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會》劇照

通往地獄的路

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鋪成的

文、編：先知書店

摧毀一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種，但最具有欺騙性的，則莫過于“烏托邦”。

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就像“永動機”是最完美的機器一樣，違反了最基本的宇宙法則，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要讓烏托邦成為現實，就好比要讓宇宙靜止一樣，瘋狂、無知，充滿了人性的狂妄。倘若有誰靠強力去實施，則只會釀成災禍和悲劇。

但是，人類卻極易陷入追求烏托邦的幻象之中，以為自己可以規劃社會的發展，控制歷史的走向，達至自由平等的理想。卻不知，自由正一步步遠離，社會秩序也搖搖欲墜。20世紀的人類社會大實驗的悲劇已經說明了這一切，悲哀的是，21世紀的“我們”似乎有意將這些悲劇換一種方式重演一遍。

或許，由于人性的原罪，只要人類還存在，對烏托邦的幻想就不可能停止。因此，為了在幻象的誘惑中保持清醒，“解毒”永遠不可或缺。值得慶幸的是，活躍于20世紀的四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為我們留下了警惕幻象、抵御誘惑的思想資源。

在他們的時代，他們是偉大的斗士；在我們的時代，他們的思想是最深刻的啟示。他們是：米塞斯、哈耶克、波普爾、波蘭尼，他們是烏托邦的掘墓人。

他們用盡一生向世人證明：人類的繁榮、幸福和尊嚴來自個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體主義；烏托邦體制踐踏私產、無視基本人性，在無盡的匱乏、混亂與奴役之后，其結局是經濟崩潰、道德淪喪、真理消亡……

對于每個熱愛自由，憂思人類命運的人來說，他們的著作無疑是書架上的值得反復閱讀的“鎮架經典”。多一個人讀懂他們，自由就多一份保障。

米塞斯：孤身抵抗一個時代的斗士

▲路德維希·海因里希·艾德勒·馮·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

若曾有人孤身抵抗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潮流，那就是米塞斯。

一戰后，奧匈帝國土崩瓦解，隨即陷入惡性通脹與大蕭條。烏托邦主義經濟學家對此束手無策。危急關頭，米塞斯力挽狂瀾，出手遏制了惡性通脹——烏托邦主義在奧地利徹底破產。然而，他卻因此成為全民公敵，學術生涯屢遭挫敗，只能以打零工為生。

1922年，計劃經濟的烏托邦神話抬頭，當人們對此趨之若鶩時，唯有米塞斯的在書中斬釘截鐵地宣稱：烏托邦主義取消了價格，無法進行經濟計算，這注定了中央計劃者永遠無法掌控經濟運作。它注定只會帶來匱乏、混亂和奴役。

1929年，米塞斯預言的大蕭條全面爆發。自由市場受到廣泛質疑——大批知識精英，竟將德國的納粹主義與蘇聯的計劃經濟視為救世良方。由于持續抨擊兩種“良方”，米塞斯遭受迫害，開始了顛沛流離的余生。先是流亡瑞士，1940年，面對納粹鐵蹄，60歲的他輾轉法國，流亡到美國。當時的美國，國家干預主義正大行其道。所有知名大學都拒絕聘用米塞斯。他落魄到住進了貧民窟，直到他的學生為他申請了一份微薄的私人基金。

1945年，他在紐約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但是校方拒絕為他支付薪水。在如此窘迫的環境中，米塞斯完成了曠世巨作《人的行為》。這本被稱為“20世紀《國富論》”的書，最偉大的貢獻是貫穿米塞斯思想的“現實主義方法論”——當社會思潮爭先恐后涌向烏托邦主義和極權主義時，如果說有哪部著作能扭轉這一趨勢，非《人的行為》莫屬。

米塞斯信仰純粹、無比真誠，終生不被人所認可，忍受著“極端”“瘋子”“無恥”的指責，但仍然堅定持反對派的立場——為捍衛自由市場，甘做一位孤獨的斗士。

一戰后，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烏托邦主義泛濫時，米塞斯是那個唯一堅守自由市場的學者。當時，他被當作全世界的敵人，然而歷史卻證明了，他是“那個時代唯一正確的人”。

現代文明中那些奠基性的經濟學常識，多與米塞斯有關。我們當下最需要牢記的常識，正是來自米塞斯的經濟學洞見：自由市場是所有人的長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榮的支柱。

正是他所締造的觀念使自由不至于徹底淪喪，使熱愛自由的人們不至于孤獨，并繼續向往光明。但是他的努力是否真正扭轉了這股潮流，卻是一個需要那些理解他的理論，并和他一樣熱愛自由的人們加以解決的問題。

與米塞斯同為“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繼承”并擴展了米塞斯反烏托邦的精神，并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說。

哈耶克：為自由尋根的先知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

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運。他親眼見證電器工業化的起飛，親身參與世界大戰。他見證了蘇維埃的幻滅——事實上，他本身就是烏托邦的掘墓人。

在20世紀初，全世界的民族國家空前強大，它們肆無忌憚地濫發貨幣、持續輸出通貨膨脹，終于摧毀了自由市場，引發全世界的大蕭條。這時，蘇俄、納粹奉行的烏托邦主義，卻被當時的人們視為“救世良方”。

在人類面臨重大危機之時，很多學者思考人類的政治和經濟——哈耶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員。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預言：烏托邦永遠不可能實現，計劃體制踐踏私產、無視基本人性，只會帶來匱乏、混亂和奴役，最終自我毀滅。多年來，這本書喚醒了無數烏托邦患者，鼓舞著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

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哈耶克認為文明中的問題，源自人類本能和理性的沖突。哈耶克警告世界：個人自由正在滅失，因為烏托邦的沖動永存于人性之中，人類渴望建立“人間天國”的短視和狂妄不會消失，他們總是擁抱那些承諾“包辦一切”的美麗謊言，甚至為此愿意犧牲個人的自由和責任。

文明在擴張中形成的秩序，鼓勵人們使用理性和邏輯，不斷收集信息、利用資源，形成合作的規則，帶來傳統、法律、財富、理性、科學、藝術等文明成果，但它的過程絕非一帆風順，更深藏著危險的陷阱。

“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鋪就而成的”，“總是使人間變成地獄的東西,恰恰人們試圖使其成為天堂”哈耶克在書中引用了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一句話，想以此警醒那些對烏托邦心存幻想的民眾。哈耶克反復論述：保護私人財產、自由支配才能走向繁榮；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及國家管制只能將人帶向奴役。

因此，哈耶克真正的敵人，是人性深處的惡，以及一直鼓勵和擴大這種惡的某種歷史敘事。不幸的是，在歷史的博弈中，這種敘事經常勝利，并帶來暴力與死亡的歷史，而文明也隨之隕落。

哈耶克之于我們有三大貢獻：

· 對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的探索；

· 對自由、法治、憲治、民主、權利以及現代良序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的論述；

· 對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基礎的闡釋與捍衛。

這三大貢獻業是哈耶克之于今天最重要的三重身份：他既是一個捍衛自由市場的孤獨的斗士，也是“為自由及其敵人尋根”的烏托邦最堅定的反對派，更是一個為捍衛人類社會基本價值而倍感孤獨的先知。他使自由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摧毀一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種，但能真正改變世界的，唯有思想。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就是那個用思想改變世界的人。

哈耶克并不孤單，他的“戰友”波普爾，也是一位用思想糾正謬誤的人。

波普爾：一位診斷思想的“醫生”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

卡爾·波普爾是一位具有超凡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科學哲學上，他提出了“證偽主義”，在政治哲學上，他對烏托邦主義進行了理論上的清算。如劉擎所說，波普爾是一位診斷烏托邦社會工程瘟疫的醫生。

他在這兩大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實際影響：不僅自然科學家如愛因斯坦支持他，政治家撒切爾夫人推崇他為自己的思想導師，前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甚至提出，沒有他的思想，德國的“現代化”將失去最重要的指導。

他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在世界重新陷入激進思潮裹挾動蕩不安的局面的當下，尤其引人深思。

烏托邦對人類為什么有持久的吸引力？波普爾說：“烏托邦主義的吸引力，是因為沒能認識到我們不可能在地上建造天國才產生的。”這與哈耶克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

針對烏托邦的欺騙性表象，波普爾的警告同樣一針見血：“烏托邦理性主義是自拆臺腳的理性主義。無論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并不給人帶來幸福，而只是帶來那種生活在專制政府之下的可怕詛咒的常見的苦難。”

波普爾對烏托邦這一精神疾病的診斷，可以說是釜底抽薪式的。因為他的批判恰恰是從現代科學內部開始的。波普爾是從其“硬核”現代物理學進入，由中心顛覆“科學定律”的絕對確證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種種“科學”，對各種形式的決定論作出清算，對烏托邦做出最根本的否定。

波普爾的學說是思想史的一次轉折。他之后，讓世人告別“歷史決定論”，不再相信歷史規律的存在，才有了科學哲學的基礎。

關于如何構建良好社會，波普爾的建議簡單而實際：“努力消除具體的惡，而不要追求抽象的善。不要謀求通過政治手段來建立幸福，要把目標放在消除具體的苦難上。”

他說：“我們可以解決許多緊迫的問題，至少可以部分地加以解決。例如，扶助病弱者和蒙受壓迫與不公正的人；消除失業；創造均等的機會；防止國際犯罪，比如政治訛詐，神一般人物和全知全能的領袖所煽起的戰爭。只有當我們能夠放棄對遙遠理想的向往，放棄為有關新世界和新的烏托邦藍圖所做的奮斗時，我們才會達到這一切。”

波普爾讓世人看清，烏托邦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假理性主義。他對人類社會疾病的診斷清晰到位。可惜的是，如今并沒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像他一樣被遺忘的，還有邁克爾·波蘭尼。

波蘭尼：“知識觀”的顛覆者

▲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1891年3月11日-1976年2月22日）

在人類的認知上，波蘭尼是具有顛覆性的，不但改變了傳統對于科學的定義，也翻轉了知識的定義。

與波普爾有些類似，波蘭尼同時腳踏科學和哲學兩個至高領域，盡皆登頂：他前半生，是聲名顯赫的科學家；生命的最后20年，又以一位思想家著稱于世。任何一個身份取得的成就，很多人一生都難以企及。

波蘭尼在他的代表作《個人知識》中，選擇的是一條最難，也更難被理解的路徑，即人們的“底層認知”。波蘭尼正是從底層認知的角度出發連根拔起了烏托邦主義的根基。

波蘭尼說：“哥白尼革命的真實教訓是什么？為什么哥白尼把真實性的地球視點替換為想象性的太陽視點？這樣做唯一合理性在于，當他從太陽視點，而不是從地球視點來審視時，所獲得的宇宙全景圖能帶給他更大的理智滿足感。”

在波蘭尼看來“我們知道的永遠比能說出的多得多”。可見的知識好比地球的視點，充滿了局限；不可見的知識好比太陽的視點，雖然看不見，卻真實地存在著。我們的學習、生活甚至思考中，最核心的其實都是這種“隱默知識”。

“隱默知識”的背后其實正是我們運用智力的一種能力，它本質上是一種理解力、領悟力、判斷力。一個人的眼光、鑒別力、趣味、技巧、創造力等，很大程度都取決于對“隱默知識”的理解。而烏托邦的推動者們永遠無法靠強力去調動每個人的這些“隱默知識”，而只會摧毀它們，因而烏托邦社會永遠不可能正常地運行，注定是一場夢。

嚴密的理路、詳盡的論證，《個人知識》所呈現的，不僅是一個科學家對自己志業的熱情與省思，更是一個公民對自由社會的忠貞與執著。

▲1956 年左右，邁克爾·波蘭尼在米蘭文化自由大會上發表講話

當下，學科日漸專業化之后，少有人能像波蘭尼這樣，同時站在科學與哲學頂峰，用超越的視野，去探知知識的產生機制——因為難以理解，所以他更容易被人遺忘。

然而，認知一旦被顛覆，路徑一旦顯現，就再也無法當作一切都沒有發生。盡管注定只有少數人能理解他的價值，但每個期望更清醒地生活，使自己創造更大價值的人，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都離不開波蘭尼與他的思想，因為波蘭尼談及的正是人類的智識能不斷向前拓展、延伸的核心“密碼”。

每個先知的悲劇就在于，只有危機降臨，他們提出的警醒一一應驗，他們的價值才被認識。米塞斯、哈耶克、波普爾、波蘭尼等人，直到近些年才陸續被重視、重新被評估，正是如此。

他們不僅準確預言了未來，還把自己變成歷史的一部分——他們身后所發生的每一場悲劇和災難，都在為他們的思想做注腳。

世界正在發生巨變的今天，是壞秩序卷土重來，還是好秩序開出文明之花？

答案并不確定，這取決于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對以上四位“烏托邦的掘墓人”這樣真正可以穿越時空的思想的態度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