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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史迪威接到馬歇爾電報后，心情的沮喪和怨憤，在一封寫給妻子的信中暴露無遺。

他寫道：

“中國這邊的情況看起來非常糟糕。如果我能夠有機會到華盛頓去大叫大喊地告訴他們，‘我早就說過事情會這么發展’，那將是一件令人感到暢快的事。但是我相信他們此時也已經看出我想要說的話是有道理的了。這正是去年5月我的說法，但是當時空軍的一幫孩子們，自信他們可以光是用飛機就可以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去。正因如此，我當時也被丟進了垃圾桶里去。”

史迪威接著把他內心深處的私密想法透露給妻子：

“假如當前的危機嚴重到可以把蔣介石趕下臺，而又不至于把中國搞垮，那就真的值得了。”

這些話非常有啟發性。它的前半段追溯到 1943 年 5 月間他和陳納德的所謂戰略辯論。

顯然，史迪威此時認為日軍的“一號作戰”正好驗證了他預言的準確性。史迪威在他回復馬歇爾信中，提出一個簡單的要求：獲得中國戰區全部軍事指揮權。

1、史迪威的“奇謀”

史迪威在7月3日復信中，首先敦請馬歇爾千萬放心，可以把他調離東南亞戰區，并任命索爾登將軍作為繼任人。史迪威如此大度的開場白，即刻便解救了馬歇爾的尷尬境遇，使后者大大舒了一口氣。因為一旦有了史迪威承諾，他馬上就可以答應英國人的要求，結束自己將近一個月的折磨。史迪威如此慷慨大方，想必也令馬歇爾更加急于投桃報李。因為既然史迪威給了他下臺階，那么他也必須在心理上準備努力地去滿足史迪威其他方面的要求。

而史迪威也確實沒有給馬歇爾一絲喘息空間，因為他在作了這個自我犧牲的姿態之后，緊接著提出一個大膽建議，那就是，他當然愿意回到中國戰區，但是如果繼續現在的身份，可能無法產生效果。因此史迪威建議總統應該給蔣介石寫一封措辭嚴厲的信，采取先發制人的高姿態，強調美國已經在中國作出巨大投資，批評中國政府和軍隊軟弱無能，強調在非常情況下必須采用非常手段。最后露出底牌：蔣介石必須把中國軍權全部交由史迪威行使。

然而史迪威得到軍權之后，究竟打算如何運用它來解救中國呢？

史迪威認為中國大部分軍隊已經受到嚴重打擊，因此無法抵抗日軍。唯一出路是解除陜甘寧邊區的封鎖，使在封鎖線的國共雙方軍隊都可以參加抗日戰斗行列。史迪威信心十足，中共軍隊會接受他的命令，因為兩年前中共已經表示愿意接受史迪威指揮，所以史迪威相信他們現在也會同意奉行他的命令。

總之，史迪威告訴馬歇爾，時機萬分迫切，總統必須立即壓迫蔣介石交出全部軍隊指揮權給史迪威。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拯救危難中的中國。

從實質上說，史迪威的回信有幾個重點。

第一，它強調中國情況將會在短期內導致滅頂之禍，唯一挽救的希望是把軍隊指揮全權立即交給史迪威。第二，它宣稱中國軍隊愿意接受他的權威，蘭伽的訓練已經證明這點。第三，他解救中國的方法其實是出奇明確而干脆，就是把歷來浪費在互相牽制的國共雙方軍隊從陜北地區解放出來，共同對付日本。

史迪威相信，他作為一位美國軍人，有能力調解國共斗爭，因為他只要對他們曉以大義，團結是為了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就可以使他們信服。正由于史迪威長期以來一直相信國民黨用于封鎖中共的軍隊人數既多，裝備又精良，反之共產黨軍隊則是善戰之兵，只需要有新式裝備就可以充分發揮戰力。因此史迪威認為，他既能向這些軍隊提供統御才能，又能向他們提供新式武器，便可以使中國的局勢大為改觀。

在任何情形下，要替另外一個國家行使軍事指揮權都是極為困難的事。即使在同一個國家體制之內，政府中一個部門內部的權力轉移都需要經過理解、小心分析、從長設計等步驟，并提出有效的執行方法。戰時，大多數國家不愿意貿然更換指揮官和徹底更改指揮系統，尤其不愿意這兩件事同時執行。這就像在體育比賽中，大多數的球隊不愿意在比賽進行中途更換教練，出于同樣道理。而要想把另外一個國家的軍隊指揮權拿過來，比起在本國內更換指揮官更是困難重重，在大多數情況之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2、史迪威奇謀的“理由”

依照美國軍方正規作業慣例，美國軍部或是地區性指揮部的參謀人員，在決定重大政策或是進行戰爭之前，事先必須仔細研究課題，然后向上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提出報告，經過審查后再作出決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的業務會議經常延續幾個小時，仔細檢查和詳細討論屬下送呈的報告，有關部屬也會列席以備咨詢，然后由參謀長們作出決定。

但是在史迪威這個案例上，軍部參謀操作系統根本沒有啟動運作，即使是史迪威本人的參謀人員，也沒有事先探討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具體執行方法、費用和成功率等問題。

事實上，對這些微妙而重要到關系中國勝敗存亡的問題，連馬歇爾和史迪威本人都沒有斟酌過，他們只有一個基本信念：美國軍官的領導能力肯定比中國人優越，而且中國軍隊肯定樂意而又乖順地聽從美國人命令。

當然，萬一有中國人不聽話或是表現不佳，就可以依照美國軍隊的規章，把他們撤職或是送軍法處分。盡管史迪威對絕大多數中國軍隊和指揮官一無所知，卻從不懷疑自己有能力得到他們的信仰，說服他們放棄狹隘的地方主義心態和鄉土觀念，或者放棄自私自保的割據盤算，鼓舞起他們的戰斗精神，為國家而戰。

同樣重要的是，史迪威還相信他有能力說服這些將領，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去和日本人作戰，無需美國向他們提供新武器。史迪威還相信，必要時他甚至可以說服他們繳出手中武器，由指揮總部集中重新分配到其他各部隊使用，以便發揮全國武器最大的使用效率。

最后，由于史迪威手中握有控制租借法案物資的王牌，因此在他指揮受到抗拒時，還可以用來懲罰那些不服從命令的將領。史迪威全部的方案都建立在一個基本信念上，那就是由一個美國軍官統御中國軍隊，并無歷史、文化、心理和心智上的隔閡問題，反而能夠產生比蔣介石和任何中國將領都更好的效果。

在史迪威心目中，他所以能夠達成以上效果，是因為他相信中國人會把他看成衷心要幫助中國的美國友人，心中別無雜念，只是一心一意想要保護中國國家利益。萬一有些中國將領冥頑不靈，不接受他的精神感召，那他們也只好乖乖接受他的軍法制裁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但是也不那么令人詫異，因為它基本符合美國軍人頭腦中的典型思想。這種思想1942年1月在美國文武官員中已經廣泛流行。到了1944年7月，時空因素已經大變，他們也多了兩年多的時間去驗證中國的實際情況。不幸的是，他們的心態和智慧依然沒有任何改善跡象，因為他們依然不能平心靜氣地去估算，這個政策到底能產生什么效益和付出什么的代價。

3、馬歇爾的行動

馬歇爾原本擔心他的“報憂”電報會惹得史迪威“爆跳如雷”，因此他電文的語氣盡量在賠小心，卻沒想到史迪威竟然如此爽快同意離開東南亞戰區。或許馬歇爾意外驚喜之余，完全想不到考慮某些根本性問題，迫不及待就把史迪威的復電擇要，收人當天給參謀長聯席會成員李海、金氏和阿諾德等將軍(7月3日)的參考文件中，并通知他們準備次日(7月4日)采取行動。

換句話說，馬歇爾要求其他三位參謀長在聽到史迪威建議的24小時之內就給予支持。馬歇爾的打算是以參謀長聯席會名義向總統提出一份備忘錄，因此通知其他三位參謀長，必須在當天下午一點鐘開會之前念完該文件。但是他卻直到7月4日早晨才寫好備忘錄初稿。這份文稿相當長，內容先介紹中國局勢，再以所有參謀長的名義，建議總統要求中國把指揮權交付給史迪威。

以上這個過程表示，馬歇爾很可能只給其他三位參謀長不足四個小時的時間，去弄懂到底馬歇爾打算把什么樣的話放進他們嘴巴里去。在隨后會議中（(7月4日)，參謀長聯席會幾乎沒有進行實質討論，便通過了馬歇爾準備好的建議。

然而他們卻向美國總統諉稱，他們已經對中國局勢進行了詳盡分析，而且“一致認為”必須采取立即行動挽救中國危機，并要求羅斯福在馬歇爾代擬的電稿上簽字，立即發送給蔣介石。

馬歇爾動作所以如此迅速，不僅僅是因為史迪威幫了他一個大忙，避免了和英國人的一場難以解決的爭端，同時也因為史迪威提出的解決方案既簡單干脆，看起來又似乎有希望能夠解救中國的危機。同樣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美國自珍珠港事件以來對華政策的基本精神，那就是美國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史迪威對中國戰場的敘述和他對危機緊迫性的警告，都讓馬歇爾相信這是一個一石兩鳥的最上上之策。

難怪馬歇爾照單全收史迪威電文中的文字，同時又把這些文字嵌進為參謀長聯席會起草的建議書，最后又放進他(們)為總統草擬的致蔣介石的電報之中。

仔細算來，其他參謀長只有比馬歇爾更少的時間去思考眼前這個突發事件。即使他們能夠用整個上午思索這個問題，最多也只有四個小時而已。但是他們真正能夠使用的時間應該要少得多，或是根本不存在。

原因是這一天是7月4日，美國的國慶節，他們的時間不免會被各式各樣的慶典活動所占據，甚至需要他們親臨主持，發表演說。他們之中很可能有人在下午一點鐘會議之前，根本無法分神去考慮中國問題。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就是，馬歇爾在給參謀長的簡報中，刻意淡化英國人要把史迪威趕走的事，而且提到史迪威的電文時，也只是強調他對中國惡劣局勢的敘述和建議。

因此參謀長們得到的訊息并非全面，對于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不甚了解。這當然對他們想作出理性的判斷，就更增加了許多困難。

4、羅斯福為何會同意？

馬歇爾以參謀長聯席會名義為總統擬就的電文稿，強調中國局勢正在急速惡化，經過慎重考慮之后，認為應該馬上采取積極措施，防止情況加速惡化。既然中國領袖自己無法控制局勢，那么只好由美國來采取必要措施。由于中國問題的癥結是軍隊缺乏作戰能力，和領袖忽略軍隊工作，因此參謀長們認為當前在中國的軍隊和物資，必須由一個人來進行重整工作，務求有效對日軍進行戰斗，而能夠擔當此一重任的唯一人選就是史迪威將軍。

基于這些理由，參謀長們集體建議羅斯福，馬上要求蔣介石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行使，并晉升史迪威為上將。

參謀長聯席會（馬歇爾）的建議書和他們替總統擬好的電報文稿，在當天下午送抵白宮，羅斯福給蔣介石的電報則在當晚發出。很可能羅斯福對于電文只粗略看了一眼，因為作為總統，羅斯福在國慶節的慶典活動中，也必定有許多必須躬親履行的義務。

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羅斯福重復了參謀長聯席會提供給他的所有重要論點，只是有的地方用語略加緩和。馬歇爾立即通知史迪威，總統給蔣介石的電報隨時可能抵達重慶。他告訴史迪威，后者已經得到總統全力支持，還提醒史迪威心理上要有所準備，因為這個要求將會惹惱許多中國人，讓他們覺得顏面盡失。因此史迪威還必須努力去爭取中國人的支持。

馬歇爾采取的唯一防范措施，是警告史迪威務必盡量避免激怒蔣介石，而史迪威接到馬歇爾忠告之后也立即提出保證，將盡一切努力把事情處理妥善，絕不會辜負馬歇爾及總統對他的厚愛和信任。史迪威更保證，他將全心全力讓指揮權轉移工作平穩順利。

等到羅斯福采取行動時，副總統華萊士對史迪威的負面批評一事已經過了一周，或許已被羅斯福忘記。因此羅斯福對史迪威表示全力支持，通知蔣介石美國政府將晉升史迪威為上將，請蔣介石立即“將史迪威自緬召回，置于閣下直屬之下，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并予以全部責任與權力，以調節與指揮作戰”。

要不要晉升史迪威為上將，這本是美國政府內部事務。但是在當時情形下，完全不和中國協商就宣布此項命令，也有明顯用意，要以美國政府對史迪威的獎賞來對中國施壓，逼中國順從美國旨意。

因為一旦美國在史迪威升遷問題上賭上了國家尊嚴，它不但讓中國更難拒絕接受史迪威，同時也斷了美國自己的后路。萬一中國拒絕，其后果必然沉重打擊美國聲望。以同理推之，美國政府的單方面行為，也讓自己后來受到加倍的損傷。因為當蔣介石最終把這位剛剛掛上四顆將星的軍官踢出中國時，美國的顏面實在無法維持。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于蔣介石承受壓力的錯誤估計，終于導致其自食惡果。

以上敘述顯示，美國官方文件關于史迪威指揮權所采取的說辭，和實際情況間其實有幾個重大出入。

第一，與羅斯福的官方說詞正好相反，蔣介石并不真正需要特意把史迪威從緬甸戰場召回，因為史迪威正被英國人趕出緬甸和印度，亟需找一個新的立身落腳之處。再說白些，美國官方的說詞是，美國在中國萬分危急的時刻伸出援手，派遣史迪威去解救中國之急。而事實上，史料呈現出來的似乎正好相反。是美國在史迪威處境窘迫之際，想到了利用中國去為史迪威解套。這不禁讓人對美國自詡為戰時中國忠實盟友的說辭，有重新評估的必要。

第二，美國對指揮權的要求，并非參謀長聯席會深思熟慮如何應付中國危機后，設計出來的妥善解決方案，而是史迪威個人為了自救而倉促出爐的解套之計。沒想到這個計謀，竟然被他的頂頭上司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在24小時之內全盤接受。

馬歇爾轉過身來把史迪威的計謀推銷給其他參謀長，而后者在缺乏認真考慮的情況下，又集體蓋上他們的橡皮圖章。在參謀長聯席會把擬好的電稿送呈羅斯福總統時，后者第一次得知這個建議，竟然毫不猶豫在電稿上簽字。其中道理說是十分難懂，卻又十分簡單。因為在羅斯福看來，電文是他的最高軍事領袖們聲稱運用集體智能的產品，既然全體一致通過，當然不會出問題。

他也沒有時間去仔細了解這個舉動的重大政治和軍事后果，匆匆送出電文。由于美國政府中沒有任何一位官員曾經對此問題仔細思考，因此也沒有作出推行這個決定的進一步計劃和設立任何機構。美國的打算是，先讓史迪威把指揮權抓到手，然后走著瞧。即便失之急躁，美國人還是相信他們的成績肯定會超過中國人自己所能做出的。

美國政府決策者處理這個案例，凸顯它對中英兩個盟邦的差別待遇。早在1943年8月，丘吉爾已經表示，希望羅斯福任命一位最高統帥，指揮英美兩國軍隊，負責指揮預計在1944年5月施行的跨渡英倫海峽作戰（歐洲第二戰場)。

當時羅斯福和丘吉爾心中都已經認定馬歇爾為最恰當人選。即便如此，兩個盟邦還是花費了四個月時間精心策劃，舉行了無數次會商，簽署了各種措辭嚴謹的協定，最終放棄原始構想，在1943年12月改由艾森豪威爾將軍擔當重任。相比之下，美國對于史迪威的任命簡直是一場兒戲，輕率、任意而沖動。當然，美國所持的說詞是中國戰區的情況緊急，但是要耗費四個月才作出的決定和只要一天工夫就作出的決定，其間差異之巨大，令人不得不看出，美國對待兩個盟邦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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