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標志性成果，以高速性、通用性、智能性和交互性的顛覆性特點，對國家安全產生深刻影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技術變革交織的當下，應當用系統思維剖析人工智能對國家安全的沖擊。既要重視國際格局變化中傳統安全受到的沖擊，也應警惕全球治理體系轉型下非傳統安全風險，甚至技術帶來的“人的異化”也應被納入考量。

當前，權力博弈從戰略決策到軍事競爭，從經濟發展到話語權建設都有人工智能的介入。這就使得權力分配形式趨向數字化、結構化、扁平化。國家主權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正受到人工智能技術的挑戰，特別是技術的不正當使用已經開始改變戰爭形態。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技術的發展和軍事目的結合起來，相互作用，變革就會隨之產生。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大大削減戰爭成本，并為軍事技術、戰略分析、信息搜集等諸多領域提供新的模式與路徑。軍事裝備日益精確化、智能化、無人化、遠程化發展，戰爭形態日益向信息戰、輿論戰、認知戰與軍事行動相互交織的復雜趨勢演變。在致命自主武器系統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所帶來的風險和倫理問題也引發廣泛關注。致命自主武器系統的相對“自主”也導致了諸多問題，比如自主武器系統導致的戰爭倫理問題。科技發展引發的軍備競賽無疑會給國際安全局勢注入不穩定因素。

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增加了國家行為體之間權力博弈的復雜性，同時也使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權力分配發生變化。當前，一些人工智能領域的企業在技術整合和研發方面的優勢超過國家行為體，跨國公司可以在多國進行經營實現“風險分散”，以至于無須政府或國家力量支持就可以形成龐大的“網絡社區”。盡管這種情況稍顯極端，但這一可能與非國家形態權力集團結合帶來的安全風險值得關注。由此可見，人工智能時代對國家如何破解公民“信息繭房”、如何治理虛假信息、如何引導公民形成正確認知提出了緊迫且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技術對認知的最直接影響就是作用于輿論和宣傳層面，進而逐漸影響人們的思維。輿論宣傳能力不僅會影響國家的國際地位，也在引導公眾心理方面產生巨大作用。輿論是話語的表現，話語隱藏著意識形態內涵。因此，在意識形態競爭膠著的國際態勢下，亟須重視人工智能與輿論宣傳相結合產生的負外部性。隨著網絡的發展以及官方組織和媒體入駐社交平臺，網絡逐漸成為輿論宣傳的主要媒介。這意味著個體的主觀意見表達更加容易，公眾與政府信息交互渠道更加多元，甚至跨文化交流更加迅速、頻繁。而在討論與傳播過程中，信息造假情況成為一種常態，這既給公眾接受和篩選信息帶來困境，也影響政府部門獲取民意的準確性。虛假數據給人們帶來的更多是一種“混亂和無序”，如果這種認知影響被用作國家間競爭武器，其后果難以設想，意識形態撕裂、操縱、解構風險將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人工智能所引發的社會風險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運行兩方面。社會生產力飆升和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成為必然趨勢，生產關系、政策法律的適配性滯后導致社會問題加劇。在國家間關系中，人工智能技術對生產方式的變革促使產業回流，加劇經濟逆全球化的趨勢，進而加劇不同國家間的經濟差異。

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可以用于分析數據，還可通過接收文本、圖像、音頻的輸入按需輸出各種類型數據。在社會運行方面，人工智能的知識生產能力給科研、學術、傳媒、司法等領域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國際層面，人工智能技術擴散也增加了跨國犯罪和反恐行動的難度。技術獲取門檻的降低、數字資源的快速流動，促使非法組織制造高隱秘性、大范圍的犯罪活動。

人工智能引發的人類身份危機也開始受到關注，人類主體性存在或將面臨挑戰。人工智能算法邏輯可以廣泛收集使用者數據，屏蔽或篩檢信息進行精準推送和觀點引導，降低使用者自由獲取信息和思考判斷的能力。碎片化信息時代，人工智能將收集的數據轉化為海量同質化信息反蝕人類社會，造成人的信息空間扁平化、單一化。新型人機文化是人工智能時代的產物，應當思考如何平衡其與人類文化的張力。

人工智能作為科技前沿的顛覆性技術，已經成為諸多國家戰略發展目標。在極大推動人類生產生活發展的同時，人工智能主體性和工具性作用給國家安全帶來的沖擊也是多元復雜的。因此，需要以系統的思維構建國家安全保障體系，以應對時代變局下的技術變革。既要提升國家自身技術能力，也要增強國家間戰略互信；既要發揮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也要迅速建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體系；既要提升人工智能知識普及，也要強化認知引導。推動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為增進人類福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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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中國社會科學網

編輯｜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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