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甘肅酒泉，保潔人員在敦煌市鳴沙山月牙泉景區工作。

　　在寫字樓、商場、學校等公共區域，保潔員負責維護環境的整潔，他們日均工作時間較長、體力勞動強度較大，“小憩片刻”的機會與空間格外珍貴。

　　今年春天，杭州某高校在校生孔妮拍下一張照片，畫面里是教學樓洗手間的一處隔間，狹小的空間里擺著一把椅子，掛著衣裳，光線昏暗——那是學校一名保潔員休息的地方。

　　孔妮把這張照片發到社交媒體上，呼吁重視保潔員群體的休息環境。很多網友看到后，試著參與討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走訪北京、上海等地多名保潔員工作場地，聽他們談到休息區域時，大多會用“不舒服”“不會被人看見”等表述。也有些用工單位為保潔員開設了相對合適的小憩場所。

　　我國勞動法賦予勞動者休息權，但因為保潔員用工方式復雜等因素，他們想找地方“睡個午覺”的訴求，并不容易實現。

　　不想被趕來趕去

　　在廣州天河中心一棟52層的寫字樓里，為了睡個午覺，保潔員李潔帶著她的鋪蓋輾轉多個角落。物業公司提供的休息室在負4層的地下車庫，悶熱、不透氣。她要和20多名同事擠在約20平方米的空間里。有人抽煙，休息室的煙味久久散不去，李潔決定換個地方午睡。

5月1日，西安北至武威東D2719次列車，保潔員正在打掃車廂。

　　消防通道不太適合——李潔記得，一名保潔員曾在樓梯上坐了一會兒，被物業公司發現，扣了50元。寫字樓里有兩間辦公室沒租出去，她有時能在轉角的過道鋪報紙睡覺——但要躲開物業公司的巡視，只能偶爾睡一睡。

　　最后，李潔選了水井房——為建筑維修需求而設置的小空間，沒燈光，在里面能清晰聽到電梯每一次運行的聲音；頭頂上是數條管道，每逢下雨天，水管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響。因為太悶熱，她總要給門留條小縫隙用來通風。

　　水井房的好處是，只有李潔和搭檔兩個人待著，相對私密。她一度對自己發現的“休息室”很滿意，直到幾個月后，物業公司不再允許她們睡在這里，還給水井房上了鎖。

　　李潔說，在大樓里，40多個保潔員找地方休息，都默認“先占先得”的規則。她希望，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能不再被“（往）這里趕，（往）那里趕”。

　　她在樓里做了6年保潔員，每天早上7點上班，要趕在大樓其他工作人員到崗前，完成所有清潔工作。她和搭檔推著工具車到所負責的辦公區域，一個人洗茶具、掃地、拖地、清理衛生間，另一個人擦桌子、擦柜子、倒垃圾。

　　北京一棟寫字樓的保潔員在洗手間旁的雜物間休息，雜物間能看見裸露的管道，下水道堵塞時會散發臭味，每當有人在旁邊使用馬桶后沖水，雜物間的抽水箱會轟鳴作響，“戴耳塞也沒用”。

　　作家張小滿的母親在深圳的寫字樓、商場、政府大樓當過保潔員。她把母親的工作經歷寫成《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

　　張小滿描述，她的母親曾在水管房休息過，用水高峰期，水管發出的聲音像綠皮火車開過，又像暴雨時洪水撞擊巖石。此外，她母親還曾在不見陽光的樓梯間、消防通道休息。

　　一名在國家事業單位工作的保潔員說，她以前有固定的房間休息，后來單位招的員工多了，房間緊張，就在茶水間放了一把凳子供她休息。茶水間常有人出入，有時她正歇著，見到人，會不自覺地站起來。“不能讓人家覺得我總在坐著，總在休息，不干活也要站著。”

　　何芳在北京一所高校當保潔員，她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自己曾站著、靠在墻上喘口氣，也曾偷偷在教室走廊盡頭的消防設備箱上坐過一兩分鐘。如果想多休息一會兒，她就趁著周圍沒人，坐在樓梯間，“沒有固定的地點，只要周圍沒學生就行”。

　　活兒是干不完的

　　想在工作時間與保潔員交流，是件困難的事。不久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來到何芳的工作地點，她負責的教學樓有4層，要打掃近40間教室、16個洗手間以及教學樓附近的綠化區域和道路。

4月29日，“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湖北武漢長江中心小區里，保潔阿姨在專用休息室參加物業舉辦的茶話會。本文圖片均由視覺中國提供

　　打掃洗手間的過程是，先用馬桶刷刷掉蹲便器上的污跡，再用掃把掃掉地面上的垃圾，最后用拖把拖一遍地板，要讓16個洗手間幾乎同時保持干凈，何芳要全力投入工作。手機響了幾次，她顧不上接。

　　她每天早上6點到教室，趕在8點學生上課前完成清潔，然后每隔一小時巡視打掃一遍公共區域。等12點學生下課后，她要擦一遍黑板，打掃教室和走廊里的垃圾，中午只有約20分鐘能休息，就是打個盹。

　　下午和晚上，她重復這些工作，直到晚上9點，學生下課，何芳最后一次清潔教室和衛生間，晚上10點左右回到宿舍。她說雙腳、小腿、腰部總會隱隱作痛，常常要換好幾個姿勢才能入睡，“怕睡不夠，但又睡不著”。

　　張小滿的書里提到，“保潔員是商場的隱形人，站在邊緣處，商場對干凈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過保潔員的個人時間被嚴重剝奪而實現的”。一名網友評論，“保潔員的工作必須是隱形的，必須要在（顧客）視野盲區內完成工作，讓人有種世界本就如此干凈的錯覺”。

　　“工作完不能亂跑，要去人看不見的地方。”李潔說，有一次，她的折疊床和被子放在休息室里，物業領導注意到，覺得不雅觀，要求她們午休后把床和被子收起來，她只好把東西收到垃圾間、工具間。

　　她被主管提醒，不能使用辦公區域的茶水間和洗手間，要去距離清潔責任區較遠的物業管理處喝水、上廁所。李潔說，她其實也不愿意使用辦公區域的公共設施，怕被人瞧不起，認為她不專業。“到時候客戶投訴，保潔明明是來搞衛生的，卻用客戶的洗手間，還打水喝。”

　　另一名保潔員也表示，公司要求他們不要過多和客戶交流，把清潔工作做完就離開，如果被投訴，會受到處罰。

　　張小滿說，她母親工作過的寫字樓配備了清潔室，卻不允許保潔員在清潔室里休息，也不可以在公共空間休息，被發現要罰錢。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研一學生李天調研發現，保潔員并不像學生一樣，上45分鐘課就有10分鐘休息時間，而是有活兒就得做，“活兒是永遠都做不完的”，因此，她認為保潔員缺乏正當而相對規律的休息時間。

　　她曾圍繞“社會媒體與老齡群體”主題，訪談保潔員群體。李天說，有訪談對象告訴她，工作群里，領導每半小時會發消息，要求到指定點位打卡，打完卡再繼續進入下一個工作周期。

　　李天發現，保潔主管的管理方式因人而異，有要求半小時拍照匯報的，也有不強制要求的。她分析，“保潔阿姨的工作缺乏統一標準”，也就很難有完善明晰的休息規定。

　　在上海一座高端商場，每當一個人使用完衛生間，保潔員會馬上拿拖把進去清潔，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被問到與休息有關的話題，她提高音量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休息？我不休息的！”

　　“有休息室”是公司招聘的優勢條件

　　記者了解到，一些單位招聘保潔員，會將“有休息室”作為優勢條件。

　　比如，有寫字樓的招聘啟事寫道，早七晚九，午餐、晚餐各有一個小時時間，中間可以在清潔間坐凳子休息。北京市昌平區一所學校招保潔員，待遇是“早七晚五，中間休息兩個小時，有休息室”。

　　一家保潔公司的工作人員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公司騰出寫字樓的空置房間，讓十幾名保潔員擁有約100平方米的休息室。原先寫字樓已配備空調、餐桌、椅子、充電插座，保潔公司另外為每一名保潔員添置了單人折疊床。

　　“（早上）7點上班的話，要起早，中午休息不好的話，影響（保潔員）下午的精神狀態。”該工作人員回憶，承接項目時，公司要求提供休息室，得到物業和寫字樓入駐企業的支持，“他們（保潔員）也會互相打聽公司的待遇、工作環境”。

　　該工作人員認為，好的休息室有助于保潔員隊伍穩定。在招聘時，她計劃招5位保潔員，一般有20多位求職者，她的篩選標準是“手要勤快，眼睛里要有活兒”。

　　張小滿在書里寫到母親求職的困境：鐘點工、家政工需要靈活使用智能手機，她母親不太會用，尤其不會用導航軟件；母親不能長時間站或坐，只能放棄服務行業的崗位。最后，一家人決定，母親不太認字、不會普通話、不會騎單車，適合找能夠按時上下班的保潔工作。

　　張小滿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保潔員以到城市務工的農村中老年女性為主，流動性大，是社會組織難以介入的原因之一。“他們沒有融入城市體系。”張小滿說，即便被拖欠工資，這個群體也更傾向于通過集體堵主管、撒潑打滾等方式討薪，而不是求助法律或公益組織。

　　她認為，大城市給了這群人機會，如果回到縣城或農村，她們更難找到工作。

　　李潔所在的寫字樓里有一名男性保潔員，他獨身一人來廣州打工，不愿意租房，晚上就睡在寫字樓負4層的休息室里。

　　“他們大多數人是很勇敢的。”張小滿在農村長大，發現和母親同齡的同鄉大多在老家帶孫輩，只有少數人走進城市找工作，能出來的人“主觀能動性都很強”。

　　改變正在發生

　　北京市致誠數字法治研究與服務中心研究員羅儀涵也關注保潔員休息室的問題，她去河南、北京的3家商場調研，發現不同公共區域的保潔員工作狀態不同：越高端的商場，對衛生要求越高，保潔員的工作強度越大，“高端商場對衛生的要求高到讓保潔員很難離開洗手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享有休息休假和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羅儀涵說，從狹義上看，勞動法規定的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實踐中，保潔員和作為用人單位的商場、寫字樓等往往不存在勞動關系，沒有合適的請求權基礎去要求商場、寫字樓保障保潔員擁有休息室的權利。

　　而且，即便保潔員和商場簽訂勞動合同，勞動法等法律規定不會細致到明確有休息室的權利——這是法律留給實踐的空間。

　　羅儀涵分析，保潔員大多和保潔公司簽署用工協議，而保潔公司往往受雇于物業公司，物業公司又是商場的乙方。如果一個保潔員想爭取休息室，只能一層一層向上反饋。但保潔員直接接觸的保潔公司，在這種關系架構中是乙方的乙方，話語權不高。

　　“在新就業形態的大環境下，層層外包的工作會遇到這類問題。”羅儀涵說。

　　李潔回憶，有一次，她在過道休息被物業公司趕，保潔公司的主管幫她說過話，還幫她爭取過漲薪。

　　張小滿說，保潔公司被認為服務不佳，很容易被換掉。她母親工作過的商場，管理處設立了由年輕人組成的監督大隊，負責尋找保潔員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她認為，保潔員的職場困境是很多職業的共性問題。

　　一個好的案例可能是，張小滿母親曾在某地政府辦公大樓工作，能在三四平方米的工具房里放上凳子，趴著睡，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光明正大坐在工具房里，不用躲著任何人”。

　　羅儀涵說，對這類法律空白的問題，網絡的關注和呼吁有助于形成社會共識，從而推進實踐中相關群體的待遇改善和法律的進步。此前，在輿論廣泛關注下，多地外賣員有了休息驛站和相對完善的人身保險。

　　在河南一家知名商場，羅儀涵調研發現，保潔員雖然沒有實體的休息室，但工資相對高，工作時長不長，累了可以隨時找地方坐，對工作的滿意程度很高。她期待，“這類實踐先行，法律推動更多人動起來”。

　　北京林業大學大三學生佘欣桐在名為“北林即時辦”的學校網絡平臺上撰寫了一條建議，呼吁為保潔人員設置“保潔室”。北京林業大學回復佘欣桐，學校“已有四棟樓設置了保潔休息室”。這名學生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起點。

　　截至今年4月，上海市閔行區有270多所戶外公廁就近配齊了保潔員休息室。上海市閔行區市容環境衛生管理中心工會主席王莉芳對媒體說，新建公廁保證有保潔員休息室，而老舊的公廁會重新布局，規劃保潔員休息室。

　　2024年秋天，何芳擁有了一間休息室——學校領導視察時，發現這名保潔員把水杯放在飲水機頂上，連放個人物品的地方都沒有，于是在教學樓一樓走廊盡頭為保潔員隔出了一處兩三平方米的小房間，掛上了“保潔休息室”的牌子。

　　“非常開心！”何芳認為，學校為保潔員修休息室，是校領導對保潔員的關心。她再也不需要四處輾轉找一個歇腳的地方了。

　　（應受訪者要求，李潔、何芳、李天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