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位于伯羅奔尼撒半島南端，在古典時代被人們視為寡頭政治的代表，特別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后，支持雅典的往往都是民主派，而支持斯巴達的都是寡頭派，這更是強化了斯巴達作為寡頭政治代表的地位。然而事實上，斯巴達作為希臘城邦中的一員，從“城邦等于公民”這個角度來說，公民在斯巴達國家中享有一系列權利，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我在《古代希臘民主政治》中特別拿出一章，討論斯巴達制度和社會中的民主成分。這里我做一個概要的介紹。宣稱斯巴達是寡頭政治的理由，一般是兩個。一個是說斯巴達居民分成三等，分別是斯巴達人、庇里阿西人和黑勞士，其中斯巴達人是全權公民，人數最多時也只有九千人，后來因為失去公民權的人越來越多，大概只有一兩千人，甚至只剩幾百人了。庇里阿西人是居住在拉科尼亞和美塞尼亞周邊的人，又稱邊民。他們有人身自由，但沒有政治權利，他們可能有數萬人。黑勞士經常被稱為奴隸，但實際地位近似農奴，沒有人身自由，更不用說公民權了。他們人數最多，可能有十多萬人。這樣，在斯巴達20萬—30萬的總人口中，享有公民權的，最多時不超過9000人，比例非常低，不超過5%，的確是寡頭制。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寡頭制這個來自希臘語的詞最一般的含義，就是少數人的統治。

說斯巴達是寡頭制還有第二個理由，這就是斯巴達公民內部的權利分配不平等。這一點更加重要，因為正如梁啟超在20世紀初就意識到的，希臘城邦中寡頭制和民主制的差別，不過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質上都是貴族制。比如雅典，我們現在知道，它最強盛的時候總人口可能在30萬—40萬人，但公民也就4萬—5萬人，占10%左右。用現代的標準衡量，那是妥妥的寡頭制。但大家都認可雅典是民主制，是因為雅典公民內部雖然有財產多少的區分，但所有公民在政治權利上基本是平等的。他們可以出席公民大會、擔任法庭審判員，或者出任官職。斯巴達的公民則相當不同。斯巴達人內部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比如斯巴達的兩位國王肯定是超級富豪，另外，長老會的議員，還有擔任斯巴達官職的某些人，也擁有不少財產。有些人富有到可以自己養馬和訓練馬匹，參加奧林匹克的戰車比賽。富人在斯巴達可以擔任官職，出使外邦，在國內政治中也占有明顯優勢。因此，即使就斯巴達公民內部而論，斯巴達人也是不平等的。

最能表達城邦民主性質的是公民大會。然而，斯巴達的公民大會在整個政治中的作用似乎比較有限。首先，斯巴達人都是士兵。作為士兵，服從是他們的本能。在公民大會上，面對他們的統帥和長官，普通士兵敢發表與主持會議的那些長官不同的意見嗎？其次，斯巴達人的公民大會只能對長官們提交給他們的問題進行表決，不能討論，也不能修改。最后，斯巴達的公民大會沒有科學的投票制度，表決時根據呼聲高低決定。這讓會議容易被操縱。必須承認，這些的確是斯巴達制度中不夠民主的地方。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斯巴達與其他實行民主的城邦相比，似乎又沒有那么大的差別。關于公民比例，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如果雅典是一百步，則斯巴達大概也有五十步。就公民大會的權力論，斯巴達人因為脫離生產勞動，長期生活在軍營中，所以以公民大會的出席率而言，肯定超過雅典，畢竟雅典公民達到數萬人，公民大會的會場卻只能容納6000人。另外，跟雅典一樣，斯巴達公民大會也有定期集會制度，大概每月一次。遇到重大問題，還可以臨時召開。斯巴達人的確是士兵，而且絕大多數時候，都順從地接受長老會或監察官的建議，但這并不意味著斯巴達人只會接受建議，因為我們至少知道，公民大會有時并不聽話。比如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召開的向雅典人宣戰的那次會議，盡管主持會議的監察官明顯傾向于戰爭，但真正表決的時候，他還是無法判斷哪一種聲音更高，只好特別要求所有公民分成兩邊，以便確定支持宣戰的公民的數量。有的時候，公民大會還會一反常態地攻擊國王。其中最有名的事情，是公元前418年左右的一次戰役，因為國王處置失誤，公民們據說非常憤怒，打算對國王施加懲罰。國王被迫認錯，并且承諾下次一定聽從公民的建議，才算作罷。但這位國王在下次作戰時可能急于洗白自己，于是在形勢并不特別有利時，急促進軍，又被一個人批評了。這次國王學乖了，很快聽從了建議，斯巴達人也取得了戰役的勝利。這些事實表明，斯巴達的公民大會在某些時候，還是能夠獨立做出決定的。而斯巴達的幾乎所有宣戰、媾和這類大事，往往都是在公民大會上決定的。從這個角度看，斯巴達制度和政治運作中，還是有一定民主性的。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強調斯巴達實行的是混合政體時，就已經承認了斯巴達政治中含有民主成分。這樣看來，梁啟超在《斯巴達小志》中直接把斯巴達定義為民主性質的專制，確實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