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日的中午，位于黔東南州凱里市康復路3號的“四一八”醫院宿舍樓突然被打破了平靜。

一群民警接到報案，齊刷刷趕來。哪怕他們知曉此地發生了一起兇殺案，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在看到犯罪現場臥倒的4具死尸時，他們還是表示“從來沒見過如此殘酷的殺戮”。

被殘忍殺害在家中的，是中國銀行凱里分行行長樂貴建及其妻女，一家三口被滅門。

另有一人是他們的鄰居劉巧云，因過去串門，不幸也被卷入了這場奪命案中。

他們有的被射殺，有的胸口被刺十數刀，身亡后仍呈怒目圓睜的狀態。

更令人震驚的是，民警在現場提取到的彈頭、彈殼，經檢驗鑒定，與40多天前凱里發生的另一起命案中、被殺害的凱里市十大字派出所副所長安坤被劫走的手槍樣本同一。

自此，兩起驚天大案串并，黔東南州公安局成立專案組，先后選派500余名民警參與偵破。

當真相水落石出時，兇手的身份出人意料。

1998年10月至12月，短短40多天的時間里，凱里市十大字派出所副所長安坤，中國銀行凱里分行行長樂貴建及其妻女、鄰居共計5人被殘忍殺害，且疑為同一兇手作案，消息傳出并擴散后，立即引得當地百姓陷入恐慌。

這也使得黔東南州公安局背負了極大的輿論壓力，唯有盡快找到兇手，他們才能給受害者及其親屬，給當地的百姓一個交代。

只是，兩個犯罪現場都被犯罪嫌疑人蓄意破壞和偽裝了，即便黔東南州公安局調派了500余名民警參與兩起命案的偵破工作，調查了1000余名相關人員，形成了78卷卷宗，案件卻是長期懸而未破。

一時之間，黔東南州關于“公安局的人是吃干飯的？”的質疑、議論甚至唾罵甚囂塵上。“凱里兩案”如同一塊巨石壓在專案組的頭頂，讓他們“抬不起頭來”。

作為刑偵支隊的技術員，唐樹堯曾經出勘了“凱里兩案”的2個犯罪現場。

第一起命案發生在1998年10月17日的深夜，安坤作為凱里市十大字派出所的副所長剛剛結束工作，下班返回他租住在州電影公司的住所，卻在行至樓梯間2樓至3樓的拐彎平臺處時遭遇兇手襲擊，先是被鈍器擊中了頭部，又被匕首刺穿了胸膛，甚至來不及拿出腰間佩戴的六四手槍就已經喪命。

兇手在確認他已經身亡后，帶走了他的六四手槍和子彈。

發現安坤尸體的人，是租住在同一棟樓的一名租客。他在當晚23時40分下樓，受到了驚嚇并立即報了警。

唐樹堯就是趕到現場的民警之一。他反復勘查現場，卻沒有在現場找到任何可供破案的直接證據。

“兇手為什么殺人？”“案件應該如何定性？”這些關鍵問題成為了民警爭論的焦點。

尤其是，思及安坤的警察身份，加上其佩戴的槍支、子彈丟失，兇手的危險系數可謂“層層攀升”，“亮了紅燈”，整個凱里市乃至整個貴州都被震動。

唐樹堯和其他民警東奔西走，只為盡快找到線索破案，好避免造成更嚴重的災難和損失。

只是，唐樹堯等民警們憂懼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沉寂44天后，1998年12月1日，兇手于光天化日之下，攜帶安坤丟失的配槍，在“四一八”醫院宿舍樓再次犯下命案。

中國銀行凱里分行行長樂貴建與其妻子，以及一名過來串門的女性鄰居劉巧云被射殺，樂貴建年僅14歲的女兒嫻嫻，則因胸部被刺十數刀而慘死。

這起命案發生在中午時分。整個“四一八醫院”宿舍樓沉浸在午睡的氛圍，竟無一人見過兇手真顏。唐樹堯等民警接到報案匆匆趕到時，兇手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唐樹堯等民警反復勘查現場，哪怕針尖大小的地方也沒有放過，只因“每一粒塵土都可能為偵查破案提供線索”。

最終，他們在現場提取到了射殺樂貴建的彈頭、彈殼，鑒定確認與安坤被劫走的手槍樣本同一，又在位于樂貴建臥室床上的一個衣架上提取到了4枚指紋，因與被殺害的4名受害者的指紋不符，疑為兇手所有。

唐樹堯認為，兇手能夠準確無誤地殺人搶槍，先是在深夜襲警，后是在大白天進入小區入室殺人，事先一定做了盯梢，說明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凱里本地人，在現場提取的4枚指紋，一定是破案的關鍵。

只是，1998年，由于技術和設備限制，即便已經提取到疑為兇手的指紋，唐樹堯等民警也是無計可施。

要知道，當時公安局普遍沒有對普通人的指紋采集作出要求，有指紋存檔的人只是有過違法犯罪史、被打擊處分過的少數人。

指紋的采集錄入未形成規模系統，不規范，不全面，唐樹堯等人也就沒有辦法借助指紋庫來對比指紋、鎖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在這種情況下，唐樹堯等人只能采用耗時耗力、講究運氣的“笨辦法”，那就是帶著4枚指紋跑遍全國耕地，重點到黔東南人外出打工比較密集的地區，如浙江的義務、金華，廣東的東莞、深圳，關系的防城港、北海，甚至是新疆等地聯系當地的公安機關，期待能從他們采集建立的不完整、不全面的指紋庫中找到契合的指紋以揪出真兇。

顯然，這的確是一個很“笨”的方法，也因此，很多年過去了，“凱里兩案”依舊沒有絲毫進展。

唐樹堯等人乃至整個黔東南州公安局都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在難以借助技術破案的最艱難、最困頓的時候，唐樹堯甚至“病急亂投醫”了起來，向苗寨的寨老問計，請求巫師掐算，為此還被公安局的領導找去怒罵了一場，委屈得掉起了眼淚。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案件久偵不破，當地的百姓從驚懼、怒罵漸漸變得麻木，后因遺忘而再不關心，唐樹堯卻因擔心“罪惡的槍聲可能還會再次響起”，每一天都把心繃得緊緊的。

在因案件毫無進展而十分郁悶的時候，他都會拿上鑰匙去到了被封鎖保存起來的第一現場，期待能有所收獲。可惜的是他每一次都是遺憾而歸。

從1998年到2016年，18年間，懷著“一天不偵破‘凱里兩案’，一天不離開刑偵”的念頭，唐樹堯多次放棄到下一級公安機關去當領導的機會，留在刑偵支隊主抓起了刑事技術工作，包括著手建設指紋系統，使其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在指紋庫逐漸完善之后，2016年3月，公安部刑偵局斷定“凱里兩案”因提取有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指紋，“完全具備破案條件”，“凱里兩案”這一疑難命案積案也就作為目標案件列入偵破工作。

唐樹堯等來了前來指導偵破的刑偵局副局長劉忠義，在其指導下明確了“從指紋入手破案”的工作思路，牽頭開展黔東南州全州33歲至63歲，共計一百多萬名男性的指紋采集工作并一一作了對比。

顯然，這是一個耗時耗力的大工程，唐樹堯卻絲毫沒有異議，帶隊埋頭開始采集錄入指紋，每天期待奇跡的出現。

終于，在采集到60多萬人時，奇跡出現了。

那是2016年11月，臺江縣公安局看守所提供了被關押在所里的一名涉嫌貪污、受賄、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犯罪嫌疑人——黃德坤的指紋，該指紋在21日被錄入指紋庫，在26日被比中。唐樹堯又驚又喜，再次檢驗確認后，當即將消息通報給了專案組。

黃德坤的相關資料也被提取，很快擺在了專案組成員的面前。

資料顯示，黃德坤是1964年生人，20世紀80年代時曾作為工人，就職于凱里市汽車運輸總公司，90年代則離職下海經商，開過歌舞廳和冰淇淋加工廠，前者因火災而關門，后者因經商不善而倒閉。

黃德坤在2000年左右謀職成為了凱里市經濟開發區的一名司機，專門給領導開車，并因結下了一定的人脈得以步入官場，2015年時已成為正科級干部，但2016年，他的命運又急轉直下，因涉嫌嚴重違紀被查，被看守在臺江縣公安局看守所。

為查明黃德坤犯下兩起命案的動機，掌握其犯罪的確鑿證據，唐樹堯和專案組成員對黃德坤展開了多輪審訊，期間更是反復查問其在1995年至1999年，尤其是1998年的一舉一動，對其加強心理攻勢，強迫其進行回憶。

最終，黃德坤熬不住了，主動跟審訊人員交代了他的犯罪動機和經過。

原來，1998年，黃德坤因為在生意場上連連失意虧損，生出了搶銀行或運鈔車的念頭。

與他一同作案的還有他的生意伙伴潘凱平，他們為持有槍支，選中了他們的兒時伙伴安坤，通過殺害安坤劫走其配槍，卻又在發現銀行戒備森嚴、不易得手之后盯上了行長樂貴建，這才制造了兩起驚天大案。

黃德坤的交代，其在犯案后將槍支扔進了清水江，有關部門立即將清水江的水放干，果然找到了安坤的配槍。

2018年7月，在宣判死刑結果的自我辯護階段，黃德坤留下他的最后一句話，那就是“我對不起他們”。只是，他的道歉并不能挽回什么。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編. 《中國刑警 1》 2018

貴州都市報 銀行行長全家遭滅門 18年后真兇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