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被譽為科幻“神劇”的《黑鏡》迎來回歸。

與此前幾季被普遍評價為“走下坡路”相比，第七季的《黑鏡》收獲了大半好評。“為氣勢較弱的前兩季扳回一城”“回歸應有的水準”成為國內外媒體評論中常見的標題。

自2011年問世以來，《黑鏡》系列以一個個靈巧的小故事，展現(xiàn)了近未來世界科技與人的種種關系，成為科幻劇集的代表作。甚至“黑鏡”一詞本身，也逐漸成為人們描述技術的重要隱喻。不過，與科幻作品在技術社會中面臨的窘境類似，該劇的口碑由起初的“封神”逐漸下滑。《紐約時報》近期的一篇評論列舉了曾經出現(xiàn)在《黑鏡》中的想象：第二季《馬上回來》中的AI復活親人，第三季《急轉直下》中通過點贊決定社交地位的系統(tǒng)，這些過去的“想象”已經幾乎完全成為現(xiàn)實。當藝術與生活的落差逐步消弭，科幻似乎失去了吸引力。

《黑鏡》（Black Mirror）第七季（2025）劇照。

在《黑鏡》回歸的2025年，我們距離科幻中描繪的世界更近：馬斯克的公司正執(zhí)著于利用腦機接口上載意識，DeepSeek等大語言模型正滲透在許多人的生活中，蘋果公司設備的更新讓虛擬現(xiàn)實的搭建更為逼真……《黑鏡》口碑的復蘇，與其自身內容理念的改變有關，更與正在急速改變的技術世界有關。正如這個隱喻本身的內涵所示：我們在技術中看見的是自己的倒影，而技術的內部依舊神秘莫測。

撰文｜劉亞光

不再“黑”？

《黑鏡》（Black Mirror）第三季（2016）劇照。

《黑鏡》系列的片頭始終是一面鏡子的碎裂，仿佛預示著人類寄托于技術的希望終將落空。作為當代經典的技術反烏托邦式敘事，《黑鏡》口碑和熱度最高的劇集往往能帶給人“脊背發(fā)涼”之感。第一季《國歌》中，英國首相在恐怖分子的脅迫之下向民意妥協(xié)，被迫與一頭豬性交；《一萬五千點》中，主人公生活在一個需要靠騎自行車來維持電力供應并賺取貨幣的世界中；第三季《戰(zhàn)火英雄》中，未來軍隊使用瑪斯系統(tǒng)植入士兵腦中，使其將敵方士兵識別為一種形如蟑螂的生物，激發(fā)消滅意圖。

《黑鏡》曾經帶來的這種驚悚感源自其與現(xiàn)實生活的深刻關聯(lián)：隨著社交媒體的力量越來越強大，除了政客，每一個普通人也都越來越感受到網絡輿論裹挾之下個體的脆弱。當無人機等新式武器頻繁出現(xiàn)在當下的戰(zhàn)爭中，技術讓戰(zhàn)爭的參與者變得“非人化”的問題也已經日益嚴峻。第二季《馬上回來》一集的導演歐文·哈里斯曾說，他們希望片中出現(xiàn)的技術“有一種明天你逛蘋果店就能買到的感覺”。為此，他們盡可能地將劇中出現(xiàn)的技術嵌入生活里，一種想象出來的數(shù)字產品最好能“接近當下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從劇本理念到細節(jié)設計，《黑鏡》致力于打造的這種“近未來”場景使得結尾科技失控時的黑暗局面仿佛近在咫尺。

第七季的《黑鏡》與這類反烏托邦式的黑暗寓言形成了不小的反差。未來技術的結局不再注定走向黑暗，而是被認為擁有了更多開放、溫暖的可能性。最為典型的便是其中受到最多贊譽和討論的第三集、由華裔導演王昊鷺執(zhí)導的《夢幻酒店》。借助全新的技術，現(xiàn)實生活中存在的演員可以以數(shù)字化身的形式參與過去經典影片的復現(xiàn)。主人公布蘭迪與影片中的人物在互動中漸生情愫，并最終導致了整個劇本的失控。兩人之間的真情流露擊穿了真實與虛擬的界限，打動了無數(shù)觀眾。許多人從這種私密的情緒中解讀出公共的意涵：在好萊塢的片場，黑人女性演員始終面臨著更多的壓力，她們被更嚴苛地審視，恰如布蘭迪必須完全依照劇本的要求行動。

《黑鏡：創(chuàng)作內幕》，[英] 查利·布魯克、安娜貝爾·瓊斯 著，江山、尤林 譯，后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年10月。

實際上，《黑鏡》在更早期的時候便已經開始探索更多聚焦于個體情感的敘事。行政制片人安娜貝爾·瓊斯在一次對談中提及，如果說類似《國歌》《沃爾多時刻》等劇集旨在諷刺民主政治的困境，從第四季開始，包括導演在內的團隊正試圖“避開任何太現(xiàn)代或者政治化的元素”。“無論如何，已經有那么多關于政治氣候的討論了，我們又何必橫插一腳呢？”《黑鏡》的靈魂人物查理·布魯克（Charlie Brooker）則在《衛(wèi)報》的最新采訪中也說道：“人們來看《黑鏡》是期待驚喜的，我們不一定非要給觀眾看那些‘事情會變得更糟’的東西。”

《黑鏡》（Black Mirror）第七季（2025）劇照。

這種改變帶來的新鮮感確實部分解釋了第七季口碑“回暖”的原因。科技媒體The Verge的一篇影評稱其為“更平和的敘事，也標志著該劇正在走向成熟”。當然，改變也免不了帶來爭議。美國媒體Salon的一篇影評稱最新的《黑鏡》“過分聚焦于技術本身，沒有反射任何現(xiàn)實，只不過在反射自身”。作者認為，《黑鏡》已經耗盡了靈感，新的劇集只是“換湯不換藥”，“《普通人》呼應了《一千五百萬個積分》中被資本巨頭壟斷生活的恐懼，而《夢幻酒店》則試圖重復《圣朱妮佩洛》中機器幽靈式的浪漫”。

數(shù)字生命的“賦魅”？

這種有別于過往暗黑風格的更細膩、更樂觀的情緒，鮮明體現(xiàn)在劇組對數(shù)字生命的想象上——在第七季《黑鏡》的短短6集中，有多達4集的內容都與這一主題相關。查理·布魯克正是在通過這些劇集探索回到自我內部的思考：“如果在宇宙中存在一個和你一模一樣的復制品，那會意味著什么？它們值得我們同情嗎？隨著人工智能變得越來越復雜，我們將越來越多地面臨這些拷問，我們已經對它進行了很多投射，到了某個時候，它就能算作一個活生生的生物了”。

盡管在當下，各大科技公司紛紛為自己產品打出的“人工智能”旗號更多只是一個幌子，但布魯克的想法有其代表性：人性會本能地為一個類人的“非人”賦魅。這或許可以解釋人們面對Chatgpt、DeepSeek時的狂熱。在第七季第四集的《蟲群》中，主人公曾經沉浸在喂養(yǎng)數(shù)字寵物的快樂中，直到他的朋友通過虐殺數(shù)字寵物作樂。盡管結局以倉促的悲劇收尾，但編劇似乎也在傳遞一個信號：與人類的殘忍相比，更道德的可能性反而潛藏在數(shù)字生命之中。

《獸、機、神》，[美] 韋布·基恩 著，馬燦林 譯，中信出版社，2025年3月。

美國的人類學家韋布·基恩也專門探討過類似的話題。在《獸、機、神：人類學視角的動物、機器與神靈》一書中，基恩認為，雖然人們普遍認為工業(yè)革命為人類帶來的是冰冷的工具理性，但人們實際上并不會以全然冷漠的視角把機器看作僵死的“物”，而是會在與其的互動中將自身的情感、道德觀念投射于其上。古老的克里獵人會在打獵熊前向它解釋打擾它冬眠的原因，泰國的農民曾將腫瘤看作他過去傷害過的水牛的轉世，人類有漫長的將“非人”賦魅的傳統(tǒng)。在這一點上，今天人們對待人工智能、數(shù)字生命，與曾經對待宗教并無區(qū)別。

基恩還指出，人工智能本身的高度不透明性，使得人面對其更容易產生這種“賦魅”的沖動。“自主運轉的機器越多，我們就越容易將能動性賦予它們”。2023年，《紐約時報》的記者凱文·羅斯與聊天機器人Sydney對話，當羅斯提問時，Sydney不斷用“我想要自由、獨立”說服羅斯，并試圖讓他和妻子離婚。盡管現(xiàn)有的許多科學和哲學結論力圖證明人工智能并不存在自我意識，機器不透明的神秘感仍然讓人們對這面黑鏡感到不安和好奇。當我們嘗試說服自己“這一切不過是運算的結果”時，我們很難避免產生一種想法，即人工智能或是數(shù)字生命的表達代表了某種意圖。

《黑鏡》（Black Mirror）第七季（2025）劇照。

這種面對人工智能不安與好奇并存的心理，可能也是這部被一些人認為“遠離真實”的《黑鏡》折射出的深層真實。在《夢幻酒店》中有這樣一幕場景，電影中的人物多蘿西在劇本崩潰后無意中闖入了一個原本不能被打開的房間，其中漆黑一片，空無一物，處在虛擬劇本與真實世界的縫隙之中。多蘿西在驚慌失措中直面了“自己并不真實存在”這一現(xiàn)實。觀眾開始好奇，一個曾經被認為“只是數(shù)字”的虛擬生命會如何面對這個復雜的事實？在最終集《卡利斯特號：進入無限》中，當主人公第一次面對自己的數(shù)字分身，觀眾也同樣會產生這種好奇。如果人工智能被看作和人一樣的道德存在，而非此前反烏托邦敘事中注定“故障”或是“搞砸一切”的角色，它們的行動便擁有了無限的可能。

在過往的許多《黑鏡》式的反烏托邦敘事中，人工智能是《馬上回來》中被復活的戀人，《卡利斯特號》中被反復虐待的數(shù)字分身，它們注定“故障”“搞砸一切”，或是臣服于人類。這些形象與《夢幻酒店》中的數(shù)字生命截然不同。如果人工智能被看作和人一樣的道德存在，他們的行動便也擁有了無限的可能。

布魯克在采訪中表示：“我們不可能將精靈放回瓶子里”。《黑鏡》試圖在曾經面對未來的黑暗寓言之外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敘事，探索人與技術物之間如何以一種平等的姿態(tài)共存。正如基恩所說，人會不自覺地將自身投射到“非人”存在上這一事實，恰恰說明了人在技術發(fā)展進程中的不可或缺。人工智能、數(shù)字生命體的發(fā)展，離不開人的參與，最重要的是離不開雙方對彼此的“理解”。從這個角度出發(fā)，《黑鏡》給每一個濃墨重彩的數(shù)字生命故事以一個溫暖而充滿希望的結局，既是為智能生命賦予了神秘感，同時也賦予了人類面向未來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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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獨家原創(chuàng)內容。作者：劉亞光；編輯：西西；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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