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在玻璃底版上凝結成琥珀，當褪色的流年被重新染上人間煙火 —— 這些經手工細繪的民國影像，正從歷史的褶皺里睜開眼睛。

1939年4月23日至25日，八路軍第120師在賀龍師長指揮下，于河北河間齊會地區與日軍激戰三晝夜，首次在平原地區幾乎成建制殲滅日軍精銳第27師團第3聯隊吉田大隊，斃傷敵700余人，繳獲山炮1門、輕重機槍20余挺及大批軍用物資。這場勝利極大鼓舞了冀中軍民的抗戰信心，中共中央致電嘉獎，蔣介石亦發來電報稱“賀師長殺敵致果，奮不顧身，殊堪嘉獎”。

戰斗結束后，第120師在齊會村舉辦慶功宴，畫面中賀龍師長坐在臨時木凳上與戰士們談笑風生的場景，慶功宴的舉辦地齊會村，作為戰斗核心區域，此前已被日軍炮火嚴重損毀，但當地群眾仍傾其所有支援八路軍——他們連夜籌集糧食、騰出房屋，甚至將家中門板拆下作為臨時餐桌。宴席上的食物雖簡樸（多為百姓送來的烙餅、咸菜和繳獲的日軍罐頭），卻承載著軍民共慶勝利的喜悅。

照片是1943年，戴笠陪同蔣介石視察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的場景。蔣介石此次視察發生于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后的1943年7月，地點為重慶歌樂山下的總部及周邊訓練設施。此時中美合作所已完成初期籌備，開始運作電訊偵測、特工培訓等核心業務。

中美合作所成立于1943年4月，由軍統局與美國海軍情報署聯合組建，總部設于重慶歌樂山下。其核心目標是整合中美資源，共同對日開展情報搜集、密碼破譯、氣象監測及游擊作戰訓練。蔣介石對該機構高度重視，因其既能獲取美國先進技術支持，又可通過軍統強化對情報體系的掌控。戴笠作為軍統局長兼中美合作所主任，負責協調美方資源并直接向蔣介石匯報工作。

視察期間，蔣介石觀看了中美聯合訓練的特工進行爆破、偵察等科目的演示。戴笠在旁介紹，受訓人員已派往東南沿海執行破壞日軍交通線的任務。

視察后，蔣介石批準中美合作所擴大規模，增設特訓班（如重慶特警班），并撥付更多資源用于情報網絡建設。至1945年，中美合作所已訓練特工5萬余人，成為抗戰后期重要的特種作戰力量。

1937年的上海街頭，一張照片定格了一位普通百姓的英勇瞬間。照片中的男子名叫孫景浩，鏡頭前，他早已停止了呼吸，生命永遠定格在那場驚心動魄的抗爭中。畫面一角，其被加蓋 “不許可” 印章并禁止公開，完全符合日軍 “消滅抵抗記憶” 的宣傳政策 —— 既防止反日情緒擴散，也避免影響其 “親善” 形象。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后，日軍立即建立了嚴格的新聞審查與影像管控制度。據《華中方面軍新聞檢查要領》記載，任何反映日軍傷亡、占領暴行及中國軍民抵抗的影像資料（包括照片、膠片）均被列為 “不許可” 類，輕則銷毀，重則追查拍攝者與傳播者。

彼時，上海淪陷，日軍趾高氣揚地舉行進城儀式。孫景浩混在人群中，佯裝歡迎。就在日軍放松警惕的剎那，他毫不猶豫地掏出懷中的手榴彈，如離弦之箭般沖向敵軍。一聲巨響，三名日本兵應聲倒地。然而，寡不敵眾，日寇的子彈無情地穿透了他的腹部。孫景浩用生命為代價，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抗爭悲歌，用最決絕的方式，展現了中華兒女寧死不屈的錚錚鐵骨。

1928年，《亞東印畫輯》拍攝的五華樓位于大理古城中央，照片呈現了明代重建后的建筑形態。畫面中，五華樓為兩層重檐歇山頂結構，底層為磚石基座，上層為木質樓閣，樓檐下懸掛“五華樓”匾額。攝影師從街道右側取景，捕捉到五華樓在上午低角度光線下的陰影，以及周邊商鋪、行人的市井場景。

五華樓始建于南詔時期（856年），原為南詔王宴請西南諸國君長的場所，規模宏大。元明時期多次重修，至1920年代，現存建筑為明代重建后的形制，已非南詔原樓。照片中的五華樓在1972年因“文革”被拆除，1998年按明清舊觀重建。《亞東印畫輯》的記錄成為研究民國時期五華樓形態的重要實物資料。

1945年8月，抗戰勝利的消息雖為山城重慶帶來短暫振奮，但暑氣蒸騰下的城市街頭，仍彌漫著壓抑與困頓。一棟外墻剝落、磚石裸露的樓房外，三位衣衫襤褸的婦女佝僂著身子，粗糙的手指反復清點著幾疊厚厚法幣，紙幣在她們掌心簌簌作響。這些看似豐厚的紙鈔，實則不過是購買力近乎枯竭的 “廢紙”，即便數得再多，也換不來一家人幾天的口糧。

彼時的法幣體系已瀕臨崩潰。自抗戰爆發后，為彌補巨額軍費開支，國民政府開啟無節制印鈔模式。經濟學家吳承明統計顯示，1945年8月法幣發行量較1937年激增約1400倍，物價更是狂飆1795倍。物資匱乏、官僚資本囤積居奇與戰后投機潮，如同三股暗流，將通貨膨脹推向失控深淵。《大公報》1945年9月的報道觸目驚心：“一塊肥皂售價5000元，一盒火柴800元”，普通工人月薪僅夠買10斤大米，貨幣價值與民眾生存需求間的鴻溝越裂越深。

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已近一年，上海作為遠東最大的城市，正從日偽統治的創傷中恢復。南京路上，朱漆斑駁的老字號"同德堂"藥鋪門庭若市。深褐色的榆木柜臺后，老朝奉正將戥子懸于拇指與食指間，銀絲般的秤桿微微傾斜，精準稱量著黃芪，空氣中浮動著混合著麝香與艾草的藥香。婦人捧著藥方候在一旁，柜臺上算盤珠噼里啪啦的聲響，共同譜寫出戰后上海的市井樂章。

中藥材多來自江南產區（如浙江白術、安徽丹皮），部分稀缺藥材（如云南三七、西藏紅花）因戰時交通阻斷仍供應緊張，藥鋪需派專人赴產地采購，或通過“藥行”（中間商）調貨，成本上漲導致藥價居高不下。

1932年3月9日，溥儀在日本關東軍扶持下于長春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并將長春改稱“新京”作為偽都。4月3日，溥儀遷入原吉黑榷運局官署（今偽滿皇宮博物院），此處成為偽滿“執政府”。此時，溥儀的二妹愛新覺羅·韞龢已隨家族抵達長春，韞龢自幼與溥儀關系密切，被溥儀稱為“心腹”，曾隨其經歷出宮、寓居天津等階段，此時作為偽滿皇室成員參與官方活動。

1932年4月，韞龢在長春某官方場合（推測為偽滿執政府或關東軍安排的社交活動）下樓梯時，被眾人簇擁留影。4月正值偽滿成立初期，日本關東軍急于塑造“五族協和”形象，韞龢作為皇室女性成員的公開活動具有象征意義，旨在展示偽滿政權的“穩定”與“團結”。

韞龢在偽滿時期的公開活動受制于日本控制。1945年偽滿垮臺后，她與丈夫鄭廣元流亡東北，一度以乞討為生，最終于1950年返回北京，成為幼兒園教師，晚年撰寫回憶錄《末代皇妹韞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