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5月12日報道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5月6日刊登題為《挺身而出對抗特朗普領導的美國》的文章，作者為歐盟前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內容編譯如下：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認定，有正當依據把德國選擇黨列為極右翼極端政黨。對此，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為德國選擇黨辯護，譴責這一決定是“變相的暴政”。

就像美國副總統萬斯2月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埃隆·馬斯克在無數場合對歐洲極右翼表達的支持一樣，這類攻擊證實美國不再是歐洲的盟友，而成為歐洲的對手。特朗普不僅表示愿意把烏克蘭拋給俄羅斯，還公開尋求破壞歐洲的社會、生態、經濟和民主模式。

一些歐洲人還堅持著這樣的希望，認為跨大西洋關系的這種破裂只是暫時的，2026年的中期選舉或2028年的總統大選將撥亂反正。但是，如果歐洲把自己的戰略建立在這樣一個想法上，那將非常危險。

特朗普政府的反歐立場并非憑空出現。美國把目光投向亞洲的同時，也在長期尋求與歐洲脫離。這一點在貝拉克·奧巴馬總統在2014年決定不對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采取強硬措施時就已顯而易見。

雖然美國在喬·拜登總統執政期間對烏克蘭的支持遏制了這一趨勢，卻沒有達到局勢所需的程度。顯然，在他之后，與歐洲的脫離將繼續下去。早在去年11月特朗普連任之前，我就已經斷定拜登很可能是最后一位真正的跨大西洋美國總統。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北約越來越像是過去時代的一個遺留。

歐洲能做什么？首先，我們必須對特朗普的貿易戰作出有力回應，而不是屈服于他對我們監管大型科技公司的勒索。我們的確在數字技術方面嚴重依賴美國。這種情況需要改變：我們將不得不像應對中國那樣采取同樣的去風險行動。

其次，歐洲必須在防務和高科技領域穩步追求戰略主權。詳細描述需要做什么的報道很多。這類投資需要大量資源，因此需要發行新的泛歐債券。（與“下一代歐盟”綠色債券不同，必須用整個歐盟范圍的財力確保債務的償還。）

第三，我們必須與其他遭受特朗普侵略行徑的志同道合的國家接觸，包括日本、韓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馬克·卡尼和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分別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勝選表明，西方不會屈從于新的非自由主義。我們應該建立一個G6——沒有美國的G7，并且建立一個包括英國和挪威等國的完整歐洲防務體系。

第四，我們應該與全球南方接觸，既為緩解特朗普的壓力，也為維護多邊主義。但做到這一點需要進行重大改革。我們需要擺脫“歐洲堡壘”的移民政策和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極右翼政府的縱容。容忍加沙那些不可容忍的情況已經使我們失去大部分道德權威。

宣布歐洲脫離美國獨立是否現實？我們必須做出的改變將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政治上與特朗普主義結盟的歐盟國家遭遇阻力。

這對歐盟委員會來說也是一個挑戰。近年來，歐盟委員會始終并且有點漫不經心地傾向于在所有問題上與美國保持一致。幸運的是，已經當選德國總理的弗里德里希·默茨最近的言論表明，歐洲最傳統的大西洋主義國家之一理解我們面臨的新挑戰。

歐洲人民黨及其成員國政黨也必須最終停止討好與特朗普完全一致的極右翼民粹主義者。歐洲的中右翼政黨應該回歸他們與社會民主黨、自由黨和綠黨的傳統聯盟，共同挺身反對特朗普。

歐洲要擺脫美國實現獨立并非易事。但如果我們現在不果斷地采取行動，我們社會和民主模式的未來可能非常黯淡。（編譯/趙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