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不是原罪。

剛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大型演出依然火熱。

據中演協數據最新數據，五一期間，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場次3.35萬場，與2024年同比降低2.52%；票房收入21.59億元，同比增長3.60%；觀眾人數1031.59萬人次，同比增長0.47%。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營業性演出票房收入達到12.12億元，同比增長5.12%。

據不完全統計，在接下來的5月，也將有超過20多場音樂節接棒五一的余溫。

不過，五一檔音樂節熱度的B面，是創新與轉型進程中衍生的諸多混亂與鬧劇、亂子和樂子。從流程失序到體驗割裂，種種亂象如同一把雙刃劍，既折射出行業變革的陣痛，也在無形之中消耗著樂迷的耐心與信任，讓這場本應狂歡的音樂盛宴蒙上了一層陰影。

狂歡之亂

比起五一檔電影票房的慘淡遇冷，同期的音樂節市場則是在亂象中“炙烤”。

首當其沖的，是來自于多場音樂節出現的部分藝人實際演出時長與官宣相差甚遠所引發的輿論海嘯。

這之中，造成較大輿論翻車的，便是5月2日北京元氣森林音樂節演出當天，因落日飛車因堵車遲到和主辦方應急處理能力不足，引發了一系列蝴蝶效應，包括老狼、鄭鈞、崔健、趙露思等后續嘉賓演出時長接連被壓縮，而最后登臺的趙露思更是僅演出7分鐘左右便匆匆結束。據現場樂迷反映，即便如此超時，主辦方仍然保留了完整的中插廣告時間，且并未對突發情況做出及時的補救措施。

不過，這種演出時長出現臨時變動的問題，出現幾分時間的誤差并不少見。雖然引發不少消費者吐槽，但整體上也因主辦方反應迅速并未造成影響觀演體驗、處理不當等問題。

同時，在愛豆熱潮過后，演員跨界成為了今年五一檔不少音樂節碼陣容時的重要選擇。張新成、張晚意以及引發較大爭議的羅云熙、趙露思等均登上了多場音樂節舞臺，甚至不乏出現因上場咖位、演出時長等引發的飯圈大戰。也正是因此，從音樂節現場衍生到線上的粉黑大戰亂象也同樣愈演愈烈。

比如在5月1日常州太湖灣音樂節，原定演出時長為30分鐘的羅云熙被指超時13分鐘，進而導致最后出場的周深將原定20分鐘的換場時間壓縮到了7分鐘，好在圓滿完成演出。而這場在飯圈引爆的超時分歧罵戰，也在鬧上熱搜與正主面前后以網絡罵戰的形式繼續“翻舊帳”，不僅涉及到當日前排應援位置的搶奪摩擦、口號式辱罵，還出現了推搡、尋釁滋事等安全爭議。截至目前，即便主辦方、藝人出面澄清，雙方粉絲的罵戰仍在不斷升級。

除此之外，演員跨界音樂節的業務能力也同樣頗有爭議。像是參加過唱跳選秀且發行多首熱門OST的趙露思、任嘉倫、周峻緯以及音樂生出身的曹恩齊等，均被質疑“跑調”、“唱得不知所云”。并且，不少演員跨界無作品、多為翻唱的現象，也同樣引發消費者“花錢來看藝人KTV”的吐槽；少有的則是像張新成、高瀚宇等在演員跨界唱衰潮中收獲好評。

隨著流量所帶來的新消費群體的增加，與音樂節原住民之間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引發了不同圈層文化之間的激烈碰撞。

像是粉絲夜排、扛旗和燈牌應援等飯圈粉絲文化的涌入，令不少音樂節現場出現了較大爭議。一方面，單一藝人粉絲為守住前排位置堅持幾小時不動的現象，令大量樂迷不得不退居后排觀演，以及對應援旗、燈牌下觀演的現狀頗有微詞；另一方面，不乏有粉絲因禁止夜排、代排代跑引發與主辦方矛盾，不同粉絲之間也因此升級爆發罵戰，而夜排到底該鼓勵還是禁止也同樣成為主辦方、藝人難以取舍平衡。

比如在北京元氣森林音樂節，趙露思粉絲通宵夜排的熱況，除了主辦方維持秩序外，也引起趙露思本人關注為粉絲準備了熱飲與早飯；更有甚者為了搶奪前排，自4月底便提前四五天來到現場夜排，迫使主辦方不得不提前加碼安保。同時，夜排的風也在不少流量歌手的粉絲群體之間群起而效仿，像是薛之謙在本檔期五場音樂節即便呼吁不要夜排，但在南京咪豆音樂節、常州太湖灣音樂節等依然出現了壯觀的夜排現場。

不難看到，在經歷過票價矛盾、一票難求、黃牛亂市等亂象后，在流量主導的這場商業性狂歡之中，寄希望于跨界刺激消費的音樂節市場也難免失衡，專業性缺失、用戶體驗不佳等老問題暴露得更加集中。

別拿音樂節不當演出

每年五一過后，給音樂節上價值或搞批判，已然老生常談。

但說實話，大浪淘沙之中，真正走入消費者心坎、以口碑服眾的音樂節品牌仍然寥寥無幾，反倒大量音樂節在失去“民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性價比的缺失、專業歌手的演出時長被砍、為粉絲讓步的斷崖式體驗，尤其是大量圖新鮮感、撈快錢藝人的玩票性參與，這類跨界在普通消費者眼中難免格格不入。

可以說，除了暫緩主辦方售票壓力外，此類流量導向的跨界直接引爆的是樂迷信任危機，甚至影響著音樂節的品牌價值、口碑。比如類似于岳云鵬為代表的演員，以及各種愛豆、網紅在現場的飯撒互動占據的演出時間，也被吐槽浪費演出時長，仿佛在開見面會；而一首接一首不停歇的音樂人則因名氣、流量的讓步，被不少消費者打抱不平。

如今的音樂節，將愛豆流量、演員光環、網紅效應與綜藝元素盡數納入，如同一場光怪陸離的大雜燴。這種“來者不拒”的拼盤模式，早已背離了其誕生之初自由、純粹的烏托邦理想，更像是一場多圈層交織的大型戶外音樂嘉年華。

在創新愈加困難的當下，音樂節持續過熱造就的主辦方生存壓力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帶票樂隊、歌手數量的有限，頭部音樂人秀費的增長以及大眾的審美疲勞，令大量主辦方不得不在成本、定價、陣容組合等之中不斷博弈。而事實也證明，在掙錢面前，大雜燴也出現了成功的組合案例。比如5月1日的太湖音樂節，就因集結了網紅、演員、歌手、愛豆、相聲演員等多類型演出人員，火速售罄。

但這是否意味著，涇渭分明的堅守便是死胡同呢？

某種程度上，這是擺在主辦方面前的一道選擇題。正如當下，不少大型非精品的商業演出也在逐漸被默認為打著音樂節旗號、只邀請幾個頭部藝人的拼盤演唱會，甚至被冠以“音樂節版《同一首歌》“的調侃，進而也演變為無某一藝人便難留長期客群的現象。

客觀來說，音樂節“屈服”于流量、票房下的選擇，其實也并非完全被否定的。只是大眾歡迎的，是真正有能力支撐起一臺演出的跨界，而非是僅站立在帶票邏輯上的“玩咖”。比如同樣是演員跨界，檀健次、陳昊宇、能田玲奈等音樂節舞臺便頗受好評。

本質上，在帶票潛力之外，不破壞消費者演出體驗，才應該是音樂節打出差異化、創新演出陣容的底層邏輯。畢竟，跨界邀約也必然是此后音樂節市場愈加不可避免的一類趨勢。

隨著頭部樂隊、歌手回歸大型演唱會，以及海外藝人試水過后開跑巡演為主，音樂節市場已經是肉眼可見缺乏可持續供給的新鮮血液。兜兜轉轉，就像曾經的滾圈音樂人為主，再到說唱歌手、主流歌手涌入音樂節分一杯羹，以及諸如那藝娜、皮皮朱等越來越抽象的網紅藝人接連，也是對主辦方音樂審美、團隊能力等方面的反向篩選。

對于入局者來說，大型非精品的粗糙，不如小而美的確幸。

比如河流音樂節、春游音樂節等此類保有一定獨立性、音樂堅持的音樂節品牌，被冠以值得“無腦復購”的口碑；或者如泡泡島音樂與藝術節、草莓音樂節、迷笛音樂節等依靠成熟專業的幕后團隊，在兼具商業性、流行性的同時，還能堅持音樂性、精品化，持續創新并贏得高口碑。

說到底，別拿音樂節不當演出，消費者早已不是傻子，音樂節也早已不是唯一選項。只靠拼流量、以撈快錢為目的，是無法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好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