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鬧得還挺大，也確實，誰看了不覺得荒唐？

是這樣的，山東青島某區的一位60歲的大媽邊接電話邊走路，突然轉身了，又突然與后面的男子發生了碰撞，更壞的是大媽被撞倒地并且骨折了。

然后去司法鑒定，十級傷殘。男子肯定不能賠啊，這是意外嘛。于是大媽就去法院起訴，法院一調查一調解，認定大媽負主要責任，男子嘛多少負點次要責任，畢竟沒有保持“安全距離”嘛，最后男子賠了7萬了事。

這太扯了！按道理，一毛錢都不應該給，何況7萬塊可不是小數目。如果真說是調解，是出于人道主義，給個7000塊，那還能讓人接受。偏偏法院還一副振振有詞的模樣，讓人拿了7萬塊。

咋滴？人家的錢不是錢，是大水淌來的啊？這就有點，不，是非常慷他人之慨了。著實毫無道理，有一種“打土豪”的味道，又像是“逼良為娼”“按頭喝水”。

想必男子也是忿忿不平，但是處理該案的法院法官嘛應當更是PUA老手，為了讓男子“慷慨解囊”，必定拿著“安全距離”大做文章——最終報道出來的調解結果也證實了這點。

這好嗎？不好啊！為了和諧社會、案結事了，調解調解可以理解。但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調解，過于離譜而顯而易見的不公正的調解，就很過分了。

和稀泥沒有這么和的！

這樣的局面下，群眾看到的不是法院法官為了公平正義所作出的操勞，而是為了結案用手中的權力強壓，去犧牲當事人合法利益的無理操作，是倚老賣老的訛人行為獲得司法的背書和支持，也就是“劣幣驅逐良幣”。

都不用深思就能看出，其最終傷害的是法官隊伍的形象、司法的公信力和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可以說，這樣不公平調解的示范效果特別壞，破壞力非常大。

現在網絡上的輿論已經形成了新的“風潮”，大家普遍認為，經此一調，以后見了老人倒地不僅不能扶，而且還要遠離，畢竟大媽大爺的一個“猛回頭”，你給撞上了，就訛上了，就完了，當牛做馬不吃不喝一年都未必賠得起。敢不賠？人家背后可站著“英明神武”的法院法官呢！

學法律或從事法律工作的人都記得，弗朗西斯·培根在《培根隨筆集·論司法》中提到，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嚴重。因為犯罪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敗壞了水的源頭。

可見公正裁決的極端重要性，但為何長期在審判一線的法官還敢如此“冒險”？想必除了另有隱情以外，也就是路徑依賴了。

如是前者，法官現在要抓緊發聲，做好釋法普法工作，不能再把惡果擴大化了。如是后者，既要及時糾正不公正的調解，還要從根本上解決對調解的路徑依賴。

這些年，因于調解的便捷性和上級考核指標的要求，各級特別是基層法官在審理案件中不免犯上“調解依賴癥”。就和有棗沒棗都打三桿子一樣，甭管適不適合，上來都先調解。哪怕當事雙方都不同意，那也先勸幾句。

但說實在的，都鬧得法院的糾紛基本上都是難以解決的，能調的之前不久早調了嗎？既然都到了法院，法官還是要以審判為主，調解結案的方式審慎用之。

至于說社會和諧、不留后遺癥的事，真不應該是法院是法官要考慮的。法官應當主要地尊崇法律，“三個效果”的核心也應該是法律效果——你機關名字都是司法機關，肯定以法律為主啊！

但是造成這樣的局面，還真不能把責任全推在法院和法官身上，他們哪個不想著簡簡單單、清清爽爽地只做個“技術人員”？

因為總有些不懂法律不懂司法不參與一線審判工作的上級和領導，為了體現個人價值也好，為了拿捏基層法官也罷，或者為了既要又要也行……等等目的，又是下任務，又是定指標，“強逼”法官在調解上煞費功夫。時間一長，法官不免產生依賴癥。

而當事人呢，其實也反感，你按法律規定判不就行了嗎？還跟我磨嘰半天干嗎？法院又不是家庭，也不是社區居委會，給我講那么多人情世故的道理干嗎？

里外里，法官傷神費力，當事人橫豎不爽，能從中收獲“好處”的恐怕也就剩那些上級和領導了。

他們拿著可喜（未必真實）的調解率，拿著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自己的工作總結或報告中，濃墨重彩地寫上那么幾筆而眉笑顏開。至于其中埋下的“雷”，產生的副作用，并不在他們的考慮。

所以，某種意義上，這起案例可以看作是司法系統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造就的惡果中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