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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5年5月8日1時45分，在上海新華醫院逝世，終年90歲。

深切緬懷 沉痛哀悼

裘錫圭，1935年生，1952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1956年考取該系“甲骨文與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研究生結業后，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1983年任教授。1991年至2003年任中國文字學會會長。2000年被芝加哥大學授予人文學科名譽博士學位。2005年起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裘先生畢生從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文字學、古文獻、古代史、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舉世矚目。他參與的重大出土文獻整理工作包括馬王堆漢墓帛書、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等，并完成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簡、曾侯乙墓出土文字資料等出土戰國文獻的整理工作。

裘錫圭廣泛涉獵殷墟甲骨文、兩周青銅器銘文、戰國文字（璽印、貨幣、簡帛、玉石等）、秦漢文字等各個門類，尤其擅長考釋古文字資料中的疑難字詞，所釋甲骨文中的“遠”“邇”“害”“柲”“弋”“虣”“畀”“求”“以”“因”“衍”“侃”等字，金文中的“履”“建”“紳”等字，戰國文字中的“市”等字，都為學界廣泛接受，并成為定論。

他撰寫的《論“歷組卜辭”的時代》《關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等文，極大推動了甲骨學的研究進展；所撰《戰國貨幣考（十二篇）》《戰國文字中的“市”》《〈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緒言》等文，是戰國文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學概要》一書是中國文字學領域的權威著作，出版以來先后印過40余次，總印數達25萬冊以上，并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種譯本出版。他的學術論文集《裘錫圭學術文集》及其續編收錄其大量重要研究成果。

裘錫圭曾提出治學需具備三種精神：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不畏艱難、持之以恒，三是在學術問題上對己嚴格、對人公平。他注重自我糾錯，曾公開承認并糾正自己對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鳥形盉銘文的誤讀，并在編纂文集時主動標注錯誤之處。他的學術品格和嚴謹作風為學界樹立了榜樣。

2014年5月8日，《社會科學報》曾以整版篇幅報道裘錫圭先生的治學成就。今日特重刊《社會科學報》上的舊文一篇《考釋疑難古文字》，以此表達對裘錫圭先生的深切哀悼。

考釋疑難古文字

裘錫圭先生是當今古文字學界泰斗、大師，是古文字這一學科公認的主帥。先生對古文字研究貢獻巨大，這其中最讓我感佩的就是先生對疑難字的考釋。

研究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疑難字考釋在古文字研究中是第一硬仗，最耗時耗思，也最能體現研究者的學術功力和水平，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古文字研究者對這一學科貢獻的水準。古文字研究者對疑難字考釋同心所望,但并非哪個人都能做到,因為它所需要的古文字功底、古代語言文獻功底實在太深厚了。唯先生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古代語言文獻功底，投入這一攻堅領域，考釋出前輩大師未能釋出或未能論證的眾多疑難形體，為古文字學做出杰出的貢獻，受到古文字學界同仁發自內心的普遍尊敬。

先生疑難字的考釋，有這么幾個特點：

一是在疑難字選擇上，所選大都是妨礙一篇或一段出土古文獻的通讀或正確理解的疑難字。這些疑難字的釋出，或揭示一件不為傳世文獻所道及的史實，或揭示一條不為傳世文獻所載的典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對西周早期小臣囗鼎 (此形體下以“○”表示)的考釋。“○”在銘首“召（邵）公○匽”句中。構形偏旁寫得很象形：一人站立在那里，雙手執持棍棒一類的東西往地上植立。會什么意很難明白。這句鼎銘較早考釋者據筆者所知是陳夢家先生，這個字陳先生不認識，略云“構形復雜，不能識，但它介于兩名詞之間，必須是表示行動作為的動詞。它和憲鼎的‘才匽’有所不同。”此后李學勤考釋也涉及這件鼎銘，李先生認為這個疑難形體就是見于卜辭中從 從用下從土的那個和田地有關的字，這個字于省吾先生釋為墾。可是釋為墾,這句銘辭就是“召公墾燕”，不好理解。而實際上這個疑難字和甲骨文中那個從 從用下從土的形體也有較大差別，不可能是一字。馬承源先生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注釋這個形體為不識字。唐蘭先生則釋為饋，這在形體上差距更大，銘意也更不好解。這么個疑難字不解決，作器之因就不明，這篇銘文的價值就很難認定。先生抓住這個疑難字展開考釋，將這個形體和見于殷墟晚期卜辭以及族名金文、安陽所出石棒銘文所見的幾個和它較接近的形體相聯系，指出這個形體就是卜辭、金文、石棒所見的繁體，表明并不是一個冷僻之字，而是當時較常見的一個字，記錄一個較常見詞。接著先生從《說文》小篆“建”字出發，聯系中山王鉞、蔡侯墓鐘上的建字以及石鼓上的建旁、始皇嶧山刻石上的建字，指出小篆從“廴”實際就是“○”這類形體所從“ ”的訛變，“ ”實際就是建字所從的“廴”，接著先生又舉出大量形體演變例證論證這個形體中人所執持一棍棒欲有所樹立形就是建字所從的“聿”，從而論定這個形體就是建字初文，鼎銘“召公○匽”就是“召公建燕”，說的是周初召公建燕的一件大事。一字破譯而將淹沒歷史長河中的重大史事重現——就是周代初年封北燕，雖然實際上是由召公的元子去當燕侯，但在初封之際，召公確曾蒞燕，安排建國大事。這一重大史事史家未載，此字破譯之前亦無人知曉，自經先生識讀此字，這一史實才重現天日，可謂一字千金。

二是凡所考釋，一定先論證形。先生的論證一般都是舉證形體演變旁證，闡釋未知形體與已知形體間的聯系，從而從形體上將未知字考為確論。在這些成就中，釋“害”（用通用字），釋“虐”、釋“求”釋“勿”“發”、釋甲骨文中的“遠”“邇”及有關諸字、釋南方名的“因”等，都是疑難考釋上亙古未有的杰作。限于篇幅，亦不能一一。

多年讀先生的古文字考釋著作，感受先生的學術思想，覺得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是全面占有材料，細致深刻的研究材料，讓材料說話，堅持無征不信。先生考釋古文字，結論都是建立在堅實的證據基礎之上的。先生的結論被人接受，不是由于先生的地位和名望，而是因為先生縝密的研究所得。先生在論證過程中所使用材料的全面性，加之論證的嚴密性、分析的深刻性等鑄就先生的結論，讓人不能不信。

第二是注意總結歸納古文字形體演變規律，將疑難形體的考釋納入到這些規律中去考察，使疑難形體諸多謎底一一得以揭穿，這一特點在先生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釋“勿”“發”》、《西周金文中的“履”》等文章中都有非常鮮明的體現。

第三是不迷信前人，不迷信成說，成說與實際不合就重新研究，以求真是。如甲骨文的“毓”字，王國維先生當年提出“毓、后、後實本一字”，將卜辭中的“多毓”釋為多后，“毓祖乙”釋為后祖乙，這個意見長期以來被人們奉為確論。但是經先生研究，王國維的這種意見在形、音上缺乏根據，也經不住卜辭檢驗，其實是不可信的。經過深入細密的考證，先生認為這個字與“高”對貞，應是指以曾祖為上限的三世以內親屬的一個詞，讀為戚。這個意見是振聾發聵的。

第四個特點是不掠美。凡前人有說，一定指出，偶或遺漏，則藉助再版機會予以明示。這是乾嘉學人的風范，尤其值得學習。（董蓮池）

斯人已逝，風骨長存。裘先生對學術的執著熱愛和嚴謹態度，為后輩學者樹立了不朽的豐碑。他的學術精神與研究成果，也將指引后人前赴后繼、推動“冷門絕學”在新時代煥發新生。

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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