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發表于1988年，初刊于1988年《十月》第一期，并于同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發行同題單行本。這是莫言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小說其實是有歷史原型的。

1987年，山東蒼山縣數千農民響應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果蒜薹全部滯銷，而官吏們反映遲緩，憂心如焚的農民自發聚集起來，釀成了震驚一時的“蒜薹事件”。義憤填膺的莫言中斷正在創作的《紅高粱家族》，用35天時間完成了這部“為農民鳴不平的急就章”。現在讀起來，這本書的藝術價值仍然很高，我認為是莫言所有作品之首。

《天堂蒜薹之歌》其實有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天堂縣農民，主要是高羊、高馬、金菊、四叔、四嬸、方家兄弟等參與蒜薹豐收、賣蒜薹的故事；另一條線索是高馬、金菊反抗包辦換親的故事。兩條主線都各自的敘事邏輯和故事，但著眼點都在于社會現實和農民，一個是現實生活，一個是感情生活，二者都處于極端困窘的狀態，最終遙相呼應，都是悲劇性收場。

在故事邏輯中，小說充分揭示出絕對權力對整個社會的危害。我們可以發現一種絕對權威的統治性權力編織著整個“天堂縣”。人與人之間無不處在支配與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之中。

在“天堂縣”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官吏們以一種無制約的高壓性的強制力支配著民眾，保持著社會穩定。這種剛性的穩定將絕大多數矛盾壓服了下去，但是矛盾并沒有消失而是積累了下來，終于當矛盾積累到極限時，當農民賣不出辛苦種出的蒜薹時，所有的不滿爆發了，于是發生了沖擊政府事件。

在事件發生后，暴力機關迅速反應，用更加高壓的手段對農民進行殘酷的規訓。權力的訓誡中處處體現著等級意識，而權力的懲罰則遠超過了法律規定的限度，甚至成為了單方面的施虐。小說中的張扣慘死于這種毫無人道的暴力執法之上，權力的懲罰在缺乏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從保護人民的手段變成了滿足一己私欲的工具。

同時，小說還塑造了一批自私貪婪、以權謀私的小官吏形象，通過這些官吏們對權力無限擴張，從另一層面揭示出了權力缺乏制約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危害。

鄉政府楊助理員，一個不起眼的政府小職員，卻在農村一手遮天。他狂妄至極：老子們是國家干部，躺在樹影里看螞蟻上樹，工資照發，一個子兒都不少，你們的蒜薹爛成醬我也照拿工資。他訓斥四叔“打人犯法”，自己卻知法犯法，仗勢欺人。他一手制造了金菊和高馬的愛情悲劇。金菊、四嬸、高馬三人的死無不與他相關。

鄉黨委書記王安，縱容司機利用公車販賣蒜薹，將四叔撞死，卻以權壓人，只給四嬸三千五百元的賠償金，草草了結一樁人命案。還有見風使舵的村主任高金角等等。通過這些形象，小說深刻地暴露了人性的卑鄙和丑陋蒜。

權力的傲慢和民眾的艱難

蒜薹本來就是當地推廣種植的，甚至要求蒜薹擴大大蒜種植面積。但是，蒜薹豐收上市后，卻由于銷售渠道不暢，大量滯銷，賣不出去。農民都憂心忡忡，不僅沒有提供任何幫助，而且還在在蒜薹購銷經營和管理中嚴重瀆職。

蒜薹開始上市時，抬價收購，擠走了外地客戶；有的地方為了裝滿自己的恒溫庫，不準外地客戶收購，甚至連一些村民委員會和蒜農與外地簽訂的購銷合同也強令作廢。蒜薹還沒有賣， 就要交納交通管理費、工商交易稅、環境保護費、衛生費等各種名目的費以及罰款。總之，農民進城賣蒜薹，工商局、衛生局、稅務局、城管所等等各個機關的設定的關卡，它們彼此參照，向蒜農們收取大量費用。

可以看到，在“天堂縣”的權力網中，各個“衙門”是同聲共氣，共同的利益將他們編織到了一起，成為權力網上的各個支點。這個充分暴露出缺乏監督和制約權力的危害，揭示出權力的傲慢。

在權力壟斷的天堂縣，官吏們只管自己的烏紗帽，他們根本不管農民的利益，要求種植擴大無非是為了自己的政績，至于農民能不能增收發家致富，他們其實不太關心，當然宣傳上是說讓農民走上小康致富之路。但現實中，實際上自己在意自己的烏紗帽。所以就算當地農民蒜薹滯銷，該收的稅費還是收，甚至還巧立名目，亂收費、濫罰款，榨取農民的收入，這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凄慘，可謂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被打頭風”。

導致這種風氣的根本原因在于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有權的官吏們個個如狼似虎，將權力的勢能發揮到最大，以最小的權力最大限度的刁難農民。而身份卑微的農民在這種絕對權力和控制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作為的，只能任人擺布，聽之任之。

蒜薹事件對于社會來講是個小事件，但對于牽涉其中的農民來說，卻是一個改變了人生走向的大事件，足以給個人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小說真實地呈現了那個時代農民的生存狀態，令人觸目驚心。莫言非常熟悉農民的現實生活，非常熟悉農民的內心，他是真正站在農民立場上替農民發出痛苦的吶喊。

本文參考文獻：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

杜程.權力視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

郭晴云.《天堂蒜薹之歌》：多重視角下的現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