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李雨心 攝影報道

文物承載璀璨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而文物普查是文物事業發展的重要基礎性工作，更是重大國情國力調查。在四川這片文化的沃土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日復一日地迎著朝霞行走在田野里，劈開荒林間的雜草和荊棘，只為找尋散落在廣闊大地的珍貴文化遺產。他們，就是去往深山與村落中開展文物普查的工作者。

4月仲春時節，在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以下簡稱“四普”）的第二階段進入收尾之際，封面新聞記者來到了“四普”工作的一線，在山林荒野間感受四川“四普人”平凡又充實的一天。于是，在廣元劍閣縣的蒼翠古柏間，在成都市新津區精妙絕倫的壁畫側，在成都市錦江區的明代蜀藩王墓前，他們說起了與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相遇時的奇妙經歷，談到普查路上見過的夏日驕陽與冬日寒風。而在這些細碎的時光中，摸清文物家底的責任和信念，在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者間流動、傳承。

古柏蒼蒼之間

明清時期的蜀道被看見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叫作斷背梁，是蜀道劍閬道南線的重要節點之一。而翠云廊劍閬道徐家陔至文林鋪遺址，就是我們此次‘四普’中的重要新發現。”進入4月，四川盆地的氣溫陡然上升，在烈日的曝曬中，劍閣縣的氣溫一時飆到了30度。但當腳步踏上劍閬道，沿線分布的古柏樹遮天蔽日，粗大的樹干昭示著它們在此處的悠久歷史。現場，劍閣縣文管所辦公室主任傅玉斌、劍閣縣普查隊員嚴江浙與記者一同行走在這條古老的蜀道上，介紹了其意義和價值。

傅玉斌（左）與嚴江浙（右）在劍閬道上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千年前，詩仙李白寫下《蜀道難》這一千古名篇，讓蜀道的險峻聞名于世。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條古代穿越秦巴山脈由人工開拓出的宏大道路系統，架起了中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人文傳承與生態延續的長廊，書寫了世界古代交通史上的光輝一頁。

據悉，在2023年年底，國家文物局將蜀道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并結合“四普”統籌配置開展工作。而眼前的這段蜀道劍閬道，正是在2024年開展“蜀道考古”調查工作時發現的古道，并將其納入了“四普”的新發現中。

“可以說，翠云廊劍閬道徐家陔至文林鋪段，非常原真地保留了明清時期行道古柏及土石路面。”當手觸摸在古柏斑駁粗糙的枝干上時，傅玉斌說起了這段古道的歷史，如今這條古道掩藏在田野間鮮有人問津，但在五百多年前，這里曾熙熙攘攘，來往行人絡繹不絕。這條古道連接劍州古城（今劍閣縣普安鎮）和閬中古城，相較于翠云廊金牛道段，人為干涉較少，尚保存著比較古拙的面貌，對人們了解、深入了解蜀道全貌，提供了更為深厚的材料支撐。

“作為線性遺產，劍閬道的道路全長是比較分散的狀態。我們于今年1月份在劍閬道進行了數據采集等工作，發現沿線斷續分布一級道路有31.2公里。其中，徐家陔到文林鋪這一段長達19.61公里的古道保存較好，其路面較為原始。”嚴江浙介紹道。這位2024年才畢業于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的“95后”，懷揣著對文物事業的熱愛，剛參加工作不久后便迎來人生中的首次文物普查。

劍閬道上古柏蒼蒼

從去年到當下，嚴江浙與參加過“三普”工作的傅玉斌一同，在劍閣這片土地上找尋文物的足跡，一同走訪了多個歷史遺址，精準記錄下文物的形狀尺寸、保存現狀、地理坐標……嚴江浙還提到，聽參加“三普”的前輩說起，以前做文物普查時，所采取的方法更多的是用眼睛看、用手摸、用筆來記錄。可如今在科技水平的不斷進步下，數字化手段的大量運用，支撐起“四普”文物數字化信息庫的構建。

“雖然普查的手段可能變了，但我從普查前輩那里學到的，是我們對于文物的保護之心和敬畏之心，這兩點是不可以改變的。”嚴江浙這樣說道。

用數字化構建檔案

“成都標準”下的新津觀音寺

川西平原，南河之濱，坐落著一座小而美的古剎——新津觀音寺。觀音寺創建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史載稱其有一百零八重殿宇，規模宏偉。歷史上，觀音寺幾經毀損、更修，如今，僅存明代建筑毗盧殿、觀音殿及清代的山門、彌勒殿、接引殿等建筑。其中，寺內保存完好的明代佛教十二圓覺壁畫，堪與北京法海寺和山西永樂宮壁畫媲美。

在新津觀音寺中，文物普查人員正在進行工作

清晨時分，太陽還未直射到古寺內，在觀音殿前的空地上擺放著一張大桌子，新津區的文物普查工作者正俯身趴在桌上，用鉛筆細細勾勒出這座古建筑的線圖。清風拂過，繪制紙上的鉛筆沙沙作響，為古寺更添一份靜謐悠然。

“觀音寺是我們此次文物普查的一個重點點位，我們通過完整全面的數字化采集，建立起了一套觀音寺的數字化文物檔案，也會把這一成果用于文物保護利用工作中。”新津區文保中心主任顏斌向記者介紹道，觀音寺的數字化采集工作前后持續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采用了高清影像圖拍攝、三維掃描、全站儀特征點控制、全景攝影等方法，收集到了寺中院落三維點云模型、建筑三維點云模型等數據。

在新津觀音寺中，文物普查人員正在進行工作

毗盧殿中，還有一幅令人嘆為觀止的壁畫《香山全堂》，這幅壁畫與十二圓覺壁畫繪制于同年，也就是明成化四年（1468年），但又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進行了重繪，所以呈現出明顯的清代風格。“但是通過數字化的技術手段，我們在清朝的壁畫之下，看到一些明朝的內容。”

而據成都市“四普”古建筑業務指導組成員蔡宇琨介紹，如此細致的數據采集，也得益于文物普查“成都標準”的制定。原來，成都市在國家文物局印發的文物普查標準的基礎上，提出更細的技術要求，結合實際制定了文物普查登記技術規范，被業界稱為“成都標準”。

“譬如我負責的古建筑這一塊兒，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標準，需要建筑的平面示意圖，以及表現其周邊環境的環境圖。但在‘成都標準’里，還規定普查圖紙數量不少于20張。觀音寺就做了全套的測繪，有各個單體建筑的立面圖、剖面圖、仰視圖等，還做了三維掃描的采集，深度和精細度比普通標準要高出很多。”蔡宇琨說道。

觀音寺中新發現的明代碑文

此外，顏斌也感慨道，正因為在文物普查中細心認真的工作態度和作風，新津觀音寺才能與新發現相遇。原來，在清末重建的龍祖殿中，有一件明代的石碑，這一石碑正面雕刻著龍神龕像，因增設隔墻，遮擋了背面的碑文，造像碑的后壁并沒有引起后人的重視。“經過‘四普’，我們發現了碑后壁的《觀音寺福田界至記》碑文，其上追述了觀音寺的鼎革遷變 、福田擴張等歷史信息，為研究明代佛教發展和佛寺建設提供了新的材料。”

又一明蜀王陵“現身”

陵前首次發現大型建筑

在巴蜀大地上，蜀王的故事自然自帶“流量”。明代蜀王，數百年扎根蜀地，子子孫孫相傳，延續了十世十三王。如今，在成都平原之上，已有五位明代蜀王的陵墓經過了考古發掘，其中包括僖王陵、昭王陵等。隨著“四普”工作的進行，又有一座明代蜀王的陵墓在錦官城中緩緩現身，那就是——端王陵。

明蜀端王陵在“四普”中現身

在炙熱的陽光中，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筑遺存就裸露在錦江區柳江街道的一處建設工地上。現場，長期致力于田野考古的研究與發掘，參與了眾多重大考古項目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三隊的主任謝濤，向記者介紹了端王陵被發現背后的故事。

原來，早在上世紀90年代，端王陵就已經“現身”且被當時的考古工作者們注意到，只是受科技手段所限，再加上周邊的自然環境變化劇烈，所以之后未能尋覓到其的影蹤。直至202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對項目所在區域進行了考古勘探，發現了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筑遺存。

謝濤介紹新發現的明蜀端王陵

謝濤談到，相較于僖王陵、昭王陵等明蜀王陵，端王陵的規模要小很多，但形制是類似的。走入墓中，能看到浮雕為“雙鳳朝陽”圖案，繪有“花草卷云”藻井圖案，以及墓室內浮雕為龍的圖案。“我們這次考古發掘中一個比較重要的發現，就是陵前建筑遺存，這也是在明蜀王陵中的首次發現。”

順著謝濤的指引，可以看到在拱起的磚石結構的陵墓前的土地上，留下縱橫的廊道和巨大的空洞。謝濤表示，雖然陵前建筑的房屋未能保存下來，但是從現場遺存中能夠得知，陵前建筑為平面呈長方形的單體建筑，面闊5間，進深1間。同時，建筑前后有廊道，共發現26個柱礎，柱礎平面呈圓角方形，直徑約1.3平方米，由紅砂巖長方形條石鋪底。

“從這次發掘來看的話，從端王陵的墓葬本體、陵前的建筑等內容，我們基本上能相對完整地把陵園的規模復原出來。”在他看來，明代蜀端王及后妃墓形制清楚，保存完好，陵前發現大型建筑，對研究明代藩王陵園布局和明代建筑形制有重要價值。

明蜀端王陵墓室中的一角

從蜀道的古柏蒼蒼，到近千年古剎的數字采集，以及明蜀端王陵的現身……在四川“四普”的足跡中，還有無數諸如此類的新發現，不斷更新蜀地上的文物地圖，在荒野中喚醒沉睡的歷史。據介紹，截至目前，四川省的“三普”不可移動文物已全部復查完畢，共計65231處，復查率100%。“四普”中調查新發現數量4668處，新發現數量居全國第六。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關于“四普”的故事還在繼續譜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