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日軍折磨死了一個中國女人。這種事情對喪心病狂的侵華日軍來說屢見不鮮，見人死了，他們直接把女人扔到了河邊。

一月的河水結了冰，女人不著寸縷在寒風中的冰面上躺了許久，竟活了過來。48年后，她是中國控訴侵華日軍性侵的第一人。

中國“慰安婦”的受害地點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日軍設立的慰安所，一種是日軍據點的炮樓，或者以民房、寺廟、學校等處所改建成的慰安所。但無論是哪一種，無論是被日軍占領地的良家女子還是妓院中的風塵女子，她們成為“慰安婦”，都不是出于自愿的， 而是被誘騙、被強逼的。

山西盂縣，是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組成部分。1937年，日軍為了掃蕩八路軍游擊隊、侵占根據地，在這里設立了22個據點。由于戰線拉長，日軍后勤給養困難，于是開始在當地強征糧食。

日軍不僅要糧食，還要女人。后方日本、朝鮮的“慰安婦”送不過來，他們就開始擄掠當地婦女，或者命令偽政府給他們送女人，先后1000多名婦女被抓進日軍炮樓充當“慰安婦”。1942年，日軍在盂縣實施了“三光”政策，搶掠婦女的行為變得更加猖獗，這些婦女中，最大的不過25歲，最小的才13歲。

本文開頭提到的死而復生的女性叫萬愛花，她的遭遇最有典型性。在遭遇日本人之前，萬愛花的命運本就悲苦。她出生于1930年，家里為了早點將她賣童養媳，將她的年齡虛報了4歲。萬愛花也爭氣，從小沒吃過什么好東西，個子卻長得比同齡人高。于是12歲時，她被賣給一個比她大29歲的男人當老婆。

對于這樣的命運，萬愛花沒有反抗，專心給人當媳婦，認真伺候公婆操持家務。后來八路軍120師打到了盂縣，發動農民運動。苦大仇深的萬愛花遇到了福音，先是加入了兒童團而后又入了黨。她始終記得，八路軍有位叫劉桂華的團長，憐她命苦，還給她取了個名字叫“克災”。

萬愛花便更積極工作，小小年紀就擔任副村長、婦救會主任。日軍設立據點后，對萬愛花嫁到的羊泉村發起了掃蕩。當時萬愛花在照顧有病的公公，沒有來得及躲避，和4個同村女孩一起被日軍抓進了炮樓。

更糟糕的是，有叛徒告密，暴露了她的共產黨員身份。日軍白天把她綁在樹上，輪番拷打，逼問村里還有哪些共產黨，晚上把她關進窯洞，輪番侮辱。忍受了20多天后，她趁看守的漢奸松懈，掰斷了窯洞窗戶的木柵欄，跳窗逃回了家。

跑出來的萬愛花，還不忘把日軍從老鄉家搶的被子帶回來。途中她遇上準備營救她的村干部李孟孩等人，大家聽了她的遭遇，震驚、痛惜的都沉默了。

1943年8月，鬼子又進軍羊泉村。正在河邊洗衣服的萬愛花又一次不幸被抓。又被侮辱了20多天，熬到9月，據點的日軍外出掃蕩，萬愛花趁著無人看守又逃回了羊泉村。除了羊泉村，她并無處可去。

到了年底，萬愛花回憶說，是剛吃過臘八粥的時節，鬼子又包圍了羊泉村，萬愛花第三次落入虎口。這個倔強的女人連著兩次逃脫，惹怒了日軍，為了泄憤，他們更加殘忍地折磨她。

萬愛花這樣對記者講述悲慘的經過：“兩三個日軍士兵輪番審問拷打，我咬緊牙關什么也不說，他們見問不出什么，又將我帶回窯洞，四五個日本兵把我的手腳按住，另外一個人進行侮辱，然后輪流進行……”

萬愛花不僅僅哭嚎，也一直反抗。她越反抗，日軍就越兇殘。留在她身上的、被衣物掩蓋的傷痕都成了秘密，但即使到了晚年，她耳垂上的撕裂豁口仍在無聲訴說著她的遭遇。

不屈的萬愛花，終于被折磨得昏死過去。這時過了中國人闔家團圓吃年夜飯的時間，萬愛花在被虐待、凌辱中來到了1944年1月。人昏死了，日軍便不管了，過了很長時間見還不醒就斷定是死了。

幾個日本兵抬著她的尸體，扔到了村旁的烏河邊。河水結了冰，本就渾身傷痕的萬愛花不著寸縷。幸運的是，村干部張孟孩的父親路過，發現了她，將她救了回去。

鑒于她三次在羊泉村被抓，村干部們不敢讓她再藏在村里。最終將她送到了小姑子王喜貴家。養傷了3年，萬愛花才算活了過來。活下來，她也如同“廢人”了。

這時的萬愛花也只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但她整個身體都變了形。胯骨、肋骨骨折，手臂脫臼，頸部向胸腔凹陷，腰部塌陷入骨盆。原本一米六幾的姑娘，變成了一米四的畸形人。除了耳朵被豁開，她的頭頂也被日軍扎過釘板，導致頭頂凹陷，為了慢慢虐待她，日軍還拔光了她的腋毛。除了這些上，她跟很多“慰安婦”一樣，患有嚴重的婦科病。

后來她的丈夫死了，為了活下去，她從本名劉春蓮改名為萬愛花，她離開羊泉村道討飯到了太原，給人縫補衣服、打零工，茍延殘喘。她不想死，她帶著殘軀看到了抗戰勝利，還嫌不夠，還要帶著殘缺等一句道歉。

這幾乎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寄托，她甚至記得欺辱她的日軍的長相，尤其打頭的，一個是“紅臉隊長”，一個是“獠牙隊長”。

1992年，萬愛花出席東京舉行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她是第一個站出來控訴日軍罪行的中國受害女性，她要求得到道歉。在她之后，共有70多位曾被充當“慰安婦”的老人站出來指證日軍的性暴行。

然而日本內閣只是承認二戰期間強征慰安婦的事實，并未道歉。萬愛花曾六次到日本法庭作證，在國際會場上講述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然而直到她2013年在太原病逝，歸葬羊泉村，仍未等來應得的歉意。

參考文獻：

2015年團結出版社《日軍“慰安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