問題在匯率調整過程中愈發明顯，使得日本制造業的競爭力因廣場協議而大幅削弱。日本有競爭力的企業不得不將制造業移出國內，到海外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也引發了日本國內產業空心化的擔憂，導致國內就業機會減少，上下游企業合作模式被打破，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惡化。與此同時，日元升值帶來的房地產和金融資產泡沫化問題也日益嚴重。日元升值預期推動了房地產價格上漲，加上日本土地私有化的特點，土地和房地產泡沫進一步膨脹。這種泡沫并非基于真實的消費能力增長，而是基于日元升值帶來的估值上漲預期。日本社會的儲蓄結構也因此改變，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和金融市場，形成了脫實向虛的局面。為了對沖日元升值對產業競爭力的沖擊，日本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這進一步助長了房地產泡沫。當美國在1987年開始加息時，海外資本率先撤出日本房地產市場，引發日本投資者對資產高估問題的關注。最終，股票和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日本企業和家庭背負巨額債務，投資和消費能力大幅下降。日本政府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經驗不足，采取了錯誤的管理措施，使得經濟衰退長期化、深度化。

盡管廣場協議本身并未直接導致日本經濟衰退，但它引發了日本經濟的脫實向虛現象，導致了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的形成與破裂。這些泡沫破裂后，日本社會背負巨額債務，金融機構紛紛倒閉，財政盈余轉為赤字，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通縮，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盡管“失去的三十年”可能有些夸張，但日本經濟確實經歷了長達二十年的停滯。

如今，日本一代人對廣場協議帶來的痛苦記憶猶新。當年的青年政治家，如今如石破茂等人，絕不會再讓類似的痛苦重演。面對特朗普可能期待的“廣場協議2.0”，日本絕不會輕易簽署這種不公平的協議。盡管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和關稅手段提升產業競爭力、降低債務成本，但今天的日本和歐洲乃至中國都不會接受這種單方面的霸權要求。

再看日本不簽署類似廣場協議的動因和能力具體反映在哪些方面。首先，我們需要承認現在的日本經濟與當年相比仍存在相似之處，結構性問題依然是主導因素。當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是廣場協議的導火索，如今日美貿易順差問題依然存在。同時，日美之間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即所謂的美日安保條約問題依然存在，日本在安全上依賴美國，這與經濟自主之間的矛盾依然難以調和。然而，今天的日美的博弈維度與美國的反制能力都已發生諸多變化，美日貿易談判中日本有可能局部妥協，但全面屈服概率低。。當年的日本是制造業強國，而如今的日本經濟處于衰退格局中，尚未擺脫長期衰退的負面影響。因此，日本在心態上絕不會掉以輕心或過度樂觀，反而會保持高度警惕。他們采取拖延戰術，可能是在美日安保條約與經濟自主之間的矛盾中，尋找抵御不公平挑戰的方法。此外，今天美國對日本的制裁渠道越來越有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貿易順差背后是多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合作關系，甚至美國企業也參與其中。美國若制裁日本，不僅會傷害自身企業利益，還會波及中國企業和其他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合作。如今的貿易關系更多是企業內貿易，而非當年國家間的簡單貿易模式，這也限制了美國的制裁手段。日元升值曾帶來的房地產和金融資產泡沫化問題，是當年廣場協議后日本經濟脫實向虛的重要原因。如今，日本在面對類似挑戰時，已經有了深刻的教訓和經驗，絕不會再輕易重蹈覆轍。

視頻來源 | 看看新聞

文字整理&微信排版 | 楊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