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則個人破產清算申請公告引發輿論嘩然：37歲女性周某月收入4784元、公積金賬戶余額1.16萬元，卻背負2544萬元債務，其債務規模與收入能力的懸殊差距，令公眾對個人破產制度的適用邊界產生激烈討論。

根據公開信息，該案目前處于破產申請審查公告階段，法院明確要求社會各界可通過指定平臺提交異議材料，重點核查債務人是否存在資產轉移、虛假陳述等違法行為。這一程序設置折射出制度設計的審慎性——深圳作為全國首個個人破產試點城市，其《個人破產條例》明確要求債務人必須滿足“誠實而不幸”的核心要件，任何試圖利用制度漏洞逃廢債的行為都將面臨刑事追責。

網友評論呈現兩極分化。支持者認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個體創業者因經營失敗陷入債務泥潭的現象并不罕見。例如，2024年深圳曾裁定一對經營毛巾批發店的夫妻破產，其因火災損失、市場萎縮導致928萬元債務，最終通過合法程序獲得債務豁免。此類案例印證了個人破產制度對“誠實創業者”的保護價值，有助于避免“債務人終身監禁”的悲劇。但反對者質疑，2544萬元債務是否全部源于合法經營？是否存在為他人擔保、參與高風險投資甚至非法借貸等情形？部分網友直指：“月入4700元的人如何能接觸到2500萬量級的債務？背后是否存在金融系統風險傳導？”

深入分析需關注三個維度。其一，債務真實性核查是制度公正性的基石。法院需穿透式審查債務構成，區分經營性負債、消費性負債及連帶擔保責任。若債務源于非法集資、詐騙等犯罪行為，則應移交司法機關處理，而非通過破產程序免除。其二，制度設計需平衡債權人權益保護。當前條例雖規定破產人需將未來收入用于償債，但2544萬元債務若按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清償，可能需數百年之久，這本質上已構成“事實免除”。如何建立科學合理的債務豁免標準，避免“債務大赦”引發道德風險，亟待完善配套細則。其三，社會信用體系應與破產制度聯動。深圳已建立“深破繭”信息平臺，但需進一步強化跨部門數據共享，對惡意逃債者實施聯合懲戒，確保制度不被濫用。

值得警惕的是，該案暴露出金融風險下沉的隱憂。在普惠金融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部分金融機構為追求利潤，可能降低對低收入群體的風險評估標準，導致“小額貸款→債務累積→個人破產”的惡性循環。監管部門需加強對消費貸、信用貸的穿透式監管，避免個體風險演變為系統性風險。

個人破產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石，但其有效運行依賴嚴格的準入審查、科學的債務豁免機制和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周某案的最終裁定，不僅關乎個體命運，更將成為檢驗制度成熟度的試金石。唯有在債權人權益保護與債務人重生機會之間找到平衡點，方能實現“讓誠信者重生，讓失信者出局”的制度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