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移情是精神分析的關鍵概念，正是通過移情，無意識才參與到治療中；沒有移情，精神分析就無從開展。《移情：弗洛伊德與拉康》的作者凱瑟琳·穆勒在精神分析領域內詳述了移情這一概念，并通過這個概念串連起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論創新與臨床實踐，以新的視角揭示了他們之間的傳承與超越。本文摘自該書，澎湃新聞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在提出聯想的強制力理論不久之后，弗洛伊德從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主人公的命運中發現了人類境遇的范例——那是拉布達契家族的獨特故事。他寫道：“希臘神話捕捉到了一種所有人都承認的強制力（Zwang），因為每個人都感受到了它。”俄狄浦斯施加在弗洛伊德身上的強制力與Zwang理論所揭示的并不一致。為了將其納入分析的框架，他不再借用科學的概念，而是轉向求助于真理的文學模型。在這一模型中，意義的產生源于謎題和亂倫婚姻的解決：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以及作為對俄狄浦斯情結結構的補充，即他在《圖騰與禁忌》中創造的神話。

弗洛伊德開拓思路是全方位進行的：他的無意識和病人的無意識、神話和民俗傳統、邏各斯（logos）以及他對科學的渴望。與獅身人面像一樣，弗洛伊德的建構也是一個復合形象。從人類的悲劇中提取概念，除了這種路徑，還有其他方法嗎？這就是弗洛伊德轉向神話的原因。當某個神話創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敘事，當這個神話創建了一個人類之間的聯系，即如何發源的基本模式時，它就彌補了邏各斯和理性所無法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他選擇神話的敘事結構來闡明對謀殺和亂倫的禁止。通過對父親的謀殺——兒子們對享受所有女人的原父的謀殺——確立了對這種享樂的禁止，并把父親作為一個參照和姓氏（Nom）。

1897年底，也就是弗洛伊德的父親去世差不多一年后（他父親是1896年10月23日去世的），弗洛伊德系統地進行了自我分析，并與他的朋友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分享了一個決定性的發現：“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經癥理論（neurotica）”，也就是不再相信被父親誘惑的理論。在此之前他一直采用這一理論來考察他遇到的癔癥個案的成因。正是在這一點上，他部分地放棄了“宣泄”療法或“由父親的倒錯而帶來的創傷回憶”的治療方法，取而代之的是通過穿越病人的幻想來構建欲望的歷史。后來，他在1920年為《性學三論》的增注中指出，承認俄狄浦斯情結已經成為“精神分析支持者區別于反對者的標志（schibboleth）”。Schibboleth在希伯來語中本來是玉米穗的意思，它因《圣經》中的一段話（《士師記》第十二章第6節）而聞名。在這段話中，我們知道了基列人通過讓其敵人法蓮人說這個詞而揭穿其偽裝，因為他們的口音會扭曲該詞的發音。因此，這個詞獲得了口令的意義，是一個族群相互辨認的秘密標志。

那么在何種情況下《俄狄浦斯王》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1897年10月15日，在他父親去世一周年的前幾天，他寫信給朋友威廉·弗利斯：

我想到了一個具有普遍價值的觀念。我發現自己和其他人一樣，對母親充滿了愛，對父親充滿了嫉妒［……］。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么我們就能理解《俄狄浦斯王》帶來的令人震驚的效果，盡管我們對那些命運不可抗拒的假設提出了種種理性的反對意見。

他在自己和病人身上觀察到的弒父和亂倫的恒常愿望，把他帶回了希臘的俄狄浦斯王的神話當中。那時他還想到了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雖然該劇涉及的不是弒父而是弒兄，但弗洛伊德將這部作品置于莎士比亞父親去世不久的背景之下，“［哈姆雷特］出于對母親的激情，希望對父親犯下同樣罪行，這樣的恍惚記憶折磨著他”。他從哈姆雷特的話語（“良心就是這樣讓我們所有人都變成懦夫的”）中，以及讓他受苦的癥狀（拖延、反思和懷疑）中，確定了這種無意識重罪的影響。這位埃爾西諾爾王子的幽靈父親或許比他的另一個我（alter ego）——底比斯國王更讓弗洛伊德魂牽夢縈。

幾天后，他征求弗利斯的意見：“你還沒有與我討論關于《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的解釋。我尚未把它提交給其他人，因為我很容易想象到它會受到敵視。”他承諾會進一步研究俄狄浦斯的神話，但不知道這項工作是否還會加入其他的作品。弗洛伊德對索福克勒斯的戲劇和神話的引用是零星的，主要見于《釋夢》第五章、《精神分析引論》第十講以及《精神分析綱要》，而且，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對文本進行了刪減和不確定的跳躍式解讀，這對他來說是不尋常的。

希臘學家們對他進行了學術批判。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對的，因為弗洛伊德顯然沒有能力對文本進行細致的分析，而其假說的新穎性與大膽性也要求他進行大刀闊斧的變革。何況精神分析學家的興趣在于：通過揭示悲劇本質這一路徑，探索欲望的化身。拉康完美地強調了這一點：“弗洛伊德的天才向我們揭示的是：欲望根本上是由這個叫‘俄狄浦斯’的結所結構化的。”然而，既然我們要一字一句地理解弗洛伊德，那么，我注意到他在解讀德爾斐神諭時出現了一個“失誤”。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的調查越來越朝向他自己的時候，他向伊俄卡斯忒講述了他的生平和自己求問神諭的原因（第774至793節）。那是在科林斯的一次宴會上，那時他還是波利比國王的兒子，被視為第一公民，一個酒鬼稱他為“冒牌兒子”。他的父母義憤填膺地拒斥了這一含沙射影的說法，但這并不足以讓他安心。他被這些話折磨著，對自己的身世產生了懷疑，于是決定瞞著家人去德爾斐神廟請教神諭，但神諭并沒有回答他的問題。這里需要注意，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神諭本身是模棱兩可的，它只是重復了之前對拉伊奧斯和伊俄卡斯忒透露的預言。現在，在《釋夢》中，在弗洛伊德總結神話與悲劇的段落當中，我們讀到的正是：“［神諭］建議（conseil）他離開家鄉，因為在那里他將會變成殺死父親的兇手，并且成為母親的丈夫。”

在這段文字中，“建議”一詞的意思是什么？俄狄浦斯故事的所有版本都一致認為，神諭在回答俄狄浦斯關于其父母身份的問題時，只是重復了對其生父母的預言——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確定阿波羅毫無憐憫地沒回答他就把他打發了。因此，弗洛伊德的文本包含了一個奇怪的滑動，這不僅是弗洛伊德意義上的錯誤，也讓文本站不住腳了。事實上，如果神諭給出這樣的建議，那么就是它故意將俄狄浦斯推向致命的遭遇，從而幫助他上當受騙，而這在悲劇中絕非事實。如果沒有親自讀過該劇而只滿足于弗洛伊德總結的讀者，就無法理解該劇的懸念和動機主線是什么。

在我看來，讓·波拉克（Jean Bollack）是唯一一個縮小了弗洛伊德錯誤范圍的人。他認為，弗洛伊德寫下“建議”一詞是直接翻譯了俄狄浦斯的解釋（interprétation），并在某種程度上提前了這個詞的后果。因為俄狄浦斯的確是作為“建議”聽到的神諭的暗示，而正是這個建議加快了他的墮落。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弗洛伊德并沒有對這一解釋進行闡述，盡管三言兩語就足以說明問題。因此，讓我們試著驗證一下選擇“建議”一詞的正確性。在索福克勒斯的劇作中，主人公將眾神的意愿貫徹到底；在希臘語中，神的意志被稱為boulè，這個詞也有“建議”的意思。因此，弗洛伊德也可能把“神的意志”和“神之口諭、神的口頭建議”凝縮在一起了。同樣，在約翰·赫伊津哈的著作《游戲的人》 中，我們發現荷蘭語中的raadsel（謎題）一詞與raad（建議）和raden（具有給出建議和解決謎題的雙重含義）相關聯。無論把這些詞聯結起來的詞橋是什么，“建議”一詞的選擇明顯有一定傾向性。是否是因為德語中的“建議”就是“Rat”？不排除這樣的可能，但目前這么說的話，未免太早了點。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辨認出，這個版本的俄狄浦斯情結表明弗洛伊德受到了癔癥患者的影響，也受到了他自己對父親的負罪感的影響，或者是受到了他希望父親永生的愿望的支配。然而，使用索福克勒斯的悲劇是希臘文化和古代悲劇在弗洛伊德那里施加強制力的一個重要標志。

希臘悲劇始于公元前6世紀，它是神圣性在城邦（polis）空間中在場的一種表現形式。其鼎盛時期恰好與雅典文化的鼎盛時期吻合，直到公元前5世紀末，持續了差不多一百年。這是新的公民理想興起和罪責的法律概念發展之時，悲劇的焦點是去拷問作為謎團的人、人的矛盾和人行為的意義。人是其行為的代理嗎？這些行為是人之本質的揭示者嗎，抑或是命運的顯現？弗洛伊德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中發現的獨特和范式性的力量在于：主人公作為“了解偉大謎語”的人，用他自己的話引導著探索了自己。正是通過他的話語，他才發現自己并非他所想象的存在。與其他古希臘劇作家相比，索福克勒斯更能引起弗洛伊德的興趣，原因顯而易見：一方面是他在劇作中強調的主題的性質——《俄狄浦斯王》事實上是唯一一部以母子亂倫為主題的古希臘神話；另一方面是他保持的劇作的形式結構，正是這種結構促使讓-皮埃爾·弗南（Jean-Pierre Vernant）說悲劇的素材是“全面發展著的律法思想”。

悲劇源自法律辯論、修辭學和演講競賽，它利用了詞語的多義性，詞語的使用是需要語境的。所有的希臘悲劇都善于使用模糊和半說的方式來表達——亞里士多德稱之為“詞的模糊性”（hom?numía），當然，相較于其他劇作家，索福克勒斯走得更遠。在這部劇中，索福克勒斯賦予語言一種揭示人的矛盾的力量，并特別使用了雙關來制造驚奇和命運的逆轉。無疑，弗洛伊德應該會同意這一假設，他寫道：“該劇的內容完全就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非常巧妙的揭示，堪比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認為，主人公地位的徹底顛覆和神諭的實現才是命運悲劇的張力。命運并不指向盲目的偶然，而是指向在一切都完成之后才變得可以理解的意義。俄狄浦斯從此明白，他所經歷的生活就是必須如此。

我們內心深處一定有一個聲音，讓我們認識到命運對俄狄浦斯的強制力量［……］他的命運讓我們感動，因為它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命運。因為在我們出生時，神諭對我們宣布了同樣的詛咒［……］通過揭示俄狄浦斯的罪過，詩人迫使我們審視自己的內心，認識到那些雖然被壓抑但依然存在的沖動。

這種強制性的力量剝奪了人的權力意志，使其徒勞，并分裂了主體——“宿命和神諭不過是內在必然性的物質化”。因此，索福克勒斯戲劇中的“分裂”（schize）不僅僅建立在觀眾與演員之間，它也在俄狄浦斯的雙重性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俄狄浦斯是謎語的破解者，他自己也是謎語，只有當他發現自己與自己相信的截然相反時，他才會猜到這個謎的含義。這正是《俄狄浦斯王》讓人震驚的命運悲劇的特質所在：“我的行為，讓我承受的苦比我所犯下的罪還要多［……］我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今天。”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這樣講述。這座城市將他束縛在致命的婚姻上，在被詛咒的結合上，而他對此一無所知，他只能說：“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行事。”

不知構建著主體強制力，它是分析治療的基石。對拉康來說，正是分析來訪者通過提出分析的請求證明了自己的不知，從而將精神分析與刻在德爾斐阿波羅神廟入口處的“認識你自己”這一古老箴言聯系起來。拉康盡可能地接近弗洛伊德，就俄狄浦斯的命運給出了自己的版本：“尤其不要忘記，俄狄浦斯的無意識是一種基本的話語。它意味著長期以來，且一直皆是，俄狄浦斯的故事就被書寫在那里，我們知道它，而俄狄浦斯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盡管從一開始他就被這故事所擺布。”他發現了另一個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是他所意識到的故事中的那個自己。

《移情：弗洛伊德與拉康》，[法]凱瑟琳·穆勒著，姜余、嚴和來譯，我思Cogito｜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

來源：[法]凱瑟琳·穆勒著，姜余、嚴和來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