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5日，新疆督辦盛世才向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遞交備忘錄，勒令除外交人員外的所有蘇聯勢力三個月內撤出新疆。這份充滿挑釁意味的文件，標志著這位統治新疆近十年的軍閥與蘇聯關系的徹底破裂。從1933年依靠蘇聯扶持上臺，到1942年公開倒向國民黨，盛世才的政治轉向不僅改變了新疆的命運，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格局。

1933年4月，新疆爆發“四一二政變”，時任新疆省邊防督辦的盛世才在蘇聯的軍事支持下，擊敗馬仲英等競爭對手，成為新疆實際統治者。為鞏固權力，盛世才采取“親蘇反帝”政策，甚至在1938年秘密加入聯共（布），并于1940年11月與蘇聯簽訂《新蘇租借條約》。這份有效期50年的條約，賦予蘇聯在新疆自由采礦、駐軍、架設通訊設施等特權，其苛刻程度遠超“二十一條”。蘇聯借此在獨山子油礦、迪化飛機制造廠等項目上攫取巨額利益，僅1935-1941年間，新疆對蘇貿易逆差就達2.3億盧布。

這一時期，蘇聯對新疆的滲透無孔不入。蘇聯顧問遍布新疆政府各部門，蘇聯紅軍第八團長期駐扎哈密，迪化機場成為蘇聯援華物資的中轉站。盛世才甚至兩次提議將新疆作為加盟共和國并入蘇聯，盡管斯大林出于國際戰略考量未予接受，但新疆事實上已成為蘇聯的“準殖民地”。

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慘敗使蘇聯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盛世才敏銳察覺到蘇聯的虛弱，開始謀劃政治轉向。他先是在1942年3月制造“盛世騏被殺案”，將弟弟之死嫁禍于蘇聯和中共，隨后大規模逮捕在新疆的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毛澤民、陳潭秋等領導人遇害。

與此同時，蔣介石的拉攏攻勢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42年7月，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赴新疆與盛世才達成六項協議，承諾給予其新疆省政府主席的正式任命，并同意中央軍進駐新疆。8月，宋美齡代表蔣介石親赴迪化，進一步堅定了盛世才的“內向之心”。在國民黨的支持下，盛世才于1942年10月正式宣布與蘇聯決裂，要求蘇聯撤出所有軍事和技術人員，并收回獨山子油礦、迪化飛機制造廠等權益。

盛世才的轉向為國民黨勢力進入新疆提供了契機。1943年1月，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正式成立，盛世才就任主任委員，標志著新疆重新納入中央政府管轄。蔣介石任命吳澤湘為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收回新疆外交權，并在哈密、伊犁等地部署中央軍，徹底取代蘇聯的軍事存在。

然而，盛世才的投機行為并未給他帶來長久的政治安全。國民黨對其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策略，一方面承認其新疆統治地位，另一方面通過朱紹良、張治中等親信逐步削弱其權力。1944年8月，蔣介石以“貪污腐敗”為由將盛世才調任農林部長，結束了他在新疆的獨裁統治。此后，盛世才輾轉重慶、南京，最終于1949年逃往臺灣，度過余生。

盛世才的轉向對中國抗日戰爭和戰后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蘇聯被迫從新疆撤出勢力，獨山子油礦停產，迪化飛機制造廠設備被拆卸運回國內，這不僅削弱了蘇聯在中亞的影響力，也使中國失去了重要的戰略物資來源。國民黨則通過控制新疆，鞏固了西北邊疆，為抗戰后期的國際物資運輸（如“駝峰航線”）提供了保障。

對新疆而言，盛世才的統治留下了深刻的創傷。他在任期間推行恐怖統治，累計殺害數萬人，民族矛盾和社會裂痕加劇。國民黨接手后雖試圖改革，但未能根本解決問題，最終導致1944年“三區革命”爆發，新疆陷入長期動蕩。

盛世才的政治生涯是20世紀中國邊疆政治的一個縮影。他以“親蘇反帝”起家，卻在蘇聯危難之際反戈一擊；他投靠國民黨換取一時權位，最終卻被中央政府拋棄。這種反復無常的政治投機，既是個人野心的體現，也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產物。他的故事提醒我們，在權力游戲中，沒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