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找一個抗戰的轉折點，那就是武漢會戰。

會戰束后，日軍就開始不再把占領地盤當作目標，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吃不下了。

接下來的時間，日軍基本都是打了就撤回來。

然后他們氣急敗壞地發現，每次他們一撤回來，中國軍隊不管之前被揍得多么狼狽，都會宣稱自己“大捷”，反而進一步堅定了打下去的決心。

同時，因為本就是窮逼帝國主義，越打越捉襟見肘。

首先是人不夠用了。

因為長時間的傷亡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國人發現，后期來中國的日本兵還不如一根步槍高。

1940年百團大戰期間，一個駐守地主大院外加一個小炮樓的40名日軍（有1挺重機槍、2門擲彈筒）可以抵擋八路軍“一個團三天三夜的攻擊”。

1941年在日軍的“治安良好地區”，10個日本兵加一挺輕機槍也控制一個中國村莊或者車站——

可到了1943年，一棟炮樓、10個日本兵加一挺輕機槍的“標準配置”，卻在八路軍的攻擊下撐不過一晚上，甚者幾個小時就被拿下！

齋藤邦雄所在的第15旅團新增了3個營的兵力，就被要求必須要負責40個縣的鎮壓任務——換言之，一個日軍大隊1200人就要對付5個中國縣城及縣域內的廣大鄉村。

到了1944年，就連日軍旅團司令部所在的保定城都維持不了體面了。

每到晚上，八路軍游擊隊在城外甚至在保定城內都能化身獻忠戰神附體、逮著日本僑民大爆金幣。

甚至后期，日軍面對中國軍隊在城內外的猛烈攻擊，連一支拿槍的隊伍都集結不出來，只好讓日軍的辦公文員組成“大刀隊”上陣。

更慘的是經濟方面。

日軍調整了對華戰爭指導準則，現地兵團保持長期持久的自給，在所有占領區獲取各種所需資源，利用一切機會削弱中國抗日力量。

用大白話翻譯就是：你們自己對付過吧，別指望國內了!

為什么會這樣？

今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日本為了繼續維持戰爭機器，不得不大量進口能源和原材料，這讓他們的黃金儲備迅速下降，政府財政也出現了危機。而日本老百姓最為切身的感受是，吃不上大米了。

這里存在一個神奇的死循環。

戰爭需要工業，工業需要電力，電力需要煤炭。煤炭，日本沒有，但殖民地朝鮮有；

大米日本有，但不夠，需要大量進口。當然，有不少大米是從殖民地朝鮮掠奪來的；

現在，工業生產必須要提升，煤炭開采的規模也得擴大，那朝鮮礦工們的勞動強度就得加大。

按照原來的產量，挖煤的朝鮮礦工們吃點雜糧野菜也能對付。而現在要求產量提高，礦工們以前的伙食水平就支撐不了相匹配的工作強度了,

于是每次內閣開會，老鬼子們都要圍繞到底是煤炭重要還是大米重要進行一番激烈扯皮。最后，首相米內光政決定，花費兩億日元進口大米。

這不是一筆小錢，它幾乎相當于日本進口總額的十分之一，這導致了日本工業生產的進口機劃幾乎成為廢紙。

（日本軍工廠的女工）

為什么不從中國占領區搞大米呢?

這就更要戳中鬼子的痛點了。

因為淪陷的華北地區，在這個時候極其精準地發生了糧荒。就算日本鬼子再能搶，但地里啥也不長、你還真的一點辦法沒有。

沒啥可搶的不說，華北偽政權居然恬個逼臉敢向皇軍要糧食，還把糧食問題上升到了共存共榮的政治高度。

皇軍十分無語地減少了從中國掠奪糧食的數量，還特碼大量進口糧食供應了華北地區，否則他們根本無法有效維持穩定......

國民政府的精英們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即使不再發起進攻，日本也會被拖垮；

所以后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訂了“守勢作戰計劃”，在今后的戰爭中不再搞大規模進攻，而是防御，等鬼子自玩完。

這個“敵不來我不打”的辦法，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中國軍隊再也沒進行大規模的全面攻勢作戰。

當然，抗戰勝利后在中國的日本人更慘了。

尤其是在東北，因為剛剛勝利不久滯留在東北的日本人最多。民國大記者張高峰在沈陽目睹到這樣一幕：

一個中國小乞丐跑到一家日本酒家要錢，日本老板哭窮，沒有錢給。那個中國孩子惱了，不由分說上去就給了日本老板兩拳。

而日本老板不但不敢還手，反而連連向中國孩子鞠躬，說好話討饒。

“過去兇極一時的日本人，不僅沒有了往日的威風，甚至在一個不講理的中國小孩子面前也投降受辱了”。

為什么這么老實了呢？

不僅是他們戰敗了，重點是-----蘇聯軍隊來了。

那些世世代代把欺壓中國人民看成理所當然的日本人民，此時非常清楚，在蘇軍槍口下，他們再敢對中國人動拳頭，將意味著什么。

讓中國人民出氣，痛打比白蓮花還無辜的日本人民，正是蘇軍的公開政策：

“實施報復的不僅是俄國人，俄國人允許‘所有非日本人公開搶劫三日’”！

沈陽的國民黨政府機關以及各級官員為了慶祝勝利，官民同樂，常常舉辦舞會、酒會。

在這些會上，“常有日本男女來做侍役或登臺表演”，這些日本亡國奴們“總是賠著笑臉，或給來賓倒茶、點煙，或賣盡力氣地表演”。

而且，蘇軍還與中國人分享一種特殊福利。

因為東北還有幾十萬計的日本女人們！

這些日本女人“完全順從‘中介人’的擺布。

所謂中介人，主要的是日僑管理所的中國干部，各方‘權勢’向他們要女人，他們晚間把年輕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

沈陽外圍某市的市長，每夜換一個日本女子侍寢，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個日本女子，自稱民族英雄。

管理日僑俘的處長和他所屬的許多所長，都由當地黨政要員兼任。他們從來不把這項兼職寫在履歷表上，他們的傳記和墓志銘夸盡當年勇，從沒提起管理日俘這一段。

國民黨的軍官們更放縱 。

年老的日本婦女晚上送年輕的日本女子來，那些軍官喝酒的節目也省了，有時一個人睡兩個，有時兩個人睡一個......

報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