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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中國移民就會搞亂新加坡?
作者:南七道
來源: 南七道(ID: nanqidao33)
“我們搬去加州了,以后回來新加坡,就是出差了。”在翡翠山的一家餐廳,阿華對我說。他(化名)是我多年的摯友,在新加坡待了 8 年,有一家屬于自己的科技金融公司,在當地雇傭了多名員工,業務遍及全球,年流水過百億。一切順利,但是他決定離開了。
01
為什么要離開?
“新加坡人對于引進外來人口的做法,有著強烈的反感,但政府幾乎是在無計可施之下,才出此下策。”--《李光耀觀天下》
新加坡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地理位置優勢,精通英文中文的人才儲備,法治制度完善,尊重知識產權,政府清廉高效,城市整潔安全,尊重市場經濟,全球發達國家里較低的稅收政策。
這一切都吸引著富豪和中產們, 2024 年《私人財富移民報告》顯示,凈資產超過 100萬美元的富翁,移民目的地,前三名分別是阿聯酋6700人,美國3800人,新加坡3500人。
但另一方面,數據顯示,離開的人也在增加。新加坡國家人口及人才署(NPTD)2024 年9月24日發布的《2024年人口簡報》指出,旅居海外的新加坡人逐步增加,從2022年的18萬5800人,2023年的20萬5200人,2024年21萬5300人。
“在新加坡,本地人邊界感很強,大家僅是業務往來,基本不會成為真正的朋友。新移民的圈子比較小。但這都不重要,最關鍵是小孩教育,我們逐漸感受到,地理導致的狹隘性。”阿華在多個國家有分公司,他每一年都會不同國家出差和旅行,他的感受是,“在所有小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長大的人,很多人會比較狹隘。比如新加坡、以色列等。”
周軼君說,“地理知識的匱乏,會導致世界觀的狹隘。”王興在飯否里,也同樣發表過類似觀點。
Chris 原來在一家中國著名的美股上市公司工作,后來在一家金融公司擔任管理層。在中國、新加坡、加拿大、美國都工作和生活過。她在新加坡工作了三年,然后去了加拿大,最后定居美國。
公司是政治的鏡像。就像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提過,“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通過一致的表達方式,來篩選自己的同類。
她說了一個新加坡工作時的有趣細節, “很多新加坡人說 ‘3’ 這個數字時,他們發音是tree,和樹木的發音一樣。每次開會說到數字時,我會說‘three’,底下就有員工偷笑。”因為在一些本地員工看來,只有說成 tree ,才能真正變成其中一員( one of you)。“你在一個小群體里,沒有改成一樣的發音,你說的不是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那就不正確。”
在新加坡的職場上,外來的職員或新移民的天花板很明顯,“當地人不愿意接受其他地方的人帶來的新鮮想法,尤其是中國人,我不知道為什么。”
Chris 在新加坡也認識了一些本地華人朋友,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吃燒烤,開派對。“但是他們不會從內心真正接受你,不管是在公司,還是其他場合,都是如此。”現在她定居美國,所在的地方雖然華人很少,認識的都是白人等其他人種,“但是他們就把我當成他們的一員,非常真誠地相處,愿意了解我的國家和文化,了解我的語言。”
Chris 的這個觀點,在新加坡創業的Fay(化名 )也表示認同。她來自中國北京,在新加坡定居,主要業務是幫助中國等地的出海企業,在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落地。“我們現在的規劃,孩子八年級的時候,送他去美國。等孩子去讀書之后,我跟我老公可能會回到香港(地區)去。”
“第一是氣候,我是北京人,不是很適應這邊的氣候。這邊很喜歡下雨,一到了雨季,出門很麻煩,很耽誤事情,特別影響心情。第二,我有一些業務,是跟文化和藝術相關的。雖然政府這幾年一直非常努力發展文化事業,但比較發展得比較好的可能還是大眾娛樂,比如說像演唱會什么的。但涉及到展覽,或話劇演出等,選擇非常有限。”
除了這些,Fay覺得新加坡確實找不出什么大的毛病,但是 “我覺得新加坡特別像一個相親對象。什么條件都挺好的,但我就是對他不來電。”“我覺得新加坡人沒有什么身份認同,他會有一個政治上的身份認同,或者是說國籍上的認同,但沒有一個文化上面的身份認同。新加坡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等各族的法定節日和文化活動,但是各個種族之間是不會互通的,各自玩各自的,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有一點自嗨。”
對于美國,李光耀的評價是“美國是一個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會,它已經吸收了亞洲最優秀的人才。”“一些新加坡人在美國深造后,也會留在那,這就是我為什么傾向把獎學金得主,送到英國去留學,因為我肯定他們會回來。”
▲新加坡街頭
02
雙面新加坡
“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襟,看待新移民帶來的多元面貌,如果在學校,在工作場所,能把多元關系處理好,有助于我們開闊視野,促進思想交流。”--《李光耀觀天下》
新加坡是一個金字塔形狀的社會結構,在頂層的政府和精英人士,總是清醒并保持著一定開放態度。比如新加坡政府長期強調“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鼓勵學生從小學習多語種、了解國際事務。
新加坡整個國家的財富,大部分是在海外,而非在國內。
哪怕是在哈薩克斯坦這種非熱門國家,我在當地,也能親身感受到新加坡的存在。新加坡盛裕集團主導的當地G4城市建設項目,負責阿拉木圖衛星城開發。
跨里海國際運輸走廊,由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SA)與哈薩克斯坦鐵路公司合作,提升物流效率,連接歐洲與亞洲市場,強化哈薩克斯坦作為區域物流樞紐的地位。
但是大多數人的新加坡大眾,心態并沒有那么開放。
在 YouTube 上,一個標題為“50 萬中國人移居新加坡?政府門戶大開后,怎樣改變獅城方方面面?”下有很多新加坡人留言。
“我身邊很多國人跟我的看法一樣。覺得新加坡已經有太多中國移民了,已經足夠了!我們不希望新加坡會變成“坡縣”。
“太多中國移民就會搞亂新加坡,這不是好事!!”
1965年8月9日,因為馬來人和華人的種族沖突,馬來西亞聯邦宣布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新加坡被迫獨立,李光耀因此流下眼淚:“這是我生命中最悲傷的一天。”新加坡沒有任何自然資源,喝水都要靠馬來西亞供給。英國撤軍,國內消費下降 16%。所以從建國那一天開始,謹慎和不安全感的基因,就寫入了新加坡整個國家和國民血脈里。
小國由于地緣環境的脆弱性,比如新加坡四面被馬來西亞和海洋包圍、以色列長期面臨周邊沖突,居民容易產生不安全感和生存焦慮,這可能影響心理結構。
Nira Liberman 和 Yaacov Trope 提出過一個理論——建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研究表明,地理和空間上的距離,會影響個體對事件的具體或抽象思考方式,從而影響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行為。在空間受限的環境中成長的兒童,可能更傾向于具體思維,關注眼前事務,較少接觸抽象或遙遠的概念。換言之,思維方式會比較狹隘。
而另外一些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空間小會促使人們形成更強烈的邊界意識(boundary consciousness),對“國家外”的世界格外敏感或防御。這種防御可能導致了外界覺得新加坡人“冷漠”。
在 Chris 看來,美國是一個真正的文化大熔爐。新加坡是多種文化組合,但并不相融,彼此隔閡。和美國人交往,雖然有邊界感,但成為真正的好朋友后,能真正交心,深入的交流,坦誠自己的喜怒哀樂和愛恨情仇。
03
楚門的世界
“有人說我處處干涉人民的個人生活,沒錯,假如我不這樣做的話,新加坡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
美國《財富》雜志記者Louis Kraar,在1974 年 7 月寫了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新加坡,一個像公司一樣運作的國家》,這篇文章在2015 年李光耀逝世時,二次發表,以紀念這位偉人的功績。“新加坡通過充分利用其微薄的資源和運用一些非凡的治國之道,實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增長。這個國家的管理方式很像一家公司。政府首先追求效率,冷酷地衡量每一項舉措,從學校課程到外交關系,都與成本效益相悖。”
既然要追求高效,那就得目標統一,步伐一致,防止散漫無章,無效損耗。這就必然要對大眾進行強有力約束。
印度裔新加坡人約西·拉賈(Jothie Rajah),是新加坡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并擔任美國律師基金會(ABF)研究教授。長期研究新加坡獨特的法治模式及其政治治理邏輯。在她的著作《威權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話語與正當性》里,她在 “易受影響的新加坡人”一章里提到:“政府所展開的論證認為,作為管理方的知識淵博的政府與易受影響的、沉默的公民,兩者是差距懸殊的。在政府看來,新加坡人能力欠缺,因此他們需要根據政府權威,來行事并獲得相應的保障。”
在她看來,“新加坡是一個二元化的國家。”一方面是政府保證法律的公正,保障市場化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是對公民進行各種管理甚至約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會對公民的言行有嚴格的規范和要求,但同時,又對公民的福利進行強有力的保障。就像李光耀所說的那樣,“究竟有哪一個歐洲城市,能(像新加坡這樣)做到為全國超過八成的居民提供公共住房,而且絕大多數人能擁有自己的房子?”
這種局面下,一方面是精英治理國家,不斷吸收新的思想和策略,Louis Kraar寫到,“(李光耀)總理每隔一兩年就會抽出時間訪問美國,在哈佛和耶魯等大學悄悄地待上幾周,從最優秀的人才那里汲取對新加坡有用的思想。除其他觀念外,他還對美國產生了一些偏執的印象。盡管他是美國技術的崇拜者,但他對美國新的放縱、家庭關系的弱化以及勞動力紀律的松懈表示遺憾。”
另一方面是大眾安分守己或墨守成規的生活。現在網絡上有一種聲音:在新加坡的生活,像美國電影《楚門的世界》一樣的。大部分人的生活,從出生、讀書、工作、結婚、生子、死亡,就像游戲里的角色一樣,全部被設計好了。工作日,從自己的組屋,坐地鐵到公司,上班工作,下班回來之后,吃食閣,周末拖家帶口去馬來西亞或其他地方吃東西。幾十年如一日,下一代又是這樣。不會有什么變化。
寫在最后:安利一個寶藏讀書博主
據說,今年的高校畢業生將高達1222萬人。差不多是希臘(約1070萬)或比利時(約1150萬)一個國家的總人口。
而這個數字還一直在漲,2023年是1158萬,2024年是1179萬人。一方面,說明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就業市場競爭將會更加激烈。
今天想分享吉田修一的小說《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這本書非常適合失意、疲憊的階段去看,你能從中獲得能量和治愈。主角世之介畢業的時候,剛好遭遇了日本的“就業冰河期”。這個時期,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的破裂,股價、地價的下跌,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不斷上升,兩個大學畢業生中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
夏不綠,不著名作家,出版書籍十余本,售出多部影視版權,用寫作丈量生活的塵埃。
去視頻號、B站、小紅書搜索「夏不綠讀書」,關注我,讓我們一起用閱讀鑿開心中的冰海,在閱讀這座避難所里,一起做忠于自己的普通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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