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發生深刻變化，服務業與服務貿易日益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服務業與服務貿易的高質量發展是一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有力抓手。

從“制造”到“數字+服務+制造”

20世紀80年代以前，全球貿易以“制造”為核心，主要涉及制造業（貨物生產），覆蓋地區主要是發達經濟體，包括北美、歐洲、日韓、澳新等。這個時期的全球貿易制度框架是“關貿總協定”（GATT），主要面向貨物貿易。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全球貿易開展轉向以“服務+制造”為核心，最近10余年則表現為以“數字+服務+制造”為核心。“服務+制造”階段也是全球價值鏈（GVCs）分工全面興起的時期，服務業與服務貿易的地位及其重要性開始凸顯。以信息通信技術（ICT）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有效降低了跨國溝通成本與協調成本，使得世界經濟秩序在動態中不斷調整。與此同時，全球貿易體系下的多邊談判機制通過降低貿易成本、促進服務市場準入，進一步推動了GVCs的興起。其中，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達成與落實，有力促進了服務業開放與服務貿易發展。不過，此時的服務業開放，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開放非常有限，開放模式主要是實行正面清單而非負面清單。

近年來，數字革命與人工智能（AI）的快速發展，推動全球貿易向“數字+服務+制造”方向轉型。有關國家，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意識到GATS框架已經無法滿足現實中數字經濟與服務經濟蓬勃發展的需要。于是，美國等50個經濟體于2013年發起了《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TISA是一個涵蓋所有服務領域的綜合性協定，旨在強化服務貿易規則、改進服務市場準入、擴大服務市場開放與服務貿易自由化。該協定專門增加了包括數字貿易、信息服務產品（如App Store）等新領域，自由化水平相對更高，如國民待遇采用負面清單方式、對服務開放設置凍結條款（即一旦承諾開放，不再增加新的限制措施）和棘輪條款（即一旦做出承諾，此后談判時要將其納入協定中并永久受其約束）、實施“向前看的最惠國待遇”機制（即成員方在未來締結的雙邊協定中提供的優惠待遇應給予所有TISA成員）等。此外，在不少國家的雙邊與區域一體化安排中，服務經濟與數字經濟開放合作也成為重要組成部分。

以開放促進國內服務業發展

當前，服務貿易涵蓋了比貨物貿易更豐富的內容。按照具體用途或功能，這些服務可分為消費性服務、生產性服務以及二者的復合體（比如銀行服務既面向消費者也面向生產者）。其中，消費性服務（如教育、文化、醫療、信息傳播等）對消費者即“人”的影響很大，比如影響人的健康、人力資本等。而生產性服務體現為專業化分工的投入，對生產者或企業的影響更大。這些服務貿易的開展都高度依賴規則與制度設計。過去，在以“制造”為主的全球貿易階段，加工裝配活動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識技能與創新支撐，在局部地區與行業領域的開放（如設立出口加工區等）就可以滿足需要，因而不會特別強調制度優勢的支撐。在“數字+服務”的全球貿易階段，這一支撐則是加快服務經濟與數字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所以，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是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屬于制度型開放，需要復雜精細的制度設計作為支撐。

2001年正式加入WTO，為中國參與“服務+制造”階段提供了重要契機，中國經濟由此駛入迅速發展的快車道。2024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56.7%，就業比重接近50%，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總貢獻率達56.2%；服務貿易總額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服務業與服務貿易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新優勢。但如果橫向比較，中國的服務業規模與服務貿易發展水平仍不及發達經濟體，也與自身的經濟規模和增長績效不相匹配。隨著“數字+服務+制造”的全球貿易新格局形成，中國迎來新的時代機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提升服務貿易。在此背景下，推動制度型開放，有序放開服務市場限制，特別是外國準入限制，打破競爭壁壘、規制透明度、信息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壁壘等限制，提升我國服務市場的開放度、競爭性與發展效能，成為推動我國服務貿易乃至整個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對我國來說，對內要有序放寬服務市場準入，破除行政性壟斷，建立公開、平等、規范的行業準入制度，促進有序競爭。同時，應高度重視市場環境建設，倡導規范誠信服務、健全服務業標準體系、優化服務業核算。對外要順應全球服務貿易發展趨勢，推動服務業對外開放，在對外開放過程中逐步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國際社會對服務領域開放與國際合作機制建設高度重視，中國應密切關注這一發展態勢，抓住機遇、積極參與，成為服務貿易多邊規則的貢獻者。同時，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重要抓手，在當前雙邊與區域合作框架下，逐漸引入更多的服務領域對等開放舉措。這不僅有助于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提升區域合作水平與質量，也可以為參與國際服務貿易多邊規則制定與機制建設積累經驗。

此外，要善于運用經濟網絡思維，把我國服務業發展置于全球經濟網絡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服務業與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經濟網絡并不限于一國一地，只有面向全球市場，才能真正做大做強服務業，夯實服務業發展的微觀基礎。隨著數字經濟與現代服務業的深度融合，經濟網絡分工的物質基礎比較充足，制度、規則、標準等方面的影響在逐漸上升。這些變化趨勢對于中國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發展服務業，不僅涉及經濟領域的具體政策措施，還要樹立起更加開放的社會觀念，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為服務業與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中國產業鏈的韌性與升級趨勢研究”（24&ZD057）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