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佘樹聲對新方志編纂學的

理論思考

張世民

佘樹聲先生

內容提要:佘樹聲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更是具有獨立不倚精神的思想家。他在研究歷史理論的基礎上,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來指導方志編纂,如何正確認識傳統方志編纂理論的優長和局限,進而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方志編纂學,做過一些有價值的理論探討。重大歷史事件入志應該不成問題,構成問題的恰恰是如何記、如何記好的問題。地域文化是蔚成新方志編纂學理論特色的重要思想滋養。

關鍵詞:佘樹聲 方志編纂學 重大事件入志 區域文化

著名歷史學家佘樹聲,1929年10月生于安徽亳州。1941年避難陜西,次年考入西安東南大學。高中時期,他即“懷著極大的興趣和飽滿的激情投入于歷史學的研習中來”。①1949年初,他與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等5院校在“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運動中涌現出的積極分子共59人與地下黨指定的黨的干部一起通過國民黨的渭北封鎖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大學,同年5月隨著西北野戰軍的解放步伐進駐西安,被分配在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政務處工作。1950年又考入西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51年后,投身于以中央直轄市西安為中心的西北文藝界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嘗以其文筆犀利,思想活躍,成為當時文化宣傳界的風云人物。1954年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咸陽西北工學院(今西北工業大學前身)附屬工農速成中學。1958年初,因被錯劃為內控極右而遣送陜西省馬欄農場勞動教養。1979年改正后,從安置地陜西省三原縣調入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6年破格晉升為研究員。先后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中央文史委員、陜西省民盟文史委員會主任,陜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西安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屬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系陜西省社會科學名家。其著作有《歷史哲學:關于歷史演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1988)、《中國西北文獻叢書?前言卷》(1990)、《歷史文化的多維透視》(1995)、《國學導引》(1997)、《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文化學卷)》(2014)、《中國古代婚姻文化》(2021)等,內容涉及歷史哲學、文學美學、歷史理論、方志編纂等諸多領域。佘樹聲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理論有過系統的研究與思考,同時注意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指導當代地方志編纂理論與實踐,其深刻的理論思考和雄辯的思想智慧值得我們借鑒。

本文作者與佘樹聲先生

一、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指導方志編纂的理論思考

20世紀80年代,是佘樹聲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走出人生困厄的佘樹聲,以其深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結合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現實格局,以歷史的時空為坐標系,以歷史的一元與多樣性的統一、歷史的多元性統一、歷史發展的常規性與變異性的統一為框架,以歷史存在的物質性形態和精神性形態為血肉而撰寫《歷史哲學:關于歷史演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書。該書以視野開闊的宏觀歷史考察,在當時的史學界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也彌補了新時期我國宏觀歷史研究的不足。“該著以整個人類歷史的縱橫發展作為考察的范圍,既堅持歷史存在統一規律,又力圖更廣泛地從宏觀上揭示歷史全貌,從而給人以很多啟發。”②在此基礎上,為了更全面、更深刻、更系統地認識中國歷史,他還將研究領域拓展至哲學、文化學、宗教學、方志學、文學藝術等多種學科,其中有關方志學編纂問題的理論思考,具有獨創性的意義。

在佘樹聲看來,不管是歷史研究還是地方志編纂,都涉及一個照應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觀念問題。在談及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我國地方志編纂與歷史研究應有怎樣一個“摹寫”關于社會存在的理論架構,同時怎樣拓展傳統地方志編纂的學科領域時,佘樹聲強調:“談到‘理論架構’問題,首先要說的是馬克思關于社會存在的理論架構,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結構理論”。“無論是歷史研究或方志編纂,都不應離開馬克思主義關于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理論,低估它對我們工作所具有著的直接而深刻的指導意義。”其次,“還需要認識的是馬克思關于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社會歷史結構理論框架,是從社會歷史的橫向存在上亦即空間性上描述它的存在,但由于歷史包括基礎與上層建筑是在時間之鏈中存在著和發展著的,故時間——時序性便成為了歷史存在的第一本質。”“這種時空相統一的本質特點就決定了在歷史與方志的編纂中,應該是而且也不能不是通過時序來展現基礎與上層建筑具體的存在與演變,而不應將它變為脫離開時序鏈條的孤立的展示品。”第三,“需要認識到的還有馬克思首先是要變革歷史現實存在的革命者,故他的關于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結構理論,是同他的關于社會形態的變革轉換的理論直接的相互關聯、相互呼應著的。”有鑒于此,“歷史學家和方志學家應更銳敏的將目光投射到對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的捕捉上,投射到對上層建筑變革的捕捉上。”“這一切的一切,所有這些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著的我國社會轉型期在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中的變化,正為當代方志編纂和當代歷史研究提供出了一個等待著我們去開拓的無限廣闊的馳騁空間。”③

值得反思的是,在對中國基本國情的辯證認識上,我們既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同時還要把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一個時期里,由于人們低估了中華傳統文化,忽視了民族文化自信,因而一些歷史研究和地方志編纂陷入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淖而無以自拔。同時,受到西方社會發展思潮的影響,一度非常強調史學理論的新穎性而忽視了歷史理論的基礎性,所以歷史實證主義思潮泛濫,又導致我們陷入了歷史瑣屑而看不到宏觀格局。上述兩種學術思潮和治學方式,也都影響到學術界對于涉及“國之大者”和國計民生的科學研究。某些重大課題研究,甚至出現規避現實敏感性和迫切性的傾向。佘樹聲立足宏觀歷史思辨而提出的這一命題,正是新時代地方志編纂過程中應予深切思考的一個現實問題。

在指導思想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方面,需要注意中國革命、建設和發展、改革等問題上的理論思考。譬如在經濟基礎上的重大歷史變化,如:以民營資本為主要形式的一個中產階級正在勃然崛起,國有經濟的改制與轉化,國際跨國集團資本的涌入,公有行業和私有行業壟斷化的發展,社會財富占有分配方式的多元化與貧富快速兩極化的并存,等等。在上層建筑方面的重要變化,如:政治邁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變革與種種遲滯性因素之間的矛盾的復雜性的社會呈現,在“以民為本”及和諧社會構建上與種種保守因素與既得利益特權擁有者之間矛盾的復雜性的社會呈現,等等。以及在文化體制的改革上,在人們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上的矛盾現象的社會呈現,等等。佘樹聲關于中國具體實踐的理論思考,尤其是中華民族的摶成和國家一元多樣性統一、多元性統一和常規性與變異性統一的系統思考,也就為詮釋和疏通人類社會發展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的若干重大問題,譬如歷史的變異性道路、“一國兩制”的歷史傳統等重要命題提供了理論參照。

在指導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方面,需要注意中華傳統文化的活化利用和時代評價。馬克思主義所擁有的真理力量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契合,一方面激活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使之再次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鐫內涵,又使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庫獲得了豐富的歷史文化滋養,因而促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傳統史學研究和地方志編纂事業,本身就具有著極其深厚而廣闊的、相對獨立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在中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中據有獨特的學科地位,因而重視和強化這一理論結合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的一個歷史文明,重視歷史敘事和國家統一的文化傳統由來已久,那些肇自《春秋》《史記》等秦漢文獻的歷史敘事,以及肇自先秦方國的歷史編年,也都為我們實現賡續性進步和創造性發展提供了歷史見證。

二、對歷史編纂學尤其是章學誠方志編纂理論的深入思考

佘樹聲《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一書,薈萃了作者歷年來所寫傳統歷史/方志編纂學理論著述,譬如《中國古代歷史認知模式的坯蘗》《史記:中國歷史意識與歷史編纂模式的奠立》《我國古代方志編纂的歷史演變》《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等,這些文章均深度探賾了傳統歷史/方志編纂學的學術源流和分類流變。

佘樹聲指出:“我國古代歷史文化是以歷史認知作為文化認知形式開端的。開始于殷商的甲骨契刻和周代的金器刻辭,無不是歷史認知和歷史認知模式產生和形成的過程。”④他在分析《春秋》《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竹書紀年》等周秦文獻的基礎上,強調“我們以記事或編年史為特征的史學文化與史學著述的存在作為主體認知模式建立的標志,并且以此當作文化創造者主體精神發展的第一階段,這是符合于由具體到抽象這一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他說,“古代歷史記事或歷史編年的認知特征,即表現為認知者通過自身的精神本質,對認知對象(事件和人)現實形態的具象性的直接摹寫。”而且這種“摹寫”包括“屬辭比事”和歷時敘事兩種再現方式。其中“《春秋》就體現出時間維變觀念的成熟。”他認為,“歷史認知在古代中國是以中國古代倫理認知觀念為其主宰的,作為中國第一部集典、謨、訓、誥、誓、命六種內容麗成的政典性史書《尚書》,盡管記載的時間跨度長達千年以上,記述的事件亦非一朝一代,記述事件的內容反差也極為懸殊,但書中貫穿著的基本思想無疑是重德黜暴、宣仁貶賤、親民惡獨(夫)等,這些觀念正是血緣氏族紐帶支配下的必然產物。”至于《戰國策》,“是被纂集在一起的戰國策士言論,不是由某一史家所著,但也應該認為它是古代歷史認知模式的一種表現形式。”“《世本》是記載了上至黃帝下至戰國漢末,帝王、諸侯、大夫世系譜牒的書,為歷代史官所作。”“《竹書紀年》是汲冢出土的編年史書,記述從夏、商至周幽王被犬戎所殺為止。”佘樹聲強調,“以上所列史學著作,盡管在體裁上,在門類上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在認知觀念上也有具體差異”,但其共同性,在于有客觀記述與主觀評價相統一的筆削原則,出自官府與出自民間、出自個人的雙向特點,以及尊重歷史史實的獻身精神。這一“歷史認知模式的形成,不僅奠定了我國史學與古代歷史文化發展的基礎,而且深刻地影響著我國古代思維方式的存在和發展。”⑤

在歷史編纂學的宏觀思維架構中,司馬遷所著《史記》在中國歷史意識與歷史編纂模式奠立上所具有的獨創性貢獻,也得到了佘樹聲的系統分析和科學評估。佘樹聲認為,《史記》前創作階段具有史學文化和史學實踐雙重基礎,其整個創作過程,具有“情感的驅策和理性的導引”雙重動力,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史記》的靈魂與終極追求。司馬遷以星象為內涵的“天”構成的天人關系、以地象(地理環境)為內涵的“地”構成的天人關系,以及天的主宰性內涵與人對天主宰的反彈構成的天人之間的雙向背反關系,既是司馬遷在對天人合一認識上的悖論,同時也表明司馬遷對于天人合一的認識的深化和拓展;而司馬遷所發掘的通古今之變的動態本質、構成這一動態本質的歷史運行的循環規律,以及歷史循環規律的自然性質、歷史發展和價值功能,乃至“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基本方法,都值得探討。正因如此,佘樹聲認為,《史記》是中國歷史編纂學上的第一部中國通史,同時也是第一部世界史,其歷史編纂結構學,主要體現為《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種形態,每一種具體形態都具有個體存在的歷史淵源,五體編纂模式中的人物帶有本紀、世家和列傳三重具象系統的特征,在人物具象系統下推出了多元化的歷史人物群雕,“由紀傳所代表的人物具象系統和由書表所代表的概念抽象系統所整合而成的《史記》五體編纂模式的創造,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的編纂模式,奠定了史學在中國古代學術史和政治史中的獨特的重要地位”。⑥《史記》五體編纂模式的巨大的深遠的和無可替代的價值與影響,成為歷代史家的不祧之祖和可信極則。

在中國傳統學術史上,歷史研究與方志編纂具有同源異流的辯證關系,而且不同社會時期的具體關聯,也帶有與時俱進、不斷調適的規律性特征。佘樹聲對于我國古代方志編纂的歷史分期、關于清代章學誠方志編纂學理論的系統分析,在歷史編纂學史上帶有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在方志編纂學史上,同樣具有完全意義上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象。在《我國古代方志編纂的歷史演變》一文中,佘樹聲首先辨析了方志與國史的概念區分,強調“方志是一方的‘史記’,是地方性、區域性的歷史。”在他看來,方志作為一種特定的歷史著作,具有記載區域性專門化內容的專門史即專志和區域的整體性歷史即全面與綜合地表現區域狀況的歷史亦即各專門史的整合兩種基本內涵。基于史志同源的基本格局,佘樹聲說“周代史學,也可視作是方志史學;周代歷史學家,也可稱作是方志學家。”但周史以及各諸侯國的歷史并非國史而屬于地方史,而帶有全國性意義的國史,則以漢代司馬遷所著《史記》為標志。

佘樹聲指出,魏晉時期屬于方志的散漫階段,內容涉及雜傳、譜系、地理等,其中《三輔黃圖》《華陽國志》《洛陽伽藍記》《元和郡縣志》,皆屬于中國地方志的肇始階段。宋明時期,屬于地方志編纂的自覺階段。這一時期以《滇略》《朝邑志》《武功縣志》《平涼府志》等為代表,逐步“脫離了原有的散漫性特點,使之達到了完備形態的志書的規范性標準”。清代以后,地方志編纂臻于全盛時期。這一時期,在涌現出眾多方志學名人名著的基礎上,仍需將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單獨提出來加以討論。

佘樹聲從方志編纂的整體性要求角度肯定了章學誠方志學理論的優長和特點。他說:“章學誠關于方志的整體性理論的提出,來源于方志(主要是府州縣以至省志)在明清兩代所獲得的綜合性結構模式的鞏固建立。”他指出,地方志是帶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著述文獻,志書的整體性質,最早來源于我國古代國史(正史)整體性的折射和影響。譬如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國史——《史記》,其整體性就由三個層次所組成:“第一層次是由時間與空間的二者的統一形成的整體結構,構筑起了歷史藉以活動的環境大舞臺;其次是作為歷史舞臺活動的主角人物(包括人物所進行的社會歷史實踐)的整體性,即是從皇帝至臣民;再次是典章制度的整體性。”“《史記》中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所組成的人物整體性歷史人物群,并與八書十表體現的典章制度的整體性相結合,奠定了我國國史的整體性歷史學傳統,成為爾后的國史撰修的規范性模式。”他認為,盡管在國史中存在著通史與斷代史的分別,但并無礙于其整體性的擁有。我國地方志編纂由來已久,從早期的地記、圖經到定型后的地方志書,其中最值得崇尚的仍然是帶有貫通性的著述文獻,即使續修志書,也大都要繼承前代志書的精神余緒和篇秩安排,涉及建置沿革、輿地興廢、風俗變革、人事演變等事項,也都要有所賡續,有所延伸。盡管歷來有“隔代修史,當代修志”的說法,也有“盛世修志”的觀念,但地方志編纂的周期性訴求,甚至包括亂世鉤沉歷史文獻的求真實錄精神,也都是蔚成我國史志傳統的重要特點。從地域空間、編寫層級和致用功能上看,方志恐怕要低國史一個層次,減遜國史一個著述空間,甚至在資政、存史和教育之外,還有為更高層級的國史提供資料剪裁的使命,但是兩者的整體性訴求和經世性原則是全然一致的。在他看來,章學誠方志學理論的整體性思想,正是在正史、典志體以及方志編纂整體性實踐三者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誠如章氏《文史通義?方志立三書議》中所言,“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苑文征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二為一,尤不可也。”佘樹聲認為,上述方志、掌故和文征,也就構成了章學誠的“三位一體”整體性理論框架。

佘樹聲高度概括了清代章學誠的地方志編纂經驗,肯定了章氏《湖北三書》的結構模式,其中《湖北通志》74篇、《湖北掌故》66篇、《湖北文征》8篇,大抵就貫徹了這種“三位一體”的方志編纂學理論。較之清代學術界盛稱的嘉慶《廣西通志》所涉及4表、9略、2錄、6列傳等24篇結構模式,章學誠方志整體性理論的生動結構也就備見優勢。與清代同時期的戴震、洪亮吉、孫星衍等考據派相比,章學誠的義理派編纂理念也有其較強的著述性。考據派重視地理沿革、山川脈絡,而義理派強調歷史書寫,重視分類撰述,兩者之間也存在著是否具備整體性思考的差異。⑦佘樹聲認為,“從特定的意義上看,章學誠的方志整體性理論同西方當代史學的整體性理論頗有近似之處。”在西方國家,“整體史”的概念是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史學家拉?波普利尼埃爾(La Popelinière,1541—1608)第一個提出的。但使整體史成為西方當代史學中的強大的時代潮流,則應歸功于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1956)。著名的法國年鑒派學者徹底沖毀了歷史等于政治史的藩籬,開闊了歷史學家的視野,拓寬了歷史學的領域,使歷史學家的雙手伸到了構成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曾未遺忘的角落和每一根細微的神經末梢中去,而章學誠強調“六經皆史”,亦即將一切經典文獻都還原到歷史研究的原料基礎之上,這也就化腐為奇,化神為凡,顯示了歷史研究的無微空間和無量宇宙。當然,佘樹聲也從編纂體例角度比較了西方年鑒派和我國地方志編纂之間本質性的差異:“‘年鑒派’是以人為歷史主體,方志是以文獻資料為主體;‘年鑒派’是從動態中再現歷史,方志是從靜態中再現歷史。”⑧

佘樹聲肯定了章學誠方志學理論應具有的資料客觀性的方志編纂原則,認可其重視資料篩選、反對資料堆砌的思想觀念,同時也稱贊其十分重視主觀精神的滲透作用的做法。章學誠在《方志辯體》中強調了方志編纂者的主體作用,同時還對編纂者的個人品質與能力提出了嚴格要求。章學誠在肯定唐代劉知幾《史通》重視史才、史學、史識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史德”的重要性。所謂“史德”,就是修史編志人員的用心所在。章學誠在《修志十議》中,提出了“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八忌(忌條例混亂,忌詳略失體,忌偏向文辭,忌妝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和“四雅(要簡、要嚴、要核、要雅)”,也都是牽扯地方志編纂者主體性的一種標準要求。佘樹聲關于此一問題的學術探討,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入挖掘和倡導地方志編纂中的主體性原則。

三、關于舊方志學的局限暨當代地方志編纂的多向度思維

如何強化馬克思主義在新方志編纂學中的思想指導地位?這個學理性命題,其實也是貫徹落實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首要命題,更是提高當代地方志編纂的現實功能和文化內涵的重要命題。佘樹聲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上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佘樹聲指出,在我國古代歷史編纂學體系中,地方志編纂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地方志編纂,恐怕在周代便已出現;“所謂方志,是相對于國史而言,國史與方志都是歷史,都屬于歷史編纂學范圍,只不過有編纂層次上的不同罷了。”經過歷史的消長變化,“到宋明時期,我國方志編纂向著綜合性道路發展,從而出現了我國方志編纂學的空前繁榮局面,帶來了方志編纂學發展的新高潮。”清代,“是我國方志編纂學進入了一個獲得更大發展的新時期,同時也是我國方志編纂學發展的全盛時代。”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代表我國舊方志學發展的最高水平的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和方志編纂實踐。”佘樹聲指出,“章學誠對方志學的主要貢獻以及他的方志編纂基本特色,是將我國歷史編纂中的‘紀傳’‘編年’以及‘典’‘志’‘考’諸種形式熔為一爐,并且把它匯于方志的編纂實踐之中,因而才能夠將方志編纂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上來。”佘樹聲指出,章學誠這一思想觀念的確立,同我國近代啟蒙主義思潮的出現相呼應,帶有歷史的創新屬性,同時也突破了傳統歷史編纂學帝王譜系主宰下的政治史為主線的歷史編纂框架,“在拓寬歷史的視野和將歷史學家的筆觸伸向生活的更加廣闊的領域上,是類似于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與歷史學家《路易十四時代的歷史》和《各國立國精神和禮俗》的作者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以及英國著名實證主義歷史學家,主張將地理、氣候、科技、食物、土壤、經濟、政治、典制、法律、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納入歷史編纂學范疇的巴克爾(Barker,1821—1861);在重視歷史的整體結構,同時又十分重視歷史生活的細節,又類似法國現代‘年鑒派’。”“另外,在強調歷史學家主體意識的作用與強調歷史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反對把歷史編纂變成單純的史料堆砌上,就同現代史學意識更為接近了。”在這里,佘樹聲充分肯定了章學誠方志學理論與方志編纂實踐向近代意義上的史學轉化的成就,但也看到了中國古代方志編纂的歷史局限,認為“從本質上和總體上看,它仍然未超越出封建史學的范疇,未能跨越封建史學的門檻。”與此同時,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我國資產階級啟蒙主義史學思潮,進一步否定了封建帝王史學體系和神學史學體系,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在他們的歷史學和史學思想中包含著許多合理的科學內核,“然而,終因為它們的史學體系是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之上,也就使它在根本性質與根本立足點上,也還是非科學的。”佘樹聲指出,“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我國方志編纂學理論及其實踐科學化的歷史任務既不可能在具有近代啟蒙主義意識的章學誠手中實現,也不可能在我國資產階級學者手中完成。由于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由于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事業的指導思想,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新方志學的歷史任務,便歷史地落在了我們的肩頭。”⑨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為我國當代新方志編纂學確立了卓具價值的思想指導原則。在這個問題上,佘樹聲嘗試做了較為全面、系統而又概括的理論辨析。他認為,首先,歷史唯物主義對新方志編纂學理論指導具有四項原則(關于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的觀點;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矛盾、相互適應的觀點;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有鑒于此,就要在抓好生產力和生產工具介紹的同時,進一步做好人口編纂與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的研究,做好當代社會變革和社會發展的要素的編纂;要做好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現實分析,做好社會形態的分析與研究;還要做好歷史創造者全面、系統的記載,將歷史記載的中心從帝王將相轉移到普羅大眾,注意在《人物志》中的“將居于各個結構層次和各個方面的那些貢獻突出和有較大影響的杰出人才,按照編纂體例要求,分別入志”,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其次,辯證唯物主義對新方志編纂學方法論的指導,也有四項原則(此即矛盾統一原則;矛盾雙方決定與被決定關系原則;社會發展中的矛盾雙方作用與反作用原則;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整體性原則),如此等等。立足于此,“我國的新方志編纂學,就不應該掩飾客觀存在于社會各個方面的種種矛盾,而是要認識它,揭示它”;譬如“對1958年所發生的‘大躍進’及其消極后果的記述,對十年‘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災難性歷史的記述,都屬于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曲折與倒退現象,因而是應該實事求是地進行記述的。”新方志編纂學既要繼承傳統的邏輯分類體系,更要強調其辯證發展和科學分類,正確認識社會矛盾中雙方決定和被決定關系。同時還要“突破機械的和形而上學的決定論框框,在對資料和對社會研究的基礎上更加自覺和更加自由地(對必然的認識)同時也更加實事求是地進行編纂實踐。”

佘樹聲認為,新方志編纂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發展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比較而言,與西方新史學或年鑒派相比,我國新方志編纂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顯著特點。就歷史的整體性原則來看,年鑒派的最大特點是突破了19世紀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歷史等于政治史”的藩籬,而將歷史學領域延伸到構成人類歷史內容的方方面面,而新方志編纂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則在于它所具有的鮮明的整體性質,它所涉及的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等專項部類和人物、事件、圖表、概述、考辨、索引等通項部類,也都是本著無微不至、無遠弗屆的整體性原則來書寫。就時序結構原則來看,年鑒派的代表人之一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對整體史學編纂理論和編纂方法的最重要的發展,就在于將歷史時間劃分為長、中、短三級(三元)時序層次,而與歷史在空間上的存在構成相互對應的結構關系。而“綜觀我國的新方志編纂,在體現自然環境與人的歷史的與現實的存在關系上,在對待社會制度和社會事件所應占有的歷史地位上,不僅呈現出了鮮明的結構層次性,而且得到了為‘年鑒派’的時序結構指引下的歷史編纂實踐所無法企及的高度。”佘樹聲認為,“作為‘年鑒派’史學實踐方面的時序結構理論,在我們的新方志編纂學中已經是作為現實性的研究成果而存在著了。”就歷史編纂的方法論來看,西方歷史編纂強調歷史的計量方法,而“歷史的計量方法在我國的使用有著久遠的歷史傳統,它在我國古代歷史編纂學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在新方志編纂中,志書的經濟部類也充盈著財政稅收、金融保險、產業發展和人口變遷等各種統計數據,也都是用歷史的計量方法來處理各類資料的典型例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關于歷史整體的結構原理也是新方志編纂的科學依據。西方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流派,以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所著《普通語言學教程》為開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比利時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出版有《結構人類學》等著作,遂使結構主義成為風靡一時的學術思想和方法論中的重要流派。佘樹聲指出,盡管馬克思主義并不研究結構,但并非不提供結構模式。早在1859年1月馬克思所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便提出了社會結構的最初原理,此即由“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的社會的經濟結構”,這是社會結構的物質基礎,而在它的上面“豎立”著“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以及與現實基礎“相適應的”“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⑩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歷史整體結構原則的理論基礎,涉及人對自然的關系和人對人的關系兩個層次,而“對于歷史編纂與新方志編纂來說,并不能把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全部現象囊括無遺,諸如民俗禮儀、祀典、節慶、禁忌以及許許多多的社會生活傳習和心理傳習等等。它僅是一種社會中間性現象,可稱為中性結構關系。既不能把它歸入生產關系結構之內,也不能把它并入于上層建筑結構之內。但它的存在并不否定也不削弱人對自然的結構關系和基礎對上層建筑關系的作為歷史整體結構而存在的性質。它的存在是在不變更上述人對自然的結構關系和基礎對上層建筑結構關系的前提下,既同人對自然關系結構,又同基礎對上層建筑關系結構在交互作用的基礎上,共同構成三維多向度的社會結構,即社會—歷史整體結構。正是由于這種三維多向度結構的存在,才能有可能將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完整而充分地顯示出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應該遵循的結構原則,也是新方志編纂實踐應該遵循的原則。”(11)

四、從新方志編纂學理念出發辯析重大事件入志問題

就傳統歷史編纂而言,方志與國史、通史有別,別在規格、層次和記注范圍等空間結構方面;方志有會通和斷代之別,別在古往今來、縱橫交錯的時序結構方面;方志有專志和方志之別,別在行業屬性和區域屬性涉及的時空貫通方面;方志有簡志、繁志之別,別在字數多寡,也別在用語繁簡;方志有敘事、寫人和記地、載文之別,別在是以人系事還是以事系人為重心;方志有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社會等不同部類,其中既有交叉錯落的方面,又有彼此差異和互動聯系的方面。我國古代有“左史記言,右史記行”的不同,但左右史的分工互補,才是設置歷史職官的關鍵所在。所有這一切歷史編纂觀念,最核心的還在于當代重大事件,特別是那些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的入志問題。

就重大事件的分類而言,既有重大政事、軍事和經濟事件,也有司法案件、公共事件和重大災害事件等等。佘樹聲說,“對歷史或現實發生的事件作出真實的記載,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它遠在我國殷商時代的甲骨契刻中就已存在了。我國古代第一部史學著作記載魯國歷史的《春秋》,是孔子以世人的身份重新加以整理編纂的。”孔子強調“述而不作”,表明了記載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但在書寫技巧上,又采取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筆法,也就突顯了歷史敘事和事實摹寫上的主體選擇。佘樹聲指出,“春秋時代所奠定的真實記載歷史這一優良傳統的本質,即是在具體的歷史編纂實踐中,歷史學家的主觀精神信念被融解于客觀的歷史記載中去了,這就是孔子的‘述而不作’與‘毋意’、‘毋我’的歷史編纂原則之真諦所在。”從歷史編纂學角度來看,全面、系統、真實地記載若干重大歷史事件,顯然是最佳的記載方式。

就方志編纂傳統而言,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國史和方志有所分工,有所側重,但在記載原則和求真理念上,在承載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上,兩者具有共同的話語空間。殷周時期,有甲骨契刻、金石文字所著錄的歷史真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又有國別方志(如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秦國的《記》)的不同,這些國別史志也是大一統王朝實現統一管理的重要鑒戒。“秦漢中央專制制度建立之后,適應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所具有的統一性這一新形勢和新特點,國史(如《史記》與《漢書》)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并成為支配的史學編纂形式,春秋時期各國的《春秋》(地方志)由于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消失了。”在這里,佘樹聲將《春秋》也視為相對意義上的地方志,強調這一編年體著述在敘事上的區域屬性,也是言之有理。佘樹聲指出,“從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上看,資料的真實是就某件具體資料的真實性而言,這種資料的真實性無疑是歷史記述基礎的基礎,或者稱原始基礎。”“但資料的真實性只是使記述的歷史具有真實性的原始基礎,歷史的真實性不僅僅是原始資料的真實性,原始資料的真實性只是歷史真實性的基礎性的或初級層次,而如何更深刻地認識資料的真實性以及如何通過歷史編纂者的主觀精神活動而建構起更高層次的歷史真實性或真實的歷史來,這就需要一個對原始資料進行分析綜合、推理判斷等環節所聯結起來的邏輯思維(思辨)過程。”(12)

以當代地方志編纂是否應該記載重大歷史事件為例。自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國開展的兩輪修志過程中,就始終存在著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如何記載的問題。尤其是在20世紀后期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究竟如何寫、如何寫好這些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社會事件,仍然需要從歷史編纂學的傳統中尋找答案。在我國傳統歷史編纂中,歷來重視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等整體敘事,人物角度、制度角度、文獻角度和區域角度,都是記載反映重大歷史事件的必要摹寫視角,而在某個特定區域或行業的社會記憶中,也能夠發揮其管窺蠡測的作用。圍繞歷次政治運動的記載,究竟宜粗還是宜細,宜詳還是宜略,集中還是分解,都是具體記載手段而非記載目的。在資料蒐集上,是如實去寫還是隱晦曲折,是深度發掘還是敷衍塞責,也都影響到方志編纂能否實現邏輯思維上的質的躍升,從而在辨析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獲得歷史的真實。將一切重大歷史事件均投放在歷史的發展脈絡中,通過歷史的規律性判斷和循環性發展來進行精準敘事,必將化矛盾于無形,屏尖銳于平和,從而使資料的真實性轉化為歷史的真實性,讓讀者從中汲取歷史的智慧,采擷有益的資訊,展開科學的研究。

五、地域文化是蔚成新方志編纂學理論的重要思想滋養

有學者指出,“歷史上有許多偉人和學者,都是生活坎坷,歷經磨難,才創造出充滿激情、永垂不朽的名著。佘樹聲之所以在諸多領域取得突出的學術成就,除了他的勤勉和不懈追求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就是他那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佘樹聲大膽地把哲學的思辨,引進到史學理論的研究之中,從而使得他的探索更加深刻、精辟,閃爍出獨具特色的誘人魅力。”(13)需要強調的是,佘樹聲早年受到徽州學風的影響,具有視野寬宏、視點高岸的特點,但因長期生活在陜西關中,又接受了關學學風的洗禮。在新方志編纂理論研究方面,他更是將哲學思辨和史學思維引入其中,從而形成了卓具特色的理論觀念。

在學術道路上,佘樹聲的學術歷程也不同凡響。談及閱讀問題,佘樹聲一貫強調視野要寬宏,善于閱讀歷代名人名著。特別是在岑寂了二十余年后,剛被分配到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即“選擇距離現實較遠的先秦史學科作研究領域”。為此“開始了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十三經》兩部經典的系統性研讀”,恰恰是這一貌似有距離的觀照方式,促使他躍升到當代中國歷史理論的前沿地帶,尤其是關于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原始社會說的學術探索,在宏觀歷史研究中具有一席之地。關于歷史的宏觀研究中歷史發展規律、歷史認識的主客體關系與東方學:亞細亞生產方式等重大命題的深入探究,也都蔚成了他的卓具個性的學術風格;他關于方志編纂學的理論思考,更是站在歷史思維、理論分析和編纂實踐三個基點之上,既鉤沉了中國歷史傳統,又將其與西方史學傳統相照應,從而提出了新方志編纂學的歷史前提和社會基礎。

在結合現實方面,佘樹聲不但注意到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而且深入到中外歷史的縱深進行比較,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振聾發聵的思想觀點。他思翔遠古,卻立足腳下,密切關注中國社會的歷史演變。在弘揚祖國優秀歷史文化方面,佘樹聲主張“用開放與發展的觀點看待祖國歷史文化”;(14)涉及史志關系和史志源流,他堅持將辨章學術與追溯源流相結合,強調了歷史性與邏輯性的統一。與此同時,他還強調地域文化的具體影響。2000年,他撰文推動陜西地域文化學科——“秦學”研究,認為“陜西古代文化同我國整體文化之間存在著同一性與差異性兩種性質的關系,這兩種關系的本身又是一個統一性的整合體”。他說,兩者具有重疊、相交、相切、相距(包括相斥)等四種關系形式,而作為陜西古代文化承擔者主體的陜人精神,“在周、秦、漢、唐時代曾是最具創造性、最具進取性和最具活力的精神”。宋元以降,隨著帝都的遷移,“陜人精神死矣。這是歷史的悲劇,更是陜人的悲劇。”盡管他還鉤沉了“陜西古代政治文化的歷史積淀”,但這個分析和思辨既是一個警惕、一個驚醒,更是一個震撼和一個鼓呼。

關于陜西地域文化的深入研究與思考,佘樹聲主要集中在對歷代關學思潮和關學學風的認識方面。在回答如何評價關學,如何將關學同建構有區域特色的陜西精神、陜西風格相結合問題時,佘樹聲指出,“關學的奠基人是張載,關學是誕生于宋代的理學帶有地域性的特點的重要派別。”而“張載關學是在理學的統一性的本質的規定下,將被高揚了的主體精神同現實有機地結合了起來。最能集中體現張載哲學本質和哲學的特殊性的,是這樣著名的一節話語,他是這樣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5)佘樹聲認為,這一思想觀念的確立,當然是“由于張載的腳跟是立于現實之中,故他關于解放農民土地問題的思想,以及他的衛邊思想等,都帶有現實實際的印記。”在反思這一觀點的同時,佘樹聲也提出了歷史詰問,他主張“天地本有心,何勞君幫襯。生民自主命,不求人外人。絕學當析辯,智慧后朣朦。太平蒼生開,何須救主為”,從而將關學中的人文精神推進到近代民主主義的啟蒙思想高地。

佘樹聲既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同時也是具有獨立精神的思想家。他在研究中外歷史理論的基礎上,對于舊、新方志編纂學做了深入的研究與思考,盡管他并未直接參與地方志編纂,但他通過地方志審稿所提煉、所萃取的新方志編纂學理論,仍然值得我們重視。在他看來,地方志編纂首先要注意宏觀視角、中觀視角和微觀視角相結合,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來指導整個編纂過程,切實做到將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獲得正確的歷史結論;其次,地方志編纂雖則屬于傳統歷史編纂的一部分,但在當代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它在區域敘事和行業敘事上又有不可忽視的獨立性。從本質和總體上看,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仍然屬于封建史學范疇,較之西方年鑒派史學具有整體性強的特征,但其民主主義內蘊仍然處于思想啟蒙狀態;第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礎,為當代新方志編纂學確立了卓具價值的思想指導原則,對于這一原則的具體貫徹仍然有諸多具體命題值得探討;第四,就地方志編纂而言,重大歷史事件入志應該不成問題,真正構成問題的恰恰是如何記、如何記好的問題;第五,地域文化是蔚成新方志編纂學理論特色的重要思想滋養。對于以理學為內蘊的關中地域文化的認識,要放在中華優秀歷史文化的整體中來認識,地域文化與地方志編纂相結合也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具體表現。關于佘樹聲有關方志編纂學的理論思考,仍然有進一步研究與探索的必要。

注釋:

①佘樹聲:《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代序,題為《崎嶇的人生歷程,無愧的學術奉獻——訪著名歷史學家佘樹聲先生》,刊于《陜西社科名家風采》,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蔣大椿:《宏觀歷史研究的可喜收獲:讀佘樹聲的〈歷史哲學〉》,原刊于《人民日報》1988年12月23日。

③張世民:《知名史學家佘樹聲先生縱論歷史研究和地方志的關系》,原刊于《陜西地方志》2008年第1期。參見佘樹聲:《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附錄,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11月。

④據金文專家吳鎮鋒先生考證,見諸戰國中期中山王壺中有“志”字,原句是“賈竭志盡忠”,“志”的愿意是誠心。“賈”是中山王的大臣。再則就是越王朱句鐘有“志燮輔諸侯”,“志”字借為誌字,用為記載。其他金文中就沒有志字了。

⑤佘樹聲:《中國古代歷史認知模式的坯蘗》,引自《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11月。

⑥佘樹聲:《史記:中國歷史意識與歷史編纂模式的奠立》,引自《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11月。

⑦張世民:《方志學散論》,陜西出版集團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就中對清代孫星衍《三水縣志》、洪亮吉《淳化縣志》、蔣騏昌《醴泉縣志》等考據派志書有過點評。

⑧佘樹聲:《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引自《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11月。

⑨佘樹聲:《馬克思主義在新方志編纂學中的指導地位——方志編纂的多向度思維》,引自《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11月。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卷第82頁。

(11)佘樹聲:《馬克思主義在新方志編纂學中的指導地位——方志編纂的多向度思維》,引自《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11月。

(12)佘樹聲:《從史學編纂的三種傳統看“文化大革命”是否應當入志》,引自《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陜西出版傳媒集團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11月。

(13)佘樹聲:《廣義歷史文化學辨析?歷史學卷》代序,題為《崎嶇的人生歷程,無愧的學術奉獻——訪著名歷史學家佘樹聲先生》,刊于《陜西社科名家風采》,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14)《歷史學者的回答——佘樹聲就弘揚歷史文化問題答記者問》,原載于《陜西日報》1993年8月20日。

(15)《知名史學家佘樹聲先生縱論歷史研究和地方志的關系》,原刊于《陜西地方志》2008年第1期。

來源:新越絕書

作者:張世民(陜西涇陽人,長期從事史學理論、方志學理論與地方志編審、民俗學研究。中國地方志學會學術委員、陜西省地方志辦公室原二級巡視員、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特聘研究員、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傳承協同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