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非虛構作家南香紅所著的《沒有結束的細菌戰》日前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它呈現了遭受日本細菌戰侵害的中國普通老百姓兩三代人、幾十年未愈的歷史傷口，講述了中日人民聯手的訴訟戰，以及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后人王選與日本民間和平人士使細菌戰這一日本國家秘密被披露的故事，真實再現了 80 多年來眾多細節與真相。

歷史的傷口——《沒有結束的細菌戰》新書分享會

時間：5月11日（周日）19:00-21:00

地點：三聯韜奮書店二樓活動區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22號

書籍介紹：

這是一部非虛構紀實作品，以“看見”、“追尋”、“惡疫與戰爭”、“草民之訟”、“歷史的傷口”五部分、22章共60多萬多字的篇幅。

在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偷偷在中國研發生化武器，運用細菌戰攻擊受害國家的老百姓，且中國成為唯一一個被大面積（除少數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區外，大多數地方受到過細菌武器的攻擊）、多菌種（已經有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等數十種）攻擊的國家。可戰后很長一段時期，因為日、美的掩蓋，冷戰的鐵幕，使這段黑暗邪惡的歷史罪行完全被掩蓋，沒有得到正義的審判。

1997年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在王選女士的組織帶領下、在日本民間和平人士支持下，赴日控告日本政府在侵華戰爭期間使用細菌武器。訴訟曠日持久地打了十年，使細菌戰這一日本堅守了半個多世紀的國家秘密被披露，被世人所知，在此之前日本是否在中國進行過細菌戰一直處于非確定狀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地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一直沒有定論。本書作者南香紅多年來跟隨王選一起對細菌戰的控訴及受害群體做了深入調研與探訪，以記錄這次訴訟為主，用手頭的筆真實再現了歷史眾多細節與不為人知的真相。全書以故事手法展現整個事件，主人公王選的行動為主干，帶動情節進展和相關中日雙方的相關事件和人物。

作者花了數十年的時間，一直跟隨細菌戰受害者后人王選，對細菌戰的控訴及受害群體做了深入調研與探訪，她們與一群來自中日兩國的良知人士從中國浙江到湖南常德等地區，從日本到東南亞再到美國；對上述地區的受害者進行了多年如一日的調查、采訪與幫助，在大量真實、準確、可靠的史實、史料和第一手訪談資料的基礎上，以王選多年的調查、追蹤與紀實為主線，真實再現了歷時80來年歷史的眾多細節與不為人知的真相。

? ?

《沒有結束的細菌戰》：序（節選）

作者：王選

編輯：張先聲

一部屬于我們的書

南香紅的這部書，我們大家已經盼望很久了，所謂“我們大家”就是她書里寫的這些人，從90年代中期起，先后陸續參與日本細菌戰調查和訴訟的中國人，還有日本人，還有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人，比如中國到日本留學的，日本到中國留學的，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訴訟里日本的這一半，國內媒體報道比較少，所以國內讀者了解也就缺，難免像隔岸觀看“西洋鏡”。

訴訟涉及受害地的國內地方媒體記者也有隨我們去日本參加個別相關的訴訟開庭，或者判決，去了跟著我們奔忙一陣，也是吃方便面，他們自己帶的，然后就回國了。但是南香紅作為國內大報記者，不但隨我們去日本的次數要超過國內任何一家媒體，而且每次她去，都是作深度報道，她抓住參與的日本方面的主要律師、學者、研究者、社會活動家、普通市民等，一個個的詳細采訪，在報道中把他們放到日本的社會背景中去定位、觀察分析。所以后來凡是日本有重大的活動，我都要叫上她。有她在，我至少心理上輕松一半，向國內傳達這一攤，就放手了。

她讓我給她核對書稿內容的時候，我也發現，有些熟識了20多年的日本人，居然她對他們個人的了解比我還多，許多事情我還是從她的書稿里頭一回聽說。回想起來，也許那會我正忙著，不過，那種場合我還有不忙的功夫嗎，哪個留學生就被她逮著，幫她翻譯了吧。

她在一篇被廣泛閱讀的文章《細菌戰、王選和我》中寫道：

“但王選不會放過我，無論什么時候，電話都會打進來，特別是晚上11點以后。有時候是一大早，家人都還沒有起來，不用猜，一準是王選。而我每每也心里慚愧，王選在戰斗，我在睡覺。十幾年不斷寫細菌戰，某種程度上也是被王選追的。她會把這件事的重要性一遍遍的講，常常是剛放下電話，我趕緊去上趟廁所，還沒完事，電話又響了。”她就這么寫我們，寫了20年。從報社分配的任務，到撰稿說服報社刊登，再到決定寫一部書，寫完一部不滿意，于是就有了這一部。

可是我們中的戰爭親歷者都沒能等到這部書的問世，原告團干事會的成員里現在只剩浙江麗水的老莊和我，我們兩個是老三屆下鄉知青那一代的，算是接上他們了。國內媒體關于細菌戰訴訟的關注歷來傾向于集中投射到個別的參與者身上，其實原動力還是來自于那一代親歷者的戰爭體驗，是他們背負的苦難經歷的記憶在不斷的推動著他們，也拽上我們，往前走。

我和原告團日本律師團的主要律師們，以及日本民間訴訟支援團體的日本人，還有參與訴訟的兩國間的留學生，主要屬于戰后一代，是為了追尋歷史的真相走到一起的。我們受的現代的高等教育，一邊思考一邊行動。可以說，我們是不斷的在向戰爭親歷者學習，為他們服務的。知道我的人，應該會相信我說的這些話。大型文獻紀錄片《常德細菌戰》的編導曾海波有一次說，“王選這個人有時候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但是看她每次只要一見到受害者，聽他們說，盡管已經聽了多少遍了，她還是會像第一次才聽到那樣，聚精會神的，聽得很投入。只有她一個人能做到那樣。看她那樣子，心里也就原諒她了。”這樣的話，要是周圍的不說，我還真就不自知。

想著把這部書送到去世的原告、親歷者的家屬們手里，他們不知會有多高興吧。書里記述了我們日常匯聚在一起的令人難忘的時光，民間草根的活動在這部書里也為我們完整的記錄下來，我們有了一部屬于我們的書。

北京東廠胡同招待所的敗訴前后

南香紅屬于那種云淡風輕的知識女性吧，凡事從她口里吐出，總是以一種平穩的帶低音的語調，至多有時嘿嘿幾下，算是笑，還略帶譏諷。北方文化圈里興許比較多這類性格的。讀了她寫的文章，你才知曉她平靜語調下翻江倒海的內心。

她第一次采訪我是在2002年9月4日，頭天，我和衢州原告代表楊大方（故）在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報告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結果。如果從1995年末中日民間聯手開始細菌戰受害調查起算，到以上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判決，有7年了。這7年是細菌戰訴訟最關鍵的階段。

那次我住東廠胡同一家民主黨派招待所，臨近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里《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榮維木（故）幫我訂的房間。那幾年，我上北京，都是住那里，僻靜，一則價格還實惠。那時去北京主要是去見榮維木、北大歷史學者徐勇等京城幾位研究抗日戰爭史、中日關系的學者，都是我們老三屆下鄉知青那一代，向他們通報訴訟的具體進展，請他們幫我分析判斷在我周圍出現的人和事，他們會給我很多指點。不然，我一個人真是很難扛過來。其實這個訴訟，從中國鄉村到東京法庭、國際社會，上下、左中右、三教九流的都要打交道，而這是我最不行的。

榮維木等編輯部各位還給我許多參考書籍。近代史所的抗戰史研究者卞修月還幫忙在我的手提電腦上打過原告團的文件，比如工作綱要等。那時候，因為我在國外用外語，基本不用漢語，漢語打字不行。記得一次他一邊幫我打字一邊說過一句：“王選還挺有個道道的。”回想起來，當時有一件事情我算是對了，就是堅持原告團是訴訟的主體，我們責任重大。

作為訴訟的主體，原告團自1998年2、5、7月第一、二、三次開庭后，赴日經費就自理了。比如，1999年5月，湖南常德原告向道仁（故）、浙江衢州原告吳方根（故）到東京參加證言集會，30萬日元的費用是律師團借給我們的。這筆借款一直要到2003年初我評上央視2002年度“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后，山東省萊陽旅游局的一位邱先生捐了我30萬日元，才還上。國內銀行無法匯外幣，邱先生利用出差的機會送到上海我母親家。因為薩斯疫情還耽誤了一段時間。

起訴之后，中日民間聯合受害調查還是任務很重，平均一個月要去中國調查一次，繼續取證。所到之處，都會有戰爭親歷者前來申訴，要求參加細菌戰訴訟，有些還是訴訟涉及受害以外的區域，我們感到壓力很大，親歷者年世日高，希望能夠盡快推動調查。于是我向榮維木求助，他帶我去見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會長白介夫（故）。聽他介紹，白老是延安抗大出身，曾任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具有社會影響力，抗日戰爭紀念館是在他手里建起來的。小老百姓怎么見大領導呢？那時候，剛好村子里我叔叔王培根（故）（原告團秘書長）叫了一位他熟悉的浙江師范學院（現浙江師范大學）義烏籍歷史學者張世欣教授，請他寫了一部書，小冊子的篇幅，題目是《浙江省崇山村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史實——受害索賠，崇山人的正當權利》（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

書里有當時義烏縣委書記、政協主席題詞照片，金華市市長、義烏市市長分別作序。題詞是刻在幾位叔叔帶領義烏的原告和受害者建的遇難同胞紀念碑上的，就在日軍1644細菌部隊調查班作細菌實驗的寺廟——林山寺的邊上。那塊碑是一面墻型，上面刻著他們調查發現的義烏鼠疫遇難者的姓名，按村莊排列，里頭有我叔叔的名字。碑的前面是一個亭，起名劫波亭。訴訟開始后，國際媒體也開始不斷關注中國民間細菌戰受害者在日本法院的訴訟，時常有到村里來拍攝采訪。村里發起訴訟的王煥斌叔叔（故）就一再跟我說，要建點（紀念物）起來，不然外面人來村里看，什么也沒有。于是他們就建起了這個碑亭，除了民間集資，市長還批了15萬。

我就是帶著這么一部崇山的小冊子上京去見的白會長，他一看到這本書，就厲聲質問邊上的秘書要秋霞：為什么北京沒有這樣的書？

后來榮維木向我確認，白老讓抗日戰爭史研究會在抗戰紀念館為我們辦一次細菌戰調查學術報告會。抗戰館館長說，會場沒問題，會議經費3萬元，其中包括各地報告者的差旅費、住宿，要我們自己想辦法。我回義烏找老同學，他是義烏市的一位局級干部，他帶我去找市長，我向市長說明事由，說抗戰館要求3萬會議經費我們自己想辦法，市長說兩萬，我說3萬。于是市長就把辦公室主任叫來，說取3萬來給王選，讓她帶走。我這輩子還沒拿過這么大數額的人民幣現金，裝在一個黑色的塑料兜里遞給我，我都沒打開看一眼，就塞進雙肩包。一路抱在胸前，到了北京，原封不動的遞給了要秋霞。

1999年11月11日，細菌戰調查專題學術報告會在北京的抗戰館召開，北京一帶研究抗戰史的學者差不多都來了。作報告的主要還是我們這批細菌戰訴訟受害地的調查者群體。浙江衢州報告人為衛生防疫站站長邱明軒（故）、原告代表楊大方（故）。邱醫生把他剛出的歷史專著《罪證——侵華日軍衢州細菌戰史實》（中國三峽出版社，1999年11月）直接從印刷廠運到會場。這是首部由防疫第一線的流行病防治醫學者梳理的1940年10月4日，衢縣遭鼠疫跳蚤攻擊后，當地鼠疫爆發流行，中國軍政、地方各級衛生部門協同盟國防疫專家，與社會各界奮力防疫的經過。出版經費不夠，紐約華僑陳憲中、陳威資助了3千美金。

湖南常德來報告的是負責常德市731部隊細菌戰調查委員會的市外辦副主任陳玉芳和《常德晚報》記者劉雅玲，他們帶來了調查委員會的最新鼠疫遇難者名單。這份增加中的名單最后提交了法庭，一審判決的事實認定中也采用了這份名單的數字。這些民間志愿者走村串戶摸來的鼠疫遇難者數字應該說是大略的，但是為此后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參考。

抗戰館訂購了140冊《戰爭與惡疫——七三一部隊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提供與會者。這是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者解學詩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歷史學者分別領軍的中日歷史學者團隊的共同研究成果。日文版的出版趕上了1997年8月11日起訴，也是出版社直接送到起訴國際新聞發布會的會場。日方團隊也是本訴訟原告方的學術團隊，參加了訴訟相關各受害地的社會調查。日方團隊成員還是《細菌戰與毒氣戰》細菌戰部分日文版的主要編譯者。

以上抗戰館的會議以后，我們發現細菌戰受害調查還是得靠我們自己來。在我們調查的基礎上，1999年12月6日，細菌戰訴訟第二次起訴，72名原告，加上第一次起訴的108名，合并成一個訴訟案，一共180名原告。72名原告均來自于第一次起訴涉及的鼠疫受害關聯，比如崇山村鼠疫蔓延而至的塔下周村，義烏縣城鼠疫蔓延而至的東陽縣歌山村。

到東京和我一起參加第二次起訴和開庭的是湖南常德原告張禮忠（故）、浙江江山原告鄭科位。那幾天，東京正在召開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國際會議，他們在會場遇到《死亡工廠：日本細菌戰1932～1945與美國的掩蓋》的作者，美國歷史學者謝爾頓·H·哈里斯教授，還接受了他的采訪。哈里斯這部著作的修訂版中增補了對他們的采訪內容（修訂版，Routledge,2002年；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駁回了中國原告方要求賠償的要求，但是作為日本的司法機構，在歷史上首次認定：根據日本陸軍中央的命令，日軍在中國戰場大規模的使用了細菌武器，給中國平民百姓造成了莫大的災難，并指出日軍細菌戰違反國際法，日本國家對此負有責任。上文提及判決有關事實認定中引用的是常德細菌戰原告方提供的他們調查的鼠疫死難者名冊的總人數，舉此一例，應該說，一審判決做出的歷史首次的事實認定，是建立在對于我們原告方充分信任和理解的基礎上，向著中日和解邁出的積極的一步。

可那時候，“敗訴”這一詞讓中國人如何咽得下去。判決當天下午議員會館內的集會上，常德訴訟聲援團團長、人大新聞系出身的原宣傳部長蒯正勛（故），拿著話筒，憤怒的幾近咆哮。浙江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帶領的浙江律師聲援團一行中的杭州律師樓獻振臂一呼，他本來就大嗓門：“你們不是敗訴，你們3個訴求贏了兩個半，法院認定了日本細菌戰歷史，認定了與你們受害的因果關系，認定了日本有賠償的責任，就剩賠償那一半。往下，你們就上訴繼續追究剩下的那半個。”此后二審的核心訴爭，就是有關中國戰爭受害者民間索賠的權利，由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者管建強教授作為原告方的專家證人我們出庭論述。管教授也是留學日本的。

關注我們的《浙江法制報》記者傅劍鋒，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專業出身，那時候已經去了《南方都市報》，他是跟我直接國際長途電話聯系，在國內媒體鋪天蓋地的“敗訴”報道中，他發的文章提到了法院判決首次認定日本細菌戰歷史事實的積極意義。

第二天，日本各大報全部用頭版，有的用頭條報道：日本的法院歷史上首次認定在日軍中央的命令下，在中國戰場各地實施了大規模的細菌武器攻擊，給中國平民造成了莫大的災難。日軍細菌戰違反國際法，日本國家對此負有責任。這些報紙我都攢了。

待一切塵埃落定，國內近百名聲援團隊離去，我拖著行李，一路輾轉回到關西的家里，剛打開電腦，又被一噩耗擊倒：哈里斯教授由于癌癥于8月31日在醫院去世。才知道，3月，哈里斯先生到浙江來跟著我們到處調查的時候，已經身懷絕癥。

哈里斯先生臨終前得知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全面認定了原告方提出的關于細菌戰的歷史事實，非常高興，還接受了英國BBC的采訪。美國歷史學者Linda Goetz Holmoes 如此評論：“那些在中國、日本和美國與哈里斯教授一起工作的，都慶幸他終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研究被一個日本的地方法庭所證實。雖然判決結果對于原告，向日本要求賠償的中國受害者們來說是甘苦參半，法庭判決戰后的條約阻止了賠償，但是哈里斯提出的論點得到了一個日本法庭的認可。”（摘引自譯者序，《死亡工廠》修訂版中文版）

雖然“敗訴”，北京的抗戰館和白老還是惦記著我們，就把我和老楊叫到北京去報告判決結果了。

一位讀過卡繆《鼠疫》的記者

所以那天南香紅踏進北京東四胡同的招待所，在那個時空點撞見的是一個“疲累已極，嗓子因說話過多而暗啞的我”，用原告團日本律師團團長土屋公獻（故）在東京一審判決公開報告會上的一句話來說：“（我們）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那年土屋先生80虛歲，我50了。

南毫不留情的一遍遍的問我細菌戰鼠疫疫情的具體細節，令我倍感疲勞。我太累了，問她能不能躺在床上。而她眼里的我卻“情緒一直很亢奮，在床上躺不了三分鐘就會蹦起來，要不就從床的這頭掉到那一頭”。我急切的要向她介紹的是我們7年來的努力的總結，以及訴訟的目的和判決的意義等等。而她卻覺得我的“敘述是零散的，仿佛七八年的事一下子涌到眼前，不知道先說哪一件好”。

我們隔著不同的時間和空間，隔著各自的經歷。事實上，那篇報道出來后，也令我有點意外，她再現的是細菌戰鼠疫的慘狀，以她強大的敘事力量傳送了一個來自歷史暗部的痛苦的長嘯，令人無法充耳不聞的聲音。

采訪我的那篇報道出來不久，《紐約時報》上海記者站突然聯系我，讓我去延安西路波特曼大酒店他們的辦公室接受專訪。結束后離開時，我撇了一眼堆在過道地板上的一大疊《南方周末》，最上面的那份是帶醒目標題的南香紅的報道《她讓世界知道731》。

后來記者Joseph Kahn 還隨我去了義烏崇山村，見了村子里的原告們。Joseph Kahn 的我個人專訪，刊登在《紐約時報》2002年11月23日Saturday Profile（星期六人物專欄）上，題目是Shouting the Pain from Japan’s Germ Attacks (來自日本細菌攻擊的痛苦呼叫)。

這是《紐約時報》第二次報道崇山村細菌戰鼠疫，第一次是1997年2月4日刊登的駐中國記者Patrick E. Tyler的文章 Germ War, a Current World Threat, Is a Remembered Nightmare in China（細菌戰，當今世界的威脅，在中國仍是噩夢般的記憶）。

《紐約時報》戰時以來對于日本細菌戰有持續的關注，一審判決之前最近的報道是1999年3月4日、7日，連續整版的特集報道，揭露731部隊細菌戰和戰后的掩蓋，提及中國受害者在日本的訴訟，指出日本面臨著如何對待過去戰爭中的罪惡的問題。3月9日，美國歷史頻道播出紀錄片《滿洲的噩夢：731部隊》，美國書店里原本冷清的《死亡工廠》一夜售罄。該片次后獲得紐約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金獎。

2001年1月24日，浙江省衢州防疫站防疫醫生邱明軒、寧波防疫站防疫醫師黃可泰的出庭作證更是引起轟動，國際大媒體平臺均以“中國科學家第一次出庭作證”、“細菌戰仍然在危害中國”為頭條，加以報道。

2002年2月4日，BBC國際臺全球播放了紀錄片節目《731部隊》,這是首部國際媒體關于我們訴訟的專題報道，并以多種歐洲國家的語言版在歐洲播放，反響巨大。該片中國部分編導為原中央新聞紀錄制片廠編導郭嶺梅，著名現代詩人郭小川長女，日本部分編導為本書中提及的原告方日本專家證人近藤昭二。

國際媒體對我們訴訟的報道，使得判決結果將引來的輿情關注成為一個可預見的巨大的壓力。當時國內的全國性報紙中，唯有《南方周末》對1997年8月起訴、1998年2月第一次開庭做了整版的大幅報道。在整個國際輿論中，作為中國媒體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個22年前的“意外”

最近，就我的序和南香紅在電話里溝通時，她說起，第一次采訪我之前曾讀過法國作家卡繆的名著《鼠疫》，所以第一次從我這里得知恐怖的“黑死病”還能用來作為武器，在戰爭中殺傷，驚懼不已。問我還記不記得，她使勁的問我那些鼠疫疫情的具體細節。原來是這樣。她的震怒，像是掠過荒原的驟雨，不可阻止的拍打著冷漠了的記憶，此后她接著撰寫的同一題材的特刊《極罪》，據說是《南方周末》有史以來最長篇幅的報道。

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決定下來后，各方媒體對我們的關注淡出，南香紅還是持續觀察報道我們作為中日民間，推動兩國間細菌戰問題解決的各種努力。她書中展開的場景，從中國農村宗族祠堂里的全國原告團代表會議，到日本國會眾、參院議長與受害者方中日代表的會見；從偏僻山間孤寡老人床下養雞的破屋到院士帶領全國名醫薈萃的義診。那是她在一場場錯開的時空中來回趕跑，穿越到歷史的原點，追溯到訴訟的開始，回歸到人物的起點，再把筆觸拉回到現在。

她的這部書提醒我去寫一篇介紹日本、國際媒體關于我們訴訟的報道，我們需要打破自筑的信息蠶屋，去了解世界。

（編者注：

1997年，108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及親屬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起訴狀，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對細菌戰罪行謝罪并進行賠償。1999年，72名中國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訴訟。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承認日本在中國湖南常德、浙江寧波和義烏等地實施細菌戰，但駁回原告要求謝罪并賠償的請求。2005年7月，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維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駁回中國原告團對二審結果的申訴。）

心頭的刺

常德原告徐萬智對我說過一句話，“怎么會敗訴的呢？明明是日本人做下的壞事。”這句話像一根刺一樣扎在我的心頭上，常常想起來，讓我難過。但是應該說，我們細菌戰受害者在日本發起訴訟維權，獲得日本法院歷史上首次對于日本在中國戰場的細菌戰的事實認定，確定了其違反國際法的性質，以及日本國家對此負有的責任，是一個歷史性的成果，之所以成為可能，基于以下三個時代的條件：

“一是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細菌戰受害者作為普通老百姓有條件走出國門，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二是中日兩國關系友好，互相信任，日本法院向中國的戰爭受害者開門，受理他們的訴求；三是日本社會和平力量對于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求的全面支持——律師志愿代理、731部隊老兵出庭作證、學界向法院提交數十年學術研究發現（包括日軍方面證據材料）、市民團體各種參與，從受害田野調查、發掘史料到組織訴訟活動等。”（摘引自王選：《蘇聯在押日軍731部隊戰犯供詞與伯力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備案證據材料分析》，《上海所見的抗日戰爭》，馬軍、蔣欣凱等著，2023年，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那是在戰后的和平時代，中日兩國民間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這也正是南香紅這部書的主題。

《沒有結束的細菌戰》作者簡介：

南香紅，從事新聞工作30多年，歷任《新疆日報》記者、《南方周末》高級記者、《南方都市報》首席記者等，現為非虛構作家。南香紅是中國最早倡導、實踐和探索新聞特稿和非虛構寫作者，以豐富扎實的作品，建立起非虛構寫作領域的影響力。2005年，《南方周末》與中國人民大學傳媒學院聯合舉辦“南香紅——中國式特稿”研討會，其作品被稱為是“新聞的客觀準確與文學生動表達的奇妙結合，是歷史的記錄價值和文本的閱讀價值均衡混合”。曾受聘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非虛構、特稿寫作課教師，并編撰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材特稿部分。著有非虛構著作《王選的八年抗戰》《野馬的故事》《眾神棲落新疆——東西方文明的偉大相遇與融合》等。

凹凸鏡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鏡DOC

推廣|合作|轉載 加微信?zhanglaodong

投稿| aotujingdoc@163.com

放映|影迷群 加微信?aotujingdoc

用影像和文字關心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