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宋代以前，雖然中國人經常抱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事實是確實貴族“有種”。高門大戶往往能傳遞幾百年，底層百姓也永遠安于被剝削的命運。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場立功，一個人很難突破玻璃天花板，從底層社會爬到上層社會。直至唐朝，門閥觀念的影響仍然十分嚴重。而到了宋代，這一切變了。“貧富無定勢”“富兒更替做”。下層社會中的人也可以通過個人奮斗，在短時期內改變自己的命運，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層，“驟得富貴”。

本文轉自作者知乎，原題為《平民社會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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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前的中國和宋朝以后的中國有個很大不同，那就是從“貴族—士族”社會，變成了平民社會。

在宋代以前，雖然中國人經常抱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事實是確實貴族“有種”。高門大戶往往能傳遞幾百年，底層百姓也永遠安于被剝削的命運。除了起兵造反，或者疆場立功，一個人很難突破玻璃天花板，從底層社會爬到上層社會。

直至唐朝，門閥觀念的影響仍然十分嚴重。而到了宋代，這一切變了。“貧富無定勢”“富兒更替做”（宋代諺語）。下層社會中的人也可以通過個人奮斗，在短時期內改變自己的命運，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火箭式升入最高層，“驟得富貴”。

富家大族的傳遞因此變得極為困難，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富不過三代”“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階層之間不再有明顯界限。鄭樵說：“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通志·氏族略》）下層文化和上層文化開始融合，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境界。

黃巢起義

這一切發生的第一個原因，是從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戰亂，戰亂使得整個社會天翻地覆，那些從漢代傳到唐代的相沿幾百年的世家大族在這個空前的亂世中，終于被毀滅了。特別是五代的極度混亂，如同一個炒鍋一樣，將社會各個階層顛簸出原來的軌道，上下顛倒，貧富易位。無數個積累了幾百年建起的藏書樓被一把火燒掉，相守了無數世代的大家族分崩離析，原來養尊處優的士族們或死或逃或成為乞丐奴仆，士族階層連同他們創造的士族文化在整體上被毀滅了，社會成了一鍋原子粥。

第二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舉制的成熟。

隋煬帝創建進士科，標志著門閥士族制度的瓦解。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科舉發明于隋，實行于唐，但科舉在隋唐兩代都沒能成為入仕的最主要途徑。隋唐為了保證當朝權貴和高官子弟的特權而創立了門蔭制度，就是說高官和貴族及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都可以根據他們父祖的身份，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階。況且隋唐兩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層社會才能獲得較好的教育環境，因此中舉者基本上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上還是一個半世襲的士族社會。

而到了宋代，科舉制才真正成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們的制度設計，是使全社會通過文字而不是刀槍進行競爭。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將其他功名利祿之途關閉，只留下科舉這一扇門。趙匡胤和他的弟弟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全方位的升級。他們不僅廢除了唐代由當朝顯貴公薦舉人的慣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舉考試的門第限制，讓所有人都能走進考場。在宋代，只要不是殘疾之人，皆可應舉，甚至以屠牛為業者，也能赴試。對于那些拿不起路費的窮人家孩子，國家還給他們應試補貼，“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公家”。（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一）因此宋代科舉錄取人數大大增長。唐代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不過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舉為官者近萬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說，宋代政府是一個權力開放型的政府，每個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過筆頭子為自己博取一個官位。

在唐代稱一時名宰者的二十三人，絕大多數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趙普等四人為開國功臣任宰相外，只有三人不由科舉而任宰相，其他六十四名均為進士或制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歡象征貴族的牡丹，而是欣賞起代表平民的樸實的棗花。王溥的《詠牡丹》詩，詞句淺白而寓意鮮明：“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歷史學家大多承認，從唐到宋，是中國歷史的一次極為重要的轉折，其重要程度，可以與從戰國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卻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此后門第傳統之遺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孫國棟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中說：“唐代以名族貴胄為政治、社會之中堅；五代以由軍校出身之寒人為中堅；北宋則以由科舉上進之寒人為中堅。所以唐宋之際，實貴胄與寒人之一轉換過程，亦階級消融之一過程。深言之，實社會組織之一轉換過程也。”

平民社會在政治結構上的主要特點是皇權獨尊。到了宋代，政治權力全歸天子所有，不再有可與政府相抗衡的龐大家族，君主獨裁統治正式開始。因為不再有貴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趙匡胤才可能隨心所欲地對傳統政治制度進行大幅度修改，以進一步強化皇權。北宋皇權之重導致了中唐之后難得的政治穩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貴族與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權臣、外戚、宦官的威脅。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后掌權的情況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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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中國歷史上選擇一個朝代穿越回去生活，那我們顯然應該明智地選擇宋朝，而不是名聲更為顯赫的唐朝。

唐代的長安和宋代的汴梁，生活的方便程度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穿越回大唐長安，你會驚訝地發現，號稱“開放”的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閉的。不光是長安被一圈高大的城墻環繞，長安城內還分成了一百多個封閉的小城：唐代實行里坊制，城里被劃成一百多個里坊，每個一里以上見方的街區都用高大的夯土坊墻圍起來，如同一個小城，只在四方開四個門，居民想要上街，必須經由四門。因此如果你穿越回唐代，騎馬走在長安大街上，如同李白那樣，“車傍側掛一壺酒”，“醉坐雕鞍歌《落梅》”時，你實際上只能看到一堵堵高大的坊墻，看不到什么燈紅酒綠、萬戶千家。這就是所謂“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為什么要這樣呢？這是為了便于管理，使“逋亡奸偽無所容足”。

當然，這不是唐代的獨創，而是繼承。里或坊至遲漢代即已出現，漢長安城中就有一百六十個“閭里”。現存有關里坊具體制度的記載，最早為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筑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 （《魏書·世宗紀》），目的是“雖有暫勞，奸盜永止”。雖然給市民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但是確實有利于國家控制治安。

基于同樣的理由，長安城內絕大多數地方不許開設商店。整個巨大的城市之內只有兩個市場：國家批準的東西二市。和里坊一樣，這兩個市場周圍同樣由四米厚的高墻環繞，四向開四門。所以在唐代生活是很不方便的。炒個菜炒到一半，發現沒醬油了，你沒有選擇，只能到東西兩市去買。我們隨便選一個地點，比如你住在長安城內偏南的豐安坊十字街附近，那么距離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沿十字街從豐安坊西門進入大街，走過五條橫街后左轉入延康坊和光德坊之間的街道，從西市的東南門進入，要走上整整六里地，來回就是十二里。

而且兩市不是全天營業，而是每天中午才開市。每天中午時分，兩市各擊鼓三百下，各家店鋪開始營業。而太陽落山前七刻，兩市敲鑼三百下，店鋪必須關門，顧客必須回家。所以《賣炭翁》中才說：“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為什么太陽已經很高，還在市場外面待著不進市場呢？因為還沒到中午，沒有開門。

當然，這也不是唐代的獨創。漢代長安城市內的交易就必須在東西市內進行，且設有“司市”。

為了便于控制，唐代還實行夜禁，也就是宵禁制度。今天的宵禁制度一般在戰爭狀態、全國緊急狀態或者戒嚴時期使用。而在唐代，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黃昏，街鼓響起，每個里坊的四門都要關起，禁止人們出入。“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長安各條大街上人聲絕跡，直到第二天黎明，坊門才可打開。夜禁期間，城中禁軍整夜在城內巡邏，捉拿違犯夜禁的人。要是天已經晚了你還沒趕回家怎么辦呢？只能隨便找個犄角旮旯蹲一宿。如《太平廣記》中有一段描寫：“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蜷。”只能跑到橋下面睡一夜。唐傳奇《任氏傳》寫男主角鄭生天將曉時辭別任氏后，“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

夜禁制度在中國也是源遠流長，《周禮》中即已有記載。《周禮·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職：“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專門負責夜禁事宜。

由此可見，從上古到中古，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國家嚴格控制的，即使是最開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然而由唐到宋，國家對民眾生活的控制顯著松弛，宋太祖于乾德三年頒布詔令廢除夜禁，《東京夢華錄》中記錄的北宋末期的東京，夜市繁盛。州橋夜市“直至三更”，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

里坊制也名存實亡。宋代雖然仍有坊的名稱，但已沒有坊墻，坊只是一個管理單位而已。后世的牌坊是里坊制的一種遺跡，代表原來的坊門。

宋代城鎮里面基本可以隨處開設商鋪，商店多沿街道水道自然設置，鋪面向著大街，因此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商業街，小商販也可在各處沿門叫賣，城市景觀較以前大變。《清明上河圖》就是里坊制消亡以后城市面貌的反映。

正如這些現象所顯示的，從唐到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進步：由等級森嚴、階層固化的不自由的社會，向一個更自由、更平等因而也更合理的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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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社會的另一個特點，是更多的智力資源被激活，社會變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發出來的活力是以前的時代不可比擬的。

科舉變成了選拔人才的獨木橋，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視讀書。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神童詩》，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宋朝的識字率、教育普及率大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礎、安定的環境、優厚的待遇，使宋代成為一個文化異常發達的文質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學家宋濂說：“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蘇平仲文集序》）“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詩》的作者近萬人，是《全唐詩》的四倍。宋詞更是宋代文學最輝煌的代表，蘇軾、辛棄疾、姜夔等詞人成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頂峰。宋代的哲學、繪畫、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達到了空前絕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與以前歷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從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營養，中國文化頭一次出現大眾化和世俗化傾向。隨著科舉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上層文化擴展到全社會，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為彬彬有禮，連市井小販說起話來，都帶著幾絲文縐縐。與此同時，隨著底層成員通過科舉不斷涌入上層社會，富于生活氣息的底層文化與高雅的上層文化也開始大面積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國文學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進行創作，宋代則開了以口語化的民間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先河。小說、評書、戲劇等俗文化在有宋一代蓬勃發展。宋代雅文化從俗文化中獲得大量靈感。比如蘇東坡就非常善于運用街談市語：“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市民文化的活潑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經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層文化富于生活性、感染力。宋代書法從以前莊嚴刻板的碑書變為更自然灑脫的帖書，士大夫繪畫首次出現了百姓的貨攤、城中的店鋪、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貨郎擔圖》、王居正的《紡車圖》以及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宋詞更是將士大夫語言和民間語言融合起來，柳永等人的詞受到上下層社會的共同歡迎，以至“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清明上河圖

因此宋代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穿越回宋代，你可以在瓦市勾欄中聽評書、看雜技，在州橋夜市煎茶斗漿，在相國寺內品果博魚……以今天中國人的文化水平，欣賞漢唐大賦之類的貴族文化無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種種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從秦漢到唐宋，中國文明一直在進行自我調適，特別是從唐到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飛躍式的進步：這就是學界常說的“唐宋變革”。許多學者都說，宋朝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比唐代還偉大。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金明館叢稿二編》）李約瑟博士說，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中國科學技術史》）確實，從許多數字指標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來的宋代，許多方面遠遠超越了唐代。唐朝中國人口最多時才五千多萬，而宋朝人口超過一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活字印刷、指南針和火藥出現在宋朝。有學者認為宋仁宗時期，宋王朝的GDP占當時全世界GDP的65%。綜合各個角度，宋朝在歷代王朝中確實是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榮鼎盛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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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是統治者的開明。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說：“君主在中世雖然居于代表貴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貴族沒落，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對全體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在平民社會，君主的個人價值取向，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影響更為直接。

雖然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腦筋動到極致，但是趙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個自私、冷酷的人。事實上，“開明專制者”這個詞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適合不過了。他的審時度勢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歷代皇帝當中除唐太宗外無人能及。

趙匡胤

在抑武的同時，宋代大力崇文。既然不靠武將，那么就必須依靠文臣。雖然對文臣不忘防范，但是與對武將的恐懼和厭惡比起來，趙匡胤對文人們的提防心卻小得多。在與宰相趙普的一次談話中，趙匡胤曾這樣說：“朕今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長治久安。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歷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與此同時，文人膽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壞力也不過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統治者對文臣特別信任和優待。據說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宋人在懷念趙匡胤時，最常提到的是他對文臣特別優禮：“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宋太宗進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確保他們都能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并使“與士大夫共天下”成為北宋帝王與大臣的一條不成文約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處分，也不過是貶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經總結說：“朕于士大夫無所負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四，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戊申）宋代文人則說：“待士大夫有禮，如本朝，唐時風俗尚不美矣。”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貴耳集》卷二）在經歷了百年武人的摧殘和壓制后，到了宋代，士人們終于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們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著謙遜的傳統。有一次，名臣程顥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才問題。宋神宗說，現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見也”。程顥一聽大不高興，當場指責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您怎么敢這么輕視天下讀書人？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書》卷七）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學問時，則明確承認：“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一，紹興十四年三月癸酉）這既說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說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態。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過這樣幾個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劉氏為貴妃。李沆認為這個命令于理有違，竟當著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詔燒掉了，并且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宋史》卷二八二《李沆傳》）

北宋名臣韓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時，曾經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三，熙寧八年閏四月己酉）儼然以皇帝的恩人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在場的大臣，居然都不認為這是跋扈之舉。

在這種尊重文臣的氛圍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議制度，即集體決策制，就是遇到重大問題，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開會，商量解決，皇帝雖然手握全權，并不乾綱獨斷。所謂“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卻掃編》卷中）有的決策，朝廷甚至會邀請平民參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聽證會。比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宋史》卷二六七《陳恕傳》）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二五，熙寧四年七月丁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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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顯。北宋士大夫所表現出的責任感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

在權力體系中占據如此巨大的優勢，使得士大夫群體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王安石詩中豪邁地宣稱：“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聯系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正是士大夫這種責任意識的真實寫照。王禹偁詩云：“男兒得志升青云，須教利澤施于民。”（《對酒吟》）在國步艱厄之時，陸游說：“位卑未敢忘憂國。”（《病起書懷》）他們對國家和民族，也確實盡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這一保障和“與皇帝共天下”的責任感，宋代大臣的膽子都相當大，在皇帝面前敢于直言。建隆元年（960年）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后苑彈雀，一位官員稱有急事求見。趙匡胤急忙跑出來接見，卻發現所奏不過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興，說你這根本不是什么急事，卻害得我停止彈雀跑出來一趟。那位官員說：“臣以為尚亟于彈雀！”武人出身的趙匡胤勃然大怒，順手抄起一家伙什兒砸在大臣嘴上，打落兩顆牙齒。那位大臣拾起牙齒，裝入懷中。趙匡胤罵道：“汝懷齒，欲訟我乎？”你還想告我嗎？大臣不急不忙地說：“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趙匡胤一聽馬上冷靜下來，立即換了副笑臉，給這位大臣賠了不是，并且賜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時期，進諫之風更熾，有一個小小的縣尉竟然上疏，說皇帝的后妃太多了，應該減少點。皇帝聽了，感覺自己很委屈，他對大臣說：“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疏遠之人所未諳耳。”就是說，加上掃地的做飯的，我后宮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減少，人手就不夠用了。地方小官，對宮內情況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處理此官，太宗卻說：“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謂我何？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時，因為國家救災不力，田錫曾這樣批評皇帝：“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宋真宗并不以為冒犯，反而聽取他的建議。漳州通判王邁更為離譜，居然敢對著宋理宗破口大罵他老爹宋寧宗：“天與寧考之怒久矣。曲蘗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熺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話說到這個上，即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腦袋，在宋朝卻安然無恙。王伯大則干脆直接罵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論居然也沒有受到嚴厲處理。宋高宗時，更有監察御史方庭實對皇帝宣傳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沒能拿他怎么樣。這種“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種政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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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的理性，還表現在輿論管制的寬松上。

宋代的讀書人言論自由度很大，可以隨便批評時政。比如鄆州“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沒事聚在一起批評官府、談論政治是鄆州讀書人的最大愛好，有人甚至敢于當面給官員起外號。

宋真宗時，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也就是說，有一個叫王行的讀書人，在路上指著宰相大罵：“老百姓都過不下去了，你還領這么高工資，你好意思嗎？”拿著書本朝王旦砸去，正好打到腦袋上。宰相的左右人等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卻說，他說得有道理，把他放了。

宋仁宗時，四川有一個老秀才怎么也考不中進士，一著急居然獻詩給成都知府，說：“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也就是鼓吹知府分裂割據，起兵造反。成都知府立刻將其逮捕上報，宋仁宗看來卻只是哈哈大笑：“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厘事務，處于遠小郡。”既然你那么想當官，就給你個官當當吧。結果這位老秀才到任不足一年，“便慚恧而死”。

宋代社會的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文藝界經常上演諷刺現實的劇目。比如“參軍戲”就專門諷刺“齷齪無能”“昏不任驅策”的庸官，以及“誅求刻剝，猥跡萬狀”的貪官。朝廷對此沒有限制，既然老百姓愛看，就可以隨便演。甚至宮廷內專門給皇帝演出的戲班也編了不少諷刺現實、拿宰相開涮的小品。王安石變法之時，著名的小品演員丁仙編了小品，專門諷刺王安石的新法：“丁使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因燕設，于戲場中乃便作為嘲諢，肆其誚難，輒有為人笑傳。”剛強暴烈的王安石十分生氣，“因遂發怒，必欲斬之”。結果宋神宗偷偷命人把丁仙送進自己弟弟的王府保護起來。宋高宗時，有人編了一個諷刺秦檜走后門讓兒子成狀元的節目，“四坐不敢領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秦檜也無可奈何。宋徽宗看戲時，戲子在戲中公然批評朝廷政策乖張，“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宋徽宗聽了，“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

宋代人還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宋代是印刷術迅速發展的時期。明人胡應麟曾言：“雕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只要有財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書籍。宋代還出現了報紙，專門報道朝中政治消息。最重要的是官辦的報紙：“日出事宜也。每日門下后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此外還有許多民間的小報，稱作“新聞”：“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南宋時，小報已經成了最迅速的消息來源：“小報者，出于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都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也就是說，小報登的是誰誰誰被召入宮中，誰誰誰被罷了官。朝中公文還沒下發，小報就已經先登出來了。當然，有一些消息缺乏準確性，“其說或然或不然”。由此可見宋代也沒有新聞審查制度。小報因為需要量大，發展極快，甚至有了自己的傳播系統和專業“爆料人”“記者”：“近年有所謂小報者……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為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于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復辨也。”由于消息新奇快捷，發行面廣，勢頭甚至壓倒了政府發行的朝報，因而大賺其錢，成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產業。

另外宋人還享有廣泛的結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證人民的結社集會自由，從不加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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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宋代達到了中國古代社會人性化治理的高峰。有宋一代的政治，對人的自由、尊嚴更為重視，社會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宋代人享有的各項基本人權，是此前此后許多時期無法比擬的。宋代人權發展最重要的標志是奴隸制的基本廢除。

雖說中國很早就走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所說的“奴隸制時代”，但是在宋代之前，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使用奴隸或稱奴婢現象。上層社會大量使奴喚婢，而且奴婢的社會地位十分悲慘。即使在號為政治非常開明的盛唐，法律也明文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唐律疏議·名例律》）就是說，奴婢與牲畜的法律地位是一樣的。“奴婢既同資財，即合由主處分”（《唐律疏議·戶婚律》），生死掌握在主人手里。

宋代雖然也沿用“奴婢”一詞，但宋代的“奴婢”和以前朝代的意義已經完全不同：在宋代，“奴婢”也是平民，是被人雇傭的，類似于今天我們所說的“保姆”、“阿姨”或者“司機”。他們不是主人家的私產，而是自由民。宋代法律規定，雇傭奴婢必須訂立契約，寫明期限和工錢，到期之后，主仆關系就解除了，雙方地位完全平等。為了防止出現終身為奴的情況，宋代法律還規定了雇傭奴婢的最長年限不得超過十年：“在法，雇人為婢，限止十年。”

因此在宋代，雇主不能像以前的朝代那樣隨便處罰奴婢。《續資治通鑒長編》載，景德二年（1005），“駙馬都尉石保吉不時請對，言仆人張居簡掌私財，有所侵盜，愿賜重責。上曰：‘自有常典，豈可以卿故法外加刑？’”也就是說，因為仆人偷了他的錢，駙馬石保吉大怒，向皇帝請旨，想要在法律規定之外，從重處罰。這樣一點小事都要請示皇帝，而且皇帝還拒絕了他“法外加刑”的請求，宋代的政治文明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出于對人命、人權的尊重，宋朝對販賣人口的懲處是極為嚴厲的：“略（強賣）人之法，最為嚴重。”《宋刑統》規定，“略賣人為奴婢者，絞。”比今天把人拐進黑磚窯受到的處理要重得多。和今天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的法律不同的是，宋代規定，不光拐賣者要處重刑，買方也要重處：“諸知略、和誘、和同相賣，及略、和誘部曲、奴婢而買之，各減賣者罪一等；展轉知情而買，各與初買者同；雖買時不知，買后知而不言者，亦以知情論。”買家的罪責僅比人販子減一等。這種對人的自由和尊嚴的重視，要超過幾百年后的今天。《歷史研究》的作者，著名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中國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