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內斯特·格林（Ernest Green）高中畢業于美國阿肯色河南岸的小石城中心中學。這所中學原是一所白人公立學校，而格林是一個黑人男孩。在1950年代的美國南方，他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能入讀這所學校。

1957年9月25日是格林入學的日子，他和其他8名黑人孩子將成為這所學校的首批黑人學生。但迎接他們的并不是一個祥和的DEI校園氛圍，而是白人學生和家長的暴力阻撓。

E（Equity平等），D（Diversity多元），I（Inclusion包容）

當時美國南方信奉“隔離且平等”，E是有一點，D和I是不存在的。黑人孩子可以上學就已經足夠平等了，若想入讀白人優質學校是絕不能容許的。

格林的這段經歷后來被拍成電影《The Ernest Green Story》（譯名《轉學風波》），影片中他面對暴力阻撓者高喊“我們在此求學，因教育關乎自由”，這成為平權運動的經典臺詞。

1960年代美國社會興起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性革命等一連串民權運動，這些為弱勢群體追求平等權利的運動由時任總統約翰遜發起為“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

“平權運動”之所以能夠成為美國社會治理的核心議題并延續至今，根源是美國與生俱來的反種族歧視與種族歧視之間的斗爭。

美國早在1776年《獨立宣言》中就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但在1787年制定的憲法中卻沒有廢除奴隸制，反而將黑人視為財產。這就在反種族歧視與種族歧視之間留下一個迄今也填不平的坑。

“平權運動”的目標便是為此探索建立一種“補償性正義”的制度體系。

這必然涉及到對歷史欠債如何補償、補償到什么程度的爭論，也就注定由民主黨總統約翰遜發起的這個“平權運動”，從誕生之日起就帶著爭議。

共和黨起初在是否給予支持的問題上表現得相當謹慎，并在很長的時期里持保留態度。在約翰遜之后的共和黨人總統尼克松任內，發生了堪稱雙方“前哨戰”的“德芬尼斯案”。

1971年白人學生德芬尼斯（DeFunis）申請入讀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但華大法學院需要把一部分招生名額配額給少數族裔學生，這導致各方面都比這類學生更優秀的德芬尼斯失去入學名額。于是發生了德芬尼斯起訴華盛頓大學的案件，案子一直鬧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這個案件被稱為“平權行動第一案”，當時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4判決德芬尼斯勝訴，判決書中寫著“平權行動如同嗎啡，雖能緩解痛苦，卻需謹慎使用”，傳遞出對平權行動的限制和不滿。

到了1980年代共和黨的里根總統時期，他公開反對平權行動，并稱之為“逆向歧視”。斯坦福大學當時的一位校長對這個詞開過一個玩笑：“如果平權行動是‘逆向歧視’，那么斯坦福的游泳池就是‘逆向溺水’——因為我們總在努力讓更多人浮出水面。”

可見，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社會裂痕不斷擴大。此后的美國總統，來自于共和黨的布什父子以及來自民主黨的克林頓，均采取相對溫和的態度限制或推動平權運動。比如，老布什既支持平權，又反對“硬性配額”，并提出“機會均等”。克林頓推動聯邦機構設定多元化目標，但做法仍然較為溫和。

到此為止都可視為“溫和平權”，無論推進還是限制的手段都是較為溫和的，直到奧巴馬、拜登的到來。對奧、拜二人所作所為極度憤怒者，甚至于以“亂政”稱之。

這二人將平權運動從溫和推向激進，使之滲透到美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鬧騰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奧巴馬可以稱為21世紀美國DEI理念的直接推動者，他在2011年簽署行政令要求所有接受聯邦資助的機構必須提交DEI計劃。學校要設立“性別中立廁所”、企業要按族裔和性傾向設定招聘KPI、要求高校推進DEI意識形態教育。在他治下的美國，不搞DEI簡直就將失去生存空間。

拜登則將DEI的適用范圍從教育、就業擴大到國防、科技、醫療等領域，將DEI指標與政府資助直接掛鉤。要求所有聯邦機構設立DEI辦公室，并設立“全球LGBTI+人權特使”職位，要求盟友國家在LGBTQI+權益上與美國保持一致。

帶來這種變化的一大根源是兩黨選民基礎的涇渭分明以及對以此為選舉政策的路徑依賴。

民主黨將DEI作為動員選民的“道德旗幟”，少數族裔（非裔、拉美裔）、女性、LGBTQ+群體及知識精英是民主黨的基本盤，支持平權行動、反對性別歧視、推動跨性別權益等DEI政策直接迎合這些群體的權益訴求。

拜登政府將DEI與聯邦資金掛鉤，實質是以政策資源換取選民忠誠。

共和黨則將反對DEI樹立為保守選民的“反抗符號”，該黨基本盤以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農村及小城鎮居民為主，這些群體對DEI政策中的“逆向歧視”“政治正確”高度敏感。共和黨通過攻擊DEI、反對跨性別運動，來構建“傳統價值觀”防線吸引保守派選民。

特朗普作為平權與DEI政策的全面反對者，更是將DEI打上“民主黨對白人男性的戰爭”的標簽，成功激活保守派選民的“被剝奪感”。

在兩黨選舉政治的操弄下，平權運動日益走向撕裂的境地。它不僅背離“補償性正義”的制度探索路線，更演變出所謂系統性變革的DEI政策，還針對特定選民群體細分出LGBTQ+，從“政策工具”向“選舉符號”“黨派標簽”的異化已經不能再明顯了。

如果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那么政策最終也會落入只為政策制定者利益服務的境地。美國兩黨的實踐經驗表明，為權力的來源服務，就是對自己的利益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