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由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調解的“行人相撞案”，在輿論發酵兩天后，以法院澄清、道歉的形式迎來反轉。事件水落石出，但余波仍值得追問。

5月8日，一則“大媽走路突然轉身撞到男子獲賠7萬”的普法案例登上熱搜。據其描述，在青島李滄區，“大媽”劉某突然轉身，與走在其身后的“男子”王某相撞，導致自身十級傷殘，后經調解獲賠7萬元。調解法官認為，劉某在前方無突發情況時突然轉身往回走，存在較大過錯，而王某則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

案件中的不合理之處引發熱議，人們代入王某的角色，感到不解：我怎么能預料走在前面的人會“突然轉身”，還注意“保持安全距離”？這樣的調解結果，會否助長老年人“碰瓷”風氣？

5月10日晚，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發聲，承認該普法案例存在事實描述不準確、法律表述不當的問題。

結合公布的監控視頻，李滄法院還原了真實案情：原告劉某并非“突然轉身往回走”，而是緩慢轉身站住，此時王某與其還有一定距離，并未注意前方情況，而是左右張望、快步前行。此前，對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的表述不當。

人們圍繞著“大媽與男子”展開討論，最后也被視頻證實“男子王某”其實也是女性。在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實錯誤面前，就事實而論，基本上等于“爭了個寂寞”。

我們反倒應該關心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在法律事件的公共傳播中，法院該如何與社會情緒“對上話”，維護法律權威和自身公信力？一件看似平常的小案，何以成為社會焦慮的放大器？

從司法判斷到“社會判斷”

法律也許是最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即使最不關注公共價值的人，也很難不關心一件日常糾紛如何被法律“一錘定音”，因為，人人都有可能卷入這樣的“麻煩”。

幾乎每個人都可能遇到青島“行人相撞案”中的情景：與一位年老體弱的人士，一前一后走在路上，在偶然的情況下，產生相撞問題。我們關心法律機關如何看待此類事件，裁量是非曲直，厘清責任邊界。這是“公共性”最樸素的理解，推人及己，我們不光是為案例中的當事人爭取公道，也是在保護自己潛在的合法權益。

這樣，也就不難理解本次案例的高關注度。老人、事故、責任推定，這些案件要素在過去的十多年來，一直是公眾最敏感的神經之一。

“行人相撞案”中，王某賠償劉某人民幣70000元/圖源：法治青島

2006年的“彭宇案”中，南京青年彭宇自稱好心幫扶摔倒老人，結果反被要求賠付醫藥費。盡管法院方面在后來澄清，彭宇確實曾與老人發生碰撞，但“扶不扶”帶來的陰霾已然形成。2011年，天津車主因攙扶摔倒的老人，被法院判賠10萬元；2019年，北京一名老人在車站逆行被絆倒，因腦出血去世，家屬索賠62萬元……“扶不扶”所引發的質疑與抵觸，儼然成為一種社會情緒。

每當“扶不扶”的個案上演，我們的擔憂就重復一次：老年人的脆弱性是否造成“誰弱誰有理”的局面？另一方的責任會否被無理放大？這樣，一種敏感的社會語境層層累積，人們的安全感變得極度脆弱。“扶不扶”的影響已經不停留在孤立的法律層面，而是集體記憶的“余悸”。

此類事件中包含兩種事實：法律所裁定的事實，以及大眾所理解的事實。很多時候，恰恰是后者在影響大眾認知，書寫社會情緒。

因此，法律裁定能否讓人認同，是至關重要的——它給予人們基本的安全感。當一個司法案例進行傳播，也就經歷了“對裁判的再裁判”，這一次的裁判員，是社會公眾的意志與情感。如果公眾能夠認同這樣的裁判結果，找到安全感，普法案例的宣傳才有其價值。

法律裁定能否讓人認同，是至關重要的/圖源：圖蟲·創意

在“行人相撞案”最初透露的案情里，爭議來自“行人安全距離”的表述。法官認為劉某負次要責任的依據在于未保持“安全距離”，該說法疑似引用自《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車輛安全距離”責任，但這樣的遷移是否合理？所謂的“行人安全距離”有何具體的參照標準？一旦“行人安全距離”的適用范圍擴大，那常規走路要履行的“注意義務”是否過度？

上述調解的依據，難以符合大眾的常理認知，只會進一步加劇“扶不扶”的結構性信任滑坡。

用法律的術語來說，每一個判例都發揮著對公眾的“行為指導作用”，承擔著公眾對類似事件的“裁判預期”，這也是法律公信力的來源之一。盡管“網絡法官”被用來調侃一些網民盲目、片面“斷案”，卻也揭示了法律應該做到的要求：人們關注并期待法律裁決的公正性，法律應該跟社會情緒也產生“合意”（你情我愿），“能說得上話”。

這一點在社交媒體時代格外重要。因為，這是一個“事件的傳播”大于“事件”的時代。

一次普法宣傳的校準

通過李滄人民法院的回應，“行人相撞案”的事件全貌得以披露。事件的性質焦點也由法理上的失衡，轉變為對一次普法宣傳“失真”的校準。

回顧事件發展的節點，案件發生在2023年5月，在2024年10月，作為普法案例被發表在李滄人民法院的官網——這也是本輪媒體傳播的藍本。也就是說，被撞的老人劉某“突然轉身”的誤導性關鍵情節，以及調解法官對“行人安全距離”的不當表述，來自普法案例的文本。

普法案例中提到被告“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為表述不當

從真實情形來看，在劉某緩慢轉身后，走在后方的王某和她還有一定的距離，也就具有反應時間和一定的“注意義務”。比起最初描述的“甲突然轉身往回走，乙沒有來得及躲閃，二人相撞”，法院調解王某賠償其7萬元的結果也就更加合理。

李滄人民法院在5月10日表示，因法官描述事實不準確、表述不當，給廣大網民造成誤導的問題而道歉。也因此，問題產生的環節不在調解本身，而在于最初的普法案例描述失真、表述不當。

通過對案情的還原，以及詳細的釋疑，李滄法院回應了公共關切，也修復了本次法律調解中被質疑的公信力。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普法傳播機制上的失靈。

例如，在案件被“轉譯”為普法宣傳文本時，為何出現了基本情況的失實？“行人安全距離”的不當法律表述，是如何通過的？從官方網站的原始文本，到被上級單位和公共媒體擴大傳播的過程環節，是否有人把關？

網絡時代，公眾的信息接收經由多個媒體節點層層轉播，本就存在信息的碎片化、扭曲與失真的風險。例如，李滄人民法院的聲明中也提到，真實案情與普法案例中的情況和網傳情況都存在較大出入，在普法案例的文本中，并未涉及王某與劉某的性別；但在網傳的版本中，王某和劉某分別被標簽化為“大媽”與“男子”。實際上，二者都是女性。

二者都為女性/圖源：央視新聞

在傳播學的“把關人”理論中，信息傳播鏈條的每一個節點，都會對信息內容進行篩選與加工，擔負起質檢與校正的責任。社交媒體的環境里，“把關人”變得多元，不僅包括政務媒體和公共媒體中具體的人，也包括算法、熱搜機制，甚至AIGC。當把關機制失靈，信息的傳遞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偏移。

“行人相撞案”在傳播過程中的事實滑坡，讓我們看到，當一個不夠嚴謹的“普法案例”成為傳播起點，它的每一個再表達，都是一次潛在的歧義放大。

——最終，公眾所談論的對象，不是案情與法律制度本身，而是誤導性的情緒標簽，對法律的“誤傷”和信任的滑坡。

以青島的“行人相撞案”為鑒，我們可以在法治的公共參與上再進一步：對于司法工作者來說，法律的裁定及其傳播，是基于事實、法理和情理的技術，也是回應社會關切的責任。法律最根本的公信力，無外乎如此——不僅需要理性的裁決，也需要可信的表達。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速棠

編輯 | 蘇米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