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承張人鳳先生見示其祖父張元濟先生《抄本全芳備祖跋》手跡照片，跋文言：“吾友美國施永高博士為農學專家，喜搜求吾國植物學書。知涵芬樓藏有宋人所著《全芳備祖》，屬為迻錄。余適購得舊抄《前集》一部，且經校勘，頗審慎，惜不知其姓名。因取涵芬樓所藏《后集》抄補足成之，并為詳校，冀免訛奪。篇中用墨筆注于行側者，為寫官誤抄隨時改正之字。校者據涵芬樓本見有訛字，則以朱筆書之于旁。仍有所疑，復取諸家專集及《古今圖書集成》互證之，有可勘正者，則書于眉端或空格之內。其或與原書所據者不同，未能斷定者，則加一‘疑’字以別之。雖不敢謂一無訛誤，要可稱為較善之本矣。寫錄者，上海胡紹益、方孤憤，校勘者奉賢莊羲、昆山胡文楷。時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海鹽張元濟跋。”下鈐“張印”“元濟”白朱文連珠印。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后集》

跋文中提到的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1871-1952），中文名又作施永格，是美國農林學家。1918年作為美國國會圖書館代表到中國各省采訪地方志，回國之后，仍然繼續此項工作。承國家圖書館雷強博士檢示，吳文津在《美國東亞圖書館發展史及其他》記述道：“施永格非常欽慕中國文化，對中國的典籍有很大的興趣。在1917到1927年這十年間，他曾去中國三次，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中文典籍文獻，其數量達到68000冊之多，其中多善本書、地方志、叢書以及很多國會圖書館在經史子集方面缺乏的古籍。”

至于張元濟幫助施永高購置《全芳備祖》的起源，則可見于彭曉亮所編新書《訪書：上海市檔案館藏張元濟海內外往來函札》（上海遠東出版社，2025年）之中，其中存有1923年8月18日施永高致張元濟函，云：“羅佛博士Dr. B. Laufer為吾國研究華文之最佳者，現方游歷中國，想已與君晤面。余之希望中實引羅博士為中國及中國人之良友，蓋使吾國人能知過去中國文學之美，羅氏實其人也。彼將向君提議為國會圖書館采辦各種華文書籍，就中以福建省之志書尤為需要，蓋羅氏適將旅行其地之故。至其他書籍尚未搜集者，自亦當購置也。倘使足下許羅氏就貴各分館尤以閩省為最，采購價值墨洋一千元以內之書籍，無任感激，且自信此舉必可設法得國會圖書館員之贊助也……余曾懇托羅佛博士代為搜索《全芳備祖》Chuanfangpei tsu，此書可謂植物學中之百科全書，于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刊行，詳見哈葛德所譯俾利奧著《橘錄》Chu l 書中第六頁，尚請示知如何可以搜得此書，未知是否包含在手錄《四庫全書》SzuKuChuanShu之中（余現避暑海濱，無目錄可查）。果爾如羅君未獲抄錄，尚望足下代為設法抄示一份為感。”信中的羅佛博士，實際上就是我們熟知的大名鼎鼎的勞佛爾，羅佛是他的自用中文名，他當時也在中國游歷，并曾選購不少中國典籍。

上海市檔案館藏施永高致張元濟函

但據張元濟的跋文，這部《全芳備祖》顯然并非勞佛爾所購，而應該是張元濟接到施永高的信之后，直接幫他購置的，即利用舊購的《前集》舊抄本，補以新抄的以涵芬樓藏抄本為底本的《后集》。順便說一句，勞佛爾所購中國文獻，據龔詠梅在《勞費和他的漢學研究對美國中國學的貢獻》一文中介紹：“在圖書資料方面，勞費在1908-1910年之間收集的圖書，后來又被轉手到中國學研究的一些重要機關：芝加哥紐百瑞圖書館所藏勞費東方文藏于1943年移交給了芝加哥大學，收藏于該大學約瑟夫·瑞根斯坦圖書館（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滿、蒙和藏文木刻版圖書和手稿都集中放在一間特別的閱覽室里。勞費為約翰·克瑞爾圖書館收集的東方藏書于1928年全部移交給了美國國會圖書館。而勞費收集的其他一些藏文圖書和手稿仍藏在菲爾德自然歷史圖書館里。這些文物和書籍，是美國中國學發展的奠基石。”也就是說，勞費爾雖然未曾替國會圖書館買到《全芳備祖》，但他也終究以其他方式對國會圖書館的中文典籍建設有所幫助。至于施永高所言的刊于1253年刊行的《全芳備祖》，其根據是《前集》卷前所存寶祐元年癸丑中秋安陽老圃韓境序。但事實上現在所存此書最早的本子，是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一個殘本，名為《天臺陳先生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前集》闕卷1至13十三卷、《后集》闕卷14至17四卷。但這個本子到底是宋刻還是元刻，一直存在爭議，如董康、傅增湘以為是元刻，而張元濟、鄭振鐸則以為是宋刻。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殘本

張元濟先生代購的這部《全芳備祖》，見于王重民《中國善本書錄》著錄，說得很簡單，主要是引錄張元濟先生這段跋文，另外指出“《前集》有項子京家珍藏偽印”。今承旅居美國的劉芃兄代為搜得國會圖書館藏《全芳備祖》書影數幀，知《前集》除了此偽印之外，還有“寶研堂”“竹趣”“青松白云處”等印記，但這幾方印記的具體主人是誰，卻不能考知。至于所抄《后集》的底本，涵芬樓舊藏的這部《全芳備祖》，不見于《涵芬樓燼余書錄》著錄，可知已經毀于劫火。

王重民著錄

不過根據《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子部”著錄：“《全芳備祖》前后集。舊抄本，翰林院、教忠堂藏印。”可知涵芬樓舊藏的這部《全芳備祖》實際上也是抄本，曾經翰林院舊藏。眾所周知，翰林院藏書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來自于修纂《四庫全書》時從各地征集來的底本。據《四庫總目提要》“子部四十五類書類一”著錄，《四庫》底本為“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另外，此書在目前的四庫進呈書目中凡三見（此承復旦大學博士生羅毅峰見告，特此致謝），分別是：江蘇省第一次，二是浙江省第四次鮑士恭，三是在京官員“編修勵”。也就是說，涵芬樓舊藏的這個《后集》三十一卷，很有可能就是來自這三種之一。而所謂“教忠堂”，最有名的就是乾隆的代筆人沈德潛的堂號，但此書顯然是與沈無關。結合書上的翰林院印章，很有可能是《草目》編者一時手誤，將教經堂誤書為教忠堂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教經堂的主人泰州錢桂森，曾經大量從其當時任職的翰林院攫取藏書。當然，錢氏此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對翰林院藏書的保護。畢竟，在庚子年間，翰林院幾乎變為一片瓦礫，其中藏書大概除了三百余冊《永樂大典》之外，都毀于兵燹之中了。這部逃過了翰林院大劫的《全芳備祖》雖然還是在“一·二八”毀于日軍炮火，但幸運的是，因張元濟先生當年的善舉，我們仍然可以從大洋彼岸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后集》三十一卷中看到它的模樣。

張元濟跋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從張元濟先生的跋文中，我們大概可以看出張先生當年校書的程序，以及嚴謹程度。雖然買主施永高其實并未對抄本的質量提出任何要求，但張元濟先生本著實事求是原則，不憚煩擾，精益求精，不僅予以復核，將寫官誤書一一改正；又經詳校，將異文一一注明；且“復取諸家專集及《古今圖書集成》互證”，將疑似之處多方考證；又能多聞闕疑，“未能斷定者，則加一‘疑’字以別之”。時下正是傳統國學方興未艾之時，各類新整理的古籍文獻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回思百年前張元濟先生一絲不茍、唯善是從的古籍整理、校勘的態度，不禁令人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