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云夢竹

如果人類的歷史是一場演出，那么2016年美國大選一定是一幕令人捧腹的喜劇。

許多專業學者對于特朗普支持者的行為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理解，為什么那些低收入的白人選民會將自己的選票投給一個以向富人和企業提供優厚福利而聞名的候選人？

希拉里·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稱他們為“可悲的人”，他們不顧自己的錢包，支持民族民粹主義和右翼的種族主義。

特朗普對政治正確性幾乎沒有任何顧慮，他的出現顛覆了以往人們對于美國政治家的認知，而這種顛覆性的背后，是其重新設計的治理戰略。

他帶給民眾的不再是面包和馬戲，而是恐懼和厭惡。

特朗普讓美國工人階級相信，今天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不是來自像他一樣的美國富豪，而是來自移民、少數族裔和中國。

憤怒與恐懼取代了理性的經濟政策，樹立在邊境的高墻，取代了胡佛大壩、66號公路以及波音747，成為了美國未來的新期望。

他讓美國工人階級相信，當邊境墻高高豎起的那一刻，曾經的黃金時代就會回到這片上帝賜福的土地。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真正的問題并不是移民、少數族裔和中國，恰恰是特朗普這種富豪……

壹

在我第一次摸到政治課本的時候，老師就告訴我,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還一一列出資本家的各種罪狀：如金錢至上、貧富差距，寧愿把牛奶倒進河里也不給窮人喝等等。

那時候我覺得，美國的底層老百姓一定很慘，心里莫名的會有種社會主義優越感。

但后來發現，人家的福利比我們好的多，在我們打螺絲拼血條、啃著硬邦邦的咸菜的時候，美國工人階級已經可以憑借一份工作，購買250平米的房子以及兩臺汽車了。

再加上美國宣傳機器晝夜不停地各種描繪“美國夢”，這種誘惑很輕易地就占領了第三世界民眾的心智，爭著搶著跑去美國打黑工、洗盤子，做下等公民做得甘之如飴，因為這些人放在國內是妥妥的高收入群體。

就這樣，一波波的移民帶著對美國的各種憧憬和想象，在全世界塑造出一個巨大的歷史仰角。

但這個歷史仰角的支點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迅速塌方了。

1965年美國CEO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為21倍，1989年增長到61倍，而今天則是351倍。1978年至2020年，基于實際薪酬計算下，美國CEO薪酬增長了1322%。相比之下，普通工人的薪酬從1978年到2020年僅增長了18%。

要真正了解這件事的根源，我們要從一個叫做福利資本主義的東西講起。

資本家嘛，肯定喜歡利潤，但有的時候不是一個勁地搞剝削壓迫就一定取得理想的收益。

在美國和英國，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現，低工資雖然可以給企業降低成本，但過大的人員流動反而影響了企業的整體效率。相反，如果給予員工足夠的福利，可以促進員工對于工作的積極性以及對于企業理念的認可，反而可以提高收益。

1888年英國威勒爾陽光港，聯合利華的前身利華兄弟，為其肥皂工人修建了模范村，并提供免費租房。與此同時，他們還將企業利潤的一部分做為福利分發給工人，為其提供教育和娛樂，同時修建了醫院、學校、音樂廳以及露天游泳池。

經濟學家將這種行為，歸攏稱為福利資本主義。

1914年，福特公司開始給員工大幅度提升薪水，在周薪10元的年代，福特直接把工人日薪水提高為5元。1922年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的杰拉德·斯沃普，開始引入福利資本主義，并宣布要將大多數收益發放給普通工人。

1927年GE集團董事長，在哈佛商學院發表了其最著名的演說，在其中他痛斥資本主義中企圖賺取最后一筆利潤的行為。

在這一系列的先進思想主導下，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開始將利潤分享給員工，慢慢地，衡量一個企業是否偉大的標準不再是賺取多少利潤，而是雇傭了多少員工，提供了多少薪酬，分享了多少收益。

美國企業的慷慨讓美國工人階級過上了夢寐以求的生活，而美國工人階級則將自己無限的創造力和智慧貢獻給了企業。

除了工資高，福利好以外，當時美國企業基本不存在裁員的情況，一個工作干到退休是家常便飯。哪怕企業經營困難，首先削減的也是股東收益，而非裁撤工人，甚至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既裁員的CEO是不對的。

蘇聯當時宣傳部門難以理解，為什么在革命著作中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階級會成為美國社會的穩定閥，為什么這些人會堅定支持美國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向往自我的解放。

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美國工人階級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最大受益者。在1965年，美國CEO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僅僅只有21倍。

而這一切的美夢都被一顆子彈擊碎了。

貳

1981年3月30日，時任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演講結束后返回豪華轎車時，約翰·欣克利二世突然開槍將其擊中，里根隨后倒地不起，并被緊急送往華盛頓大學醫院救治。

雖然已經瀕臨死亡，但在醫生專業的治療下，奇跡出現了，里根轉危為安，并在11天后出院。

這輪刺殺對于美國政治的影響遠超大家想象，里根通過這輪刺殺堅定地認為，上帝留他一命是因為其有著特殊的使命——解決蘇聯。

隨后里根推動了星球大戰計劃，以及福利政策的削減，而美國民眾在刺殺后，對于里根的支持大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一系列原本無法通過的政策在里根任期中被通過了。

在里根時期，當時美國最嚴重的經濟問題是滯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里根引入了新自由主義取代了原本的凱恩斯主義，削減了本就不多的美國福利。

其中對于健康福利的削減直接導致了今天美國保險金融-醫療利益集團的崛起，根據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發布的報告，2022年美國健康相關支出接近4.5萬億美元，占GDP的17.3%。而美國的健康狀況和人均壽命，卻是發達國家中墊底的存在。

在削減福利開支后，里根推動了星球大戰計劃，該計劃直接在數年內將美國國防預算拉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并且改變了國防采購的執行細節。

在1980年之前，美國國防采購執行嚴格的成本核算機制，也就是國防供應商只能攫取少部分利潤，韋爾奇在其自傳中就寫道，當時通用電氣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給民兵導彈提供配套產品的過程中利潤過高，被國防部要求退還1.6億美元。

簡單來講，別說鍋里的，就算是吃到嘴里的都要吐出來，這是今天美國軍火商所不敢想象的。

而里根的星球大戰，以及新自由主義改變了這一切，也締造了軍工復合體這頭吞噬美國政府財富的饕餮巨獸。

同時，里根政府放松了對于資本的監管，促進了金融行業的發展，其政策慣性導致1999年克林頓總統正式頒布《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徹底宣告美國廢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取消了分業經營的限制，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里根大幅度削減稅收，在減稅的同時，因為國防等原因，政府開支大大增加。里根上任之前，美國的國債僅為7119億美元，而在其執政的八年中，里根政府一共借了1.4萬億美元。里根8年任期里所增加的國債，是之前美國200年國債總和的兩倍。

醫療問題、金融失控、軍工復合體、國債，你今天可以想象到的美國所有問題，都可以在里根身上找到原因。如果這世界上真的有上帝，那么上帝拯救里根的唯一目的，一定是毀滅美國。

美國工人的黃金時代，在新自由主義的鐘聲下走向覆滅。

叁

在里根時期，美國政府完成了從凱恩斯主義基礎的經濟政策向哈耶克及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歷史性轉變。

政府不再是屬于市場，而是為市場服務，他們高舉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旗幟，同時將國家和政府貶低為市場的仆人。

新自由主義標志著社會正義和市場正義將不再共存，唯一能夠生存下來的是市場正義。

根據哈耶克的經典觀點，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社會正義的概念只是一種“空洞而毫無意義”的想象。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市場中弱肉強食。

就在這個歷史當口，韋爾奇當選通用電氣CEO。

在上世紀20年代，通用電氣拉開了美國黃金年代的序幕，而韋爾奇則將這一切終結。

他認為上市公司主要對股東忠誠，而不是對員工忠誠，股東才是企業的所有者。企業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盈利就是企業的第一愿景。

在通用電氣CEO任命前的比拼中，韋爾奇就依靠一招簡單的裁員，將其負責的業務利潤快速拉到了整個集團的前列，并贏得比拼。因為在那個年代，裁員是不道德的，而韋爾奇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擔任通用電氣CEO之后，韋爾奇就快速裁員，在短短五年內裁掉了近10萬人。在裁員的同時，韋爾奇大面積啟用外包作為企業用工的主要手段。將員工分為雇傭員工和外包員工，在內部對工種進行了區分。

這種外包給美國用工市場帶來了革命性的創舉，當年通用電氣的人力成本就大幅度下降，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后面就止不住了。剛開始還僅僅是將清潔，保安，前臺這些崗位外包，隨后，生產這類崗位的外包也開始了。慢慢韋爾奇發現，與其外包給美國人，不如直接外包給第三世界，他們的員工成本更低。

韋爾奇甚至認為，在理想情況下，“你應該把你擁有的每一家工廠都裝上駁船，以便隨著貨幣和經濟的變化而移動。”通用電氣不僅將大部分制造業務轉移到海外，其零部件供應商也同樣如此，通用電氣在精心策劃的“供應商遷移研討會”上，韋爾奇直接威脅供應商將工廠遷移到第三世界，以此降低成本，否則就會破產。

可以說，美國的工業，就是被韋爾奇這種人給毀掉的。韋爾奇引入的外包，極大沖擊了美國勞動力市場，在韋爾奇擔任CEO之后，通用電氣內部普通工人的工資增長就陷入了停滯。

然而要命的是，因為里根對于金融領域的松綁，整個美國金融市場一片繁榮。隨著外包的推動，通用電氣成本大幅度下降，凈利潤不斷攀升。在任期內，韋爾奇將裁員節約下來的利潤，放在市場上回收股票，一方面是裁員帶來的成本降低，業績增加，一方面是企業主動回購帶來的金融市場繁榮。在兩者呼應之下，通用電氣股價暴漲，韋爾奇給全美國的CEO做了一個錯誤示范。

在韋爾奇主導通用電氣的第一個十年里面，通用電氣金融部門從110億美元飆升到700億美元，而此后十五年，通用電氣金融部門更是來到3700億美元的高位。2000年，通用電氣一半的利潤來自金融部門，而這成為了通用電氣在2008年瀕臨破產的重要原因。

肆

福特在1992年報告稱，其53%的員工在美國和加拿大工作。到2009年，其北美員工僅占總員工人數的37%，這還包含了墨西哥工廠在內。

電氣工人工會的勞倫·阿斯普倫在談及此事時說道：由于53%的美國大公司實施離岸外包戰略，“現在沒有工作保障了”。

在韋爾奇的推動下，員工福利取消了，甚至連崗位都被更為廉價的勞動力所取代了。人力成本的降低帶來的是金融市場的極度繁榮。那一階段，幾乎所有美國企業的盈利都在快速增加（至少報表上是這么顯示的）。

而這種繁榮的背后，是失業浪潮一浪接過一浪，所帶來的是整體工作紀律的喪失。

一名經歷過這些故事的工程主管說，在韋爾奇之前，通用電氣的工程師以快速完成任務為己任，而在韋爾奇之后，所有人都在失業的恐懼之中，我們會盡可能地讓項目延長，這樣就能降低自己失業的風險，而且在項目末期，所有人都在考慮如何去新項目而不是如何將手中的工作完成，這對于公司來講，是徹徹底底的災難。

失業的危險，讓美國工人的效率不斷降低，而效率的降低進一步堅定了管理層外包的決心，失業風險進一步增加，在這種惡性循環下，美國金融市場一片繁榮，而工業則逐漸衰退。

第三世界國家的低成本人力，沖擊了美國就業市場，只是今天美國國家危機的表象。

以韋爾奇為代表的CEO，基于股東利益，降低人力成本，推動外包促進金融化進程，是美國國家危機的脈絡，而這一切的內核，是新自由主義對于國家主權的踐踏。

新自由主義表面上所推動的市場決定論，本質上是對民主國家政權合法性的踐踏，即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無權立法約束市場，政治現在必須處于從屬地位，無法干預經濟，只能充當經濟的仆人和“保鏢”。

而私人董事會卻可以對市場進行直接行動，這就意味著，少部分富人、CEO及其專業人士組成的公司高層，事實上取得了美國經濟的主導權，以及美國的政治主導權。

這也是為什么在這幾十年內，美國CEO的收入增長如此迅猛。他們主導經濟，自然獲得收益。

當這些經濟精英在2008年招致滔天巨浪之后，他們利用媒體和宣傳讓大家相信，這場危機不是來自于他們的貪婪和墮落，而是公共部門的低效和國家債務造成的。

最終，他們讓底層群眾和華盛頓的決策者為他們的錯誤買單，美國政府被迫拿出巨額資金救市。無數的工薪階層和退休人員付出了代價，而他們對于金融系統的崩潰，不承擔任何責任。

政府不干預市場，但卻為市場的錯誤買單。

如果大家再考慮一下，美國大企業的避稅手段，以及美國普通民眾的稅收壓力，就能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救市行為是金融企業對普通群眾的掠奪。

美國工人的衰退根源就在這里，美國工人的權利，被新自由主義無情掠奪了，人民的議會不再享有權利，而私人的董事會卻可以決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