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王學富，南京直面心理咨詢研究所所長，首席咨詢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心理協會夏洛蒂和卡爾?布勒獎（2013 夏威夷）獲得者。著有《直面者說》、《心理學無處不在》等著作。存在心理治療譯叢（安徽人民出版社）主編。譯有《在生命的最深處與人相遇：歐文亞隆思想傳記》。譯作《治愈黑暗》推薦人。

采訪人：韓宗洋、趙逸軒，學人Scholar團隊成員

03

我們所處的時代并不輕松，

我甚至認為它是一個“造病的時代”

學人：除了遭遇精神危機之外，很多人或許并沒有經歷特別極端的事件，但仍然會感受到強烈的壓力或內在的危機，比如學業、失業、退休等階段都會帶來很大的精神負擔。身邊有些朋友，明明知道自己狀態不好，卻又不太愿意向別人傾訴，甚至不知道如何求助。就像您剛才提到的，很多癥狀反而是身體對自身的一種過度保護和表達。那么，對于這些人，您有什么建議？他們該如何面對這種困境，或者有哪些可以幫助自己的方法？

王學富：我想談一點不同于老生常談的內容。我們的情緒、我們的身體，很多時候都像一個指標，反映著我們生活或生命系統的某些問題。這些問題無法直接表達時，就會通過情緒或身體癥狀呈現出來。

比如，一個小孩如果無法用語言描述自己的情緒，他可能會用生病的方式表達。他或許并沒有生理上的病因，而是因為情緒緊張、恐懼、壓力過大，或者經歷了家庭沖突、校園欺凌、被忽略、被強求等問題。他不會具體說“我害怕”或“我難過”的那些感受，他的身體就會借著潛意識替他說話，出現腹痛、頭暈、反復感冒，甚至夜里夢魘不斷。這種現象被稱為“用身體說話”，也叫“軀體化”，其實是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傳統醫學——尤其是古典中醫——在診斷時不會只看身體癥狀，而會詢問患者的生活史、情緒狀態、個人際遇。雖然中醫有它自身的局限，但在整體觀上，它比西方生物醫學模式更注重“人”作為整體的存在。這一點，在心理治療中同樣重要。

我一直強調的一句話是：如果你有全面的生活，你就不會有癥狀。如果你能夠充分地活出自己，你就不會活成病人。許多心理問題，其實不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生活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無法面對自己的生活問題，他會試圖回避，而這些未能處理的問題就會在暗中累積，形成焦慮、壓力，最終以癥狀的方式爆發出來。

有些心理癥狀，甚至是一種象征性的表達。比如，我曾遇到一個人，他無論走到哪里，都會隨身攜帶幾個裝滿水的瓶子。他害怕自己會突然陷入無法獲取水的困境，因此干渴而死。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個奇怪的行為，通過深入探究他的生活史，發現他自幼缺乏情感滋養，長期感受不到溫暖的關系。他的內心深處一直“干渴”著，但他無法意識到自己的情感匱乏，于是，這種匱乏被轉換成了對“水”的渴求，并最終表現為一種強迫性的行為。

因此，我們遭遇的身體、情緒、心理、精神、人格等問題，往往反映著我們生命中未曾解決的某些部分。這可能是未滿足的需求、未被梳理的關系、未曾面對的傷痛、長期壓抑的愿望。我們需要了解自己：我是否在生活中經歷了某種失落，卻沒有找到相應處理方式？我是否長期承受某種壓力，卻無處訴說？我是否渴望某種改變，但又感到力不從心？

如果一個人沒有去審視自己的生活，甚至都不知道問題的根源在哪里，他只會感受到一種模糊的“難受”。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往往用“難受”來表達自己身體和情緒上的不適，對于身體，需要醫療的診斷，對于各種情緒，在心理治療中需要幫助來訪者做出清晰的分辨：這種難受的情緒究竟是什么？是憤怒？是恐懼？是孤獨？是無助？是悲傷？是內疚？是焦慮？

接下來，我們該怎么辦？

首先，要意識到，癥狀背后往往有深層原因。與其只想辦法讓自己“別難受”，不如去追問：“我的生活中，到底發生了什么？”“我的生命里，正在經歷什么？” 有時候，我們關注情緒，卻忽略了情緒背后的根源；有時候，我們過度關注情緒本身，卻忽略了情緒其實是在向我們傳遞某種信息。

其次，要允許自己去尋找支持。一般來說，當一個人感到痛苦，他會自己努力去解決；如果持續痛苦，自己無能為力，他會進而向環境（如親友）尋求幫助。如果你的狀態已經嚴重到難以自我調節，親友也無法真正理解你和幫助你，那么你可以考慮向專業人士求助。一個經驗豐富的治療師，可以幫助你整理你的生活，分析問題的根源，并找到合適的應對方式。

在根本上，心理咨詢不是“有病才去做的事”，它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探索和自我理解的過程。很多人陷入心理困境中，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未曾面對的矛盾，而專業的咨詢師能夠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你去梳理這些矛盾，幫助你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它們，并找到更健康的表達方式。

換句話說，你的癥狀并不是你的敵人，它可能是你內心最需要了解的事情。當你愿意去傾聽它，而不是急于壓制它時，你才真正開始走向療愈的道路。

學人：我曾與初中、高中的學生有過較長期、較固定的接觸，明顯能感受到他們的精神壓力。他們會向我傾訴，覺得父母不理解自己，感到困擾。而且，如您剛才提到的，一些人面對生活問題時無法言說，甚至難以直面，而對于現在的孩子來說，情況可能更為復雜。有些孩子能夠清晰表達自己的困擾，但他們的父母卻覺得這是一種恥辱，甚至完全否認問題的存在。面對這樣的情況，作為老師——不僅是我個人，而是所有有意識、有能力幫助孩子的人——應該如何回應孩子的求助？

王學富：我們所處的時代并不輕松，我甚至認為它是一個“造病的時代”，也是一個“找病的時代”?！霸觳　钡暮x是：社會環境本身制造了太多壓力，個體難以承受，最終轉化為疾病；“找病”的含義是：許多青少年在無法獲得喘息和調整的情況下，反而會主動“尋找”病——因為病可以成為他們暫時逃離高壓環境的一種方式。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如今的孩子被逼得太緊了。他們的生活單一，缺乏樂趣，缺少同伴間的自由玩耍，缺乏跟自然的接觸，也沒有閑散的時光去隨意探索。他們時刻被填滿，被安排，被期待——在這種情況下，“因病獲益”（gain by illness）機制就會發揮作用。

弗洛伊德早就發現，人在生病時，會獲得額外的關懷、關注和特殊待遇。例如，父母不再那么嚴厲，作業可以減少，甚至可以請假、休息，家人和親戚會送上禮物、細心照顧。病，成為他們喘息的機會和躲避生活重負的借口。當一個社會把孩子逼到只能通過生病來換取關心時，問題就已經非常嚴重了。

相比之下，我的童年雖然物質匱乏，但心靈世界卻充滿了自由。我與同伴在村落間嬉戲，夜晚在田野奔跑，抓蜻蜓、騎牛，享受純粹的童年樂趣。而如今的孩子，很多時候是孤獨的、無趣的、被圍困的。他們的父母和老師往往深陷“成人主義”之中，忘記了自己曾經也是孩子，也曾渴望自由和理解。

那該怎么辦呢？

首先，社會、學校和家庭都應該對孩子好一點。比如，家長要學會成為孩子的緩沖地帶。如果學校布置作業太多，家長要在家里給孩子營造放松的空間，讓他們有機會自在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一個孩子需要休息、需要充電，才能持續面對挑戰。如果學校和家庭雙重施壓，孩子的精神就會被擠壓到極限——要么崩潰生病，要么長期壓抑，直到高中或大學階段突然爆發出嚴重的心理問題，甚至一生都可能郁郁寡歡，喪失動力。

其次，不要讓孩子輕易被貼上病理化的標簽。如今，許多孩子在網上搜索抑郁癥、焦慮癥等信息，并主動對號入座。有的孩子甚至會“學習”癥狀表現，讓自己符合抑郁癥的診斷標準。倘若再接受醫院的正式診斷，進入用藥、住院的模式，這種病理化身份可能會被他們長期認同，甚至形成固定的心理模式，使他們更難恢復。

心理咨詢和醫院診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醫院以醫學、生物學視角為主，強調診斷、用藥和對癥干預，而心理咨詢則更關注孩子的生活經歷、家庭關系、情感需求。一個合格的心理咨詢師不僅要與孩子溝通，還與家長交流，讓家長真正理解孩子的困境，幫助他們調整家庭氛圍，用更新的文化觀念與方式來養育孩子。

真正的心理問題，并不是人們一般理解的“生病”，它的根源是，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失去了快樂、自由、情感支持、社會互動、個人愛好和自我表達的空間。如果這些東西都被剝奪了，孩子怎么可能不“生病”呢？

學人：剛才我們討論的內容，也與目前國內的調查數據相吻合。根據2023年10月10日中國麻醉藥品協會精神衛生峰會發布的《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學生群體的抑郁比例驚人：小學生抑郁率10%，初中生抑郁率30%，高中生抑郁率40%。也就是說，每10個高中生里就有4個可能抑郁。而根據《健康時報》2022年的數據，18歲以下的抑郁癥患者已占總人數的 30%，其中50%是在校學生。這些數據實在觸目驚心，您怎么看待這樣的統計？您覺得這些數據可信嗎？

王學富：我對這些數據的準確性持保留態度，因為不同調查機構采用的標準不同，數據的差異可能會很大。但無論數據如何，學生心理問題的嚴重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并不贊同在學校普遍開展大規模心理測評。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測評本身可能并不精準，心理測評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取決于調查人員的專業素養。但在國內，許多心理測評項目的設計和執行并未達到足夠的專業水準。錯誤的評估可能會導致誤診或夸大問題。其次，測評可能帶來病理化標簽，被篩查出的孩子，可能會被學?；蚣议L貼上“重點關注對象”的標簽，甚至影響他們的自我認同。長遠來看，這會加劇他們的心理困擾。最后，數據的使用存疑，這些數據是否會被記錄、存檔？未來是否會影響學生的升學、就業？如果一個孩子因為一次測評被“認定”有心理問題，那這個標簽會不會成為他一生的負擔？這些問題值得深思。

相比之下，西方精神治療體系也存在局限，但至少在學術態度、研究方法、倫理規范等方面較為嚴謹。如果把這種模式簡單復制到中國，而不考慮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就可能帶來一系列負面后果。尤其是在當前專業人才短缺的情況下，如果一些機構為了盈利而濫用心理測評和診斷，那將會對孩子造成更大的傷害。

因此，我們需要警惕，不要讓心理健康教育變成一場“數據化的運動”。心理健康工作，應該建立在真正的專業精神、實踐經驗和對生命的尊重之上，而不是為了“收集數據”“寫論文”或“搞科研項目”而盲目推廣測評和干預措施。

04

任何一種治療方式背后都承載著一種價值觀，

而這種觀念直接決定了治療方式是否尊重人的尊嚴

學人：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分享一個例子。我和一些在校生交流時發現，許多學生從初中到高中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夢魘，尤其是山東的朋友經常提起“再不聽話就送你去電療”這樣的恐嚇。這種說法來源于楊永信，他的“電擊治療”在網絡上被戲稱為“雷電教主”，甚至成為剪輯視頻時的調侃元素。

最初，我只是把這當成一個網絡笑話，直到身邊有朋友真正經歷過類似的遭遇。在一些書籍和報道中，這些手段也屢有展現。那么，從專業的心理學角度來看，如何看待這種做法？我們又該如何規范甚至優化心理干預的方式？

王學富：任何一種治療方式背后都承載著一種價值觀。你如何看待人的本質，就會如何對待人，而這種觀念直接決定了治療方式是否尊重人的尊嚴，是否真正符合心理健康的目標。

過去西方心理學中流行過行為主義治療，它的某些方法確實能產生效果，但它的前提是有問題的——它將人視為可以被操作的對象。行為主義最早來源于實驗室，對動物進行刺激-反應實驗，繼而推導出人的行為模式。于是，他們設計強化機制，通過條件反射的訓練，期望塑造出“合適的行為”。然而，這種方法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將人等同于動物，把復雜的心理活動簡化成對刺激的反應。

雖然它使用的一些方法的能確產生效果，但它在本質上呈現的是對人的不尊重。楊永信，包括一些家長通過威脅和刺激，讓孩子受苦，然后從孩子身上得到他們希望的行為，這反映的是對人的操作與控制，導致的結果是，這些被操作過的孩子會喪失情感功能，對他人信任機制也會受到損傷，他們內在的價值觀或人格也會異化，變成人提可以被操作的，因此，人與人的關系是操作與被操作。雖然也有極少數在操作性的文化里長大的人，他們可能表面會成為人類中非常成功的人，包括特朗普和馬斯克這些人，他們的頭腦里邊差不多就是純粹極端的行為主義觀念，認為“人是可以操作的”，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方法可以控制人，這會給人類整體帶來災難。這樣的教育模式不僅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也塑造了一種缺乏尊重與理解的社會文化。

所以過去的文化是需要被檢討和審視的，因為自己不被當作人，就把別人也當成工具。不理解也不體諒人性，不問行為背后的情感，而是訴諸專制，利用人性的弱點，刺激個體的創傷，讓人感到恐懼，達到奴役人的目的。專制有時候非常有效，卻是損害人性的。

有些家長嚴格控制子女，毆打他，威脅他，把外邊的世界描述的很可怕，把世界描述為“只有父母愛你”，“沒有父母，你怎么活得下去呢？”這個小孩會被弱化，會因為恐懼而依賴父母，對父母言聽計從，這會影響他后來的心理和人格發展，要么用父母控制他的方式去操控別人，要么淪為別人的工具和韭菜。所以說，療愈是幫助一個人“成為一個人”，這個“人”有平等的心，尊重人，有民主的精神，愿意付出，能夠與人協商與合作。

養育與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一個獨立的人，他有選擇的能力，有判斷的能力，也有文化的辨識力和勇敢的精神，足夠抵抗那些試圖操縱和奴役他的人和勢力，他相信，我不被定義，我的人生是我的選擇，我為我們選擇負責。這是我們的療愈要讓人成為的樣子，不是在控制的目的上“見效了”。要達到控制的目的，手槍大炮比咨詢要見效得多。但那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方式。

我還認為，比起“怎么”療愈，更重要的是“誰”在療愈。這就意味著療愈者要具備生命的品質，專業的精神，表現為對人性的尊重與關懷，有價值觀和情感，對人有理解，有耐心，有信心，并不簡單地追求立竿見影但短暫膚淺的效果，卻損害了生命內部那些更看不見，但更重要的品質。

學人：我覺得，您剛才提到的“控制”與“理解”之間的區別，確實是心理學和社會治理中非常核心的議題。很多時候，人們追求的是短期見效，而不是長期成長，這也是為什么那些所謂的“矯正機構”成了社會痼疾。

除此之外，大眾媒體的影響似乎也在加劇這一現象。比如，心理學的一些概念在社交平臺上迅速傳播，但很多人并沒有真正理解它們的含義。最近，我發現“原生家庭”“NPD（自戀型人格障礙）”等心理學術語被大量使用，甚至成為解釋各種問題的“萬能鑰匙”。但這些概念真的被準確理解了嗎？

王學富：這是一個被信息冠名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迅速接受各種信息，但往往在未對這些信息進行深度理解的情況下，就開始輸出和傳播。多年前，關于“癥狀”的討論已經開始，尤其是在最近的媒體中，關于NPD（自戀型人格障礙）的討論不斷增多。過去人們談到“原生家庭”時，這個概念變得非常流行并且方便傳播，但很多人并沒有深入了解“原生家庭”，只是簡單地用這些名詞來對復雜的情況進行簡單定義。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名詞成為了爭議的焦點，甚至有人產生了反感。無論是熱衷傳播的人，還是批評的人，其實都在傳播這些并未深入探討的話題，它們成了簡化的標簽。

今天我談論的并不是社會上廣泛傳播的信息，而是原生家庭這一概念本身。原生家庭的概念來自于家庭系統理論，家庭系統理論被認為是四大治療取向之一（其它三種分別是：精神分析，認知治療，人本-存在），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發展起來，它的根源可能也包括客體關系心理學，如對母嬰關系的研究，依戀理論等。在美國，核心家庭模式興起，孩子與父母的關系緊密，但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聯系疏遠。美國社會意識到這一點，發展出了家庭系統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I am because we are”（我因我們而存在），即個體并非獨立存在，而是一個關系中的存在，帶著個人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家庭系統理論認為，孩子的困難不僅是個人問題，還涉及到整個家庭系統的問題，因此，心理治療不只是針對個體，還需要關顧個體背后的家庭系統。

家庭系統理論對家庭關系模式，包括依戀關系這些很重要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這對中國社會尤為重要。在中國，有許多孩子早早跟父母失掉了依戀關系，或者父母出去打工，產生許多留守兒童，或者父母工作忙，把孩子送往祖父母家寄養，或者父母把孩子送到親戚家，因為那里好學校，這可能給孩子產生深刻的不安全感，甚至影響孩子的自我形象，例如，孩子會想：“因為我不可愛，不懂事，爸爸媽媽不要我了。”這也導致孩子對人缺乏信任，阻礙他發展出與人建立親密關系的能力。在成年后，這些早年經驗可能讓他們在親密關系中感到深深的不安。

家庭治療理論奠基人默里·鮑恩（Murray Bowen）

家庭系統理論中的“分化”（differentiation）觀念，在中國社會特別值得關注。我們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父母與孩子之間沒有明確界限、關系過于依賴的現象，這種關系模式叫做“混融”（enmeshments）。在這種關系中，孩子很難在情感、思維和行為上發展出獨立性。他們在情感、認知、價值觀上都容易依賴父母。當孩子講話時，往往是在表達情緒而非理性思考；走到外面時，他們可能無意識地把別人當作父母看待。如果別人沒有滿足他們的情感需求，他們就可能感到憤怒，甚至試圖操控他人。這些行為背后，正是原生家庭中缺乏分化所導致的。

但我們要說明一點，家庭文化對孩子有很深的影響，但并不是注定的。這也是我在進行族譜圖和文化分析時，特別關注這一部分，阿德勒有一句名言：“幸運的人一生都被他們的幼年療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療愈他們的童年?！睅缀跛行睦碇委煂W派都認同，家庭文化對一個人早年的影響很大，但這不是注定或宿命。

學人：的確，很多時候我們發現，當孩子出現嚴重的癥狀時，我們常常可以追溯到他的父母或原生家庭中去。雖然每個人都可能因社會、家庭或其他外部因素遇到創傷和問題，但隨著年紀的增長和社會互動的擴展，孩子可能會獲得某些資源和機會，幫助他們脫離困境。那么，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如何成為自己的療愈者或自我撫養者呢？

王學富：這個問題非常好，提出這個問題意味著你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的確，我們會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是注定的。雖然我們在幼年時未具備足夠的文化辨識力，可能會不自覺地承襲某些負面的東西，但隨著成長，我們會逐漸獲得辨識能力，能夠意識到自己攜帶的影響，并能做出新的選擇——選擇那些有益的部分，放下那些不好的部分，這一點非常重要。

第二點是，盡管我們在幼年時生活在父母和家庭文化的影響下，但這并不是一個機械性的復制。隨著年齡增長，我們逐漸接觸更廣闊的社會，與更多的人建立關系，形成更豐富的新的人生經驗。這一切不僅拓展了我們的視野，還能夠糾正與父母關系中的某些不健康模式。我們并非簡單地復制我們與父母的關系，而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學習成熟的成人關系模式。

我在心理咨詢工作中也鼓勵父母做到以下兩點：首先，開放家庭，接納外部文化的影響，封閉的家庭會形成一個文化的困境，資源匱乏；其次，鼓勵孩子多與社會接觸，與他人互動，這樣他們可以獲得個人化的經驗，豐富和拓寬他們的視野。

總結而言，盡管我們的原生家庭可能給我們帶來了某些限制，但只要我們充分投入生活，我們的過去并不會注定我們的未來。原生家庭的負面影響是可以被理解和調整的，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這一點，而不是將其視為注定的命運。

學人：在我們身邊，有些年輕朋友從高中生到大學生，甚至進入社會的許多人，都對心理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如果一個人對心理學有愛好，或者希望成為心理治療師，您對這類選擇和職業發展有什么建議？

王學富：涉及專業選擇和職業發展，我有一個基于個人經驗總結出來的模式，雖然社會發展變化很快，這個模式依然適用。我會列舉三個要素，讓每個人自己排序：興趣，才干，現實條件。我個人的排序是：興趣，才干，現實條件。我把個人興趣排在第一位，是因為，一個人真正喜歡某個領域，才會全身心投入，長久地去做。我把個人才能排在第二位，是因為，一個人選擇的專業與他的才能是符合的，他就會把這個專業或職業做好。排在第三的是現實條件，就是你需要考慮所選擇的專業或職業是否符合社會的需求，未來是否有發展前景，包括你有哪些在這個領域有助于你發展的條件，以及這個專業或職業會給你帶來怎樣的現實利益。

另外，我想補充一點，現在有一種人工智能叫deep seek，我覺得人需要一種思維能力，叫deep think，就是一個人需要深入思考自己，思考生活，思考人與人的關系，也思考不斷轉換的人生處境，還有超越環境的預見，也就是做一個有心的人，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不亦步亦趨。我們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對生活的理解，有自己對文化的感知、判斷與選擇能力。我又要講一個小時候的故事，它反映了我在小時候就開始有了這種這種思維的萌芽：在我15歲那年，家鄉來了一個招兵的軍官。我主動跟他打招呼，邀請他一起打籃球，跟他交談，向他展示我的體能，在球場上做倒立、空翻動作。結果是，這個軍官有意招我去當空軍滑翔兵。這個消息是學校的語文老師告訴我的：“你這個娃子真有福氣。團長看上你了，要招你去當兵了?！闭f完還加了一句：“茍富貴，毋相忘。”當然后來因為年齡等情況，我未能如愿。至今想到這件事，我意識到，這便是“有心”的表現，是“deep think”的初萌。這個能力或特質會給我們的人生帶來許多發展的機會。

最后，我想一種敘事的能力，也非常關鍵。有一天，有兩個企業管理者來我家做客。飯桌上交談，其中一個管理者問另一個管理者：“一個人要在機構里獲得好的發展，你認為他身上具備怎樣的能力或特質最為重要？”這場談話的結果是，他們得出了一個答案：敘事能力。一個人能講述自己的故事，表達自己的生活體驗，展示自己的獨特見解，是他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學人：在我們國家，現在在心理學以及心理從業資格的獲取方面，存在著一個客觀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認證心理從業資格。這對于很多想要進入這個行業的人來說，存在一定的障礙。之前市場中出現了良莠不齊的情況，現今心理學的管控開始收緊。由于之前的亂象，管控收緊帶來了一些客觀的問題。對于那些想要從業的人，特別是那些渴望尋求幫助的朋友，您有什么建議呢？對于心理從業資格的管控，作為長期從業者，您有什么期待？

王學富：是的。心理學是一個很廣大的領域。我們今天主要談的是心理咨詢，心理學只是心理咨詢的一個基礎學科。所以說，心理咨詢和心理學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大概是2003年或2004年開始，勞動部啟動了心理咨詢師資格認證，有一批人接受認證培訓，獲得了咨詢師資格，開始嘗試從事這個領域的工作。一些年過去，確實有一部分人在從業過程中積累了經驗，做得很好，但也有許多人沒有持續下去。

現在，這個資格認證又取消了，對于這一點，我不好評判，好與不好都在其中，都有一些原因和利弊，沒法細究。但總體而言，國家應該有真正的專業機構來實施認證，包括大學的咨詢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教育，也需要與這個認證系統相符合，還可以容納各家各派各具特色的專業訓練與認證。

當然，要從事這個行業或專業，最好有一個自己的初衷與特別的資源。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我最初與心理咨詢相遇，是完全被它吸引了，我發現，這是我不期而遇卻又最符合我的一個工作，我簡直想稱它為我的事業乃至使命。因此，關于從業，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為什么要從事這項工作，以及什么在支持你做好它。那些反復問自己并在內心確認了的人，才會在這個領域走得更遠。

當初，羅杰斯在選擇從業時，去問一位在這個領域從業多年的前輩。那個在業界很有名的前輩對他說：“別做這個，它沒什么意思。”但羅杰斯并沒有聽從他的話，最終選擇從事心理咨詢，并把心理咨詢做得很有意思，成了這個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創導者。

另一個例子是芮克最初在從業上猶豫不決，他向弗洛伊德請教，問他應該如何做。弗洛伊德對芮克說：“我不能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根據我的經驗，一個人在人生中總要有大大小小的選擇。如果是小的選擇，他可以多問問別人，如果是重大的選擇，如婚姻與職業，他就需要聽自己內在天性的聲音，然后做出決定?！比鹂俗罱K做出自己的決定：從事心理治療。

這樣說來，我當年做出選擇，也是聽見了內在天性的聲音，因此并不在意別人怎樣理解和評說。

從事心理咨詢，除了確認內在動機外，還要考慮其他方面的動機。如果是為了賺錢，大多也會失望。雖然從來這個行業久了，也能帶來可觀的收入，但真正賺到很多錢的人并不多。因此，最后不要出于賺錢的動機選擇心理咨詢。而且，心理咨詢并非一個簡單的職業，它充滿了挑戰與危險，責任與擔當。你會面對成長的艱難，創傷與痛苦，人性的復雜，心理的執著，癥狀的堡壘。如果你不能耐心等待，不能充分共情，沒有與勇敢，你可能在工作中遭遇很大的挫折。

我曾與韓國專門心理治療院院長沈相權博士合作，印象很深的是他在直面講的一段話：要成為一名治療師，需要去尋找三個人：第一個人是一位理論家或教授，他教會你心理治療的基本理論方法；第二個人是一位專業經驗豐富的督導，他可以在實踐上給你指導和引導；第三個人是一位治療師，他在你有需要的時候，為你提供專業的治療，幫助你處理成長中的創傷，情緒上困擾，認知的盲點等，讓你最終成為一個經歷分析而真正覺察的人。

學人：中國乃至人類的發展迅速，正在逐步進入后工業化的階段，伴隨著這種變化，社會中涌現出許多尚未解決的精神問題。前幾年有一則非常震撼的報道，關于邯鄲小窯子的現象。一些青少年聚集在一起，湊錢租房，通過藥店購買精神類藥物，形成藥物依賴。這一現象讓我震驚不已。您認為，心理學在這樣的社會層面上可以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王學富：在人本主義和存在主義心理學中有一個核心概念：關系療愈的關鍵?，F在越來越多的心理治療派別也強調關系，宣稱一種“關系的療愈”。這里所談的“關系”，正是我們當下社會的需求。在這個信息復雜且快速流動的時代，人們變得越來越忙碌，也因此越來越缺乏深度的情感連接，關系也變得愈加疏遠，人心淡漠。心理學的意義在于提醒我們關注關系、情感，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與耐心。

此外，我提出了一個直面心理學的療愈觀念，叫“真相的療愈”（It is truth that heals）。魯迅當年選擇文學，以它來揭示社會、歷史、文化、人性的真相，發現人們遭受封建文化的壓制和愚弄，陷入麻木、盲從、逃避的狀態。而他揭示這些真相，是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我認為，在當今這個充滿變動、假象橫生的時代，我們需要的心理學，是揭示和探索真相的心理學，促使人們反思自己和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各種現象，過覺察、真實、深刻的生活。

我所講到的邯鄲現象，是一種群體性的藥物依賴或精神麻醉，正好揭示了我們社會的一些根本問題。這些青少年借著嗑藥聚集在一起，反映的可能是他們心靈的空虛，沒有人生目標，在情感需求上的嚴重缺失，才借著這種有害的方式尋求滿足，也非?？赡艿氖?，他們在一個不被認可、沒有價值感的生活中，尋找一種群體性的認同。他們寧愿選擇這種傷害性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因為他們實在太渴望被理解、被接納，獲得一種歸屬感的滿足。其實，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也會彼此傷害，就像叔本華的一個比喻：在寒冷的冬夜，有一群刺猬湊在一起取暖，因為靠得太近，它們彼此的刺會扎傷對方，拉開一點距離，它們又各自不抵冰寒。

這些現象也揭示了一個非常悲哀的現實。比如，一些抑郁癥患者得不到真正的治療，選擇形成抑郁癥群體，互相取暖，甚至把抑郁癥當成自己的身份特征，仿佛有了一個共同的身份，就給自己帶來了一種身份感。其實，他們是在自欺性的安慰中繼續喪失自己。這種現象不僅反映了個體的精神困境，也揭示了當代社會的許多問題。因為缺乏真正的情感聯系和支持，人們選擇了這種虛假的、病態的集體認同。

在這個后工業化時代，社會的割裂非常嚴重。很多人生活在與世界先進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層面上。有些人依然生活在原始時代，處于被奴役的狀態而不自知。也有人生活在更加自由的、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持守，具有超越精神的層面。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表面看似相同，實際上人性的異化與群體的分化嚴重，人們經歷著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層面，這種精神割裂使得多們難以真正理解彼此。這種割裂也反映了個體內心的撕裂。這也使我想起了特朗普和萬斯在白宮的合影，有人把他們PS成了兩只大猴子。按社會條件的眼光來看，他們是最富有的人，擁有最高的權力，但他們的心靈狀態可能停留在野蠻時代，甚至如同動物一般。

但希望總是有的，個體自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作為咨詢師，我覺得我們應該像美 國心理學家路易斯·霍夫曼所說的：我們是把希望帶給別人的人，我們像魯迅一樣，是希望的持守者（hope holder）。我們需要關注個體的精神狀態和心理需求，幫助他們走出精神困境，找到真正的自我。

在這個匆匆忙忙的時代，我們需要做的，正如那個爬泰山的挑夫所說：“歇一歇，讓靈魂趕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