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那年，李玉芬三十六，嫁給了在鎮上開五金店的張建明。兩人是媒人撮合的，她是外村來的寡婦，帶著一個八歲的女兒；他是鎮上的光棍漢，四十出頭，家里有個癱瘓的老母。說好的一起搭伙過日子，不求多富貴，但求有口熱飯吃，有個說話的人。

婚后頭兩年，說不上恩愛，但還算安穩。張建明做事勤快，對她女兒也不冷不熱，起碼不虧待。她負責照顧婆婆，做飯洗衣，天熱給婆婆擦身子，天冷替她揉手腳，日子一晃就過去了。

可好日子沒持續多久。五年前，張建明騎摩托車出門買貨，被一輛大貨車撞了，腦子當場就出血了。醫院搶救回來是搶救回來了，可醒不過來了——醫生說是植物人，能不能醒得看造化。

那天夜里，她坐在病房的長椅上，抱著腦袋哭了一夜。哭完，她站起來，擦干眼淚，第二天就簽了病危通知書，也簽了康復轉院協議。她不是醫生，但她明白，一家子不能都趴下，總得有人站起來。

她把張建明接回家，賣了他的五金店，用賣店的錢給他買了病床，請了護士教她翻身拍背防褥瘡，按時喂管、清理排泄物。婆婆那年剛好過世，不然她真顧不過來。

頭一年，她是全心全意照顧的。每天五點起床做飯，送完女兒去上學，就給建明換尿布、按摩、翻身，然后是洗衣服做中飯，一天像個不停旋轉的陀螺。

可慢慢的，她發現，鎮上的人看她的眼神變了。有人在背后嘀咕，說她圖房產，說她肯定早就有外遇了。她沒在意，她知道自己清白得像白開水，可有時候白開水也會被人說成渾水。

最難過的是建明的兩個姐姐。三天兩頭跑來看弟弟，卻從不幫她干一點活，每次都是“你照顧得不行，弟弟又瘦了”“床上有味道，是不是你沒勤洗”，甚至還翻她的抽屜、查她的手機，說是怕她“騙錢跑了”。

她一開始還忍。想著人家是親姐，心疼弟弟也正常。可這份“心疼”，三年下來，卻成了徹頭徹尾的“防賊”。

有一次，她去鎮上開會，一小時沒接電話，等她回來，兩個姐姐就在門口等著，翻著眼說：“你去哪兒了？不接電話是不是心虛了？我們來家里看弟弟，發現你床頭柜里多了兩百塊，是不是偷了他的錢？”

她氣得手直哆嗦，把自己錢包都掏出來攤在桌上：“這是我撿廢品賣的！你們查得心安理得，我做啥都是錯！”

那天晚上，她坐在病床前，看著張建明閉著眼、毫無反應的臉，心里一陣發苦。

“你倒是躺得輕松，”她小聲地說，“我替你熬夜、受氣、被罵貪財，還要被人看得像個賊一樣。你醒一醒好不好？哪怕罵我一頓，也好過我一個人這么耗著。”

可張建明只是呼吸平穩，像一具沉睡的空殼。

這五年來，她沒帶過一次女兒出鎮上旅游，沒給自己買過一件新衣服，頭發都白了好些。去年冬天，她得了重感冒，發了兩天高燒，那兩個姐姐只打了個電話：“要不我們把弟弟接走吧？你照顧不動了。”

她回：“好啊，你們接吧。”結果人家一聽真答應了，馬上說：“那你得先把五金店的錢交出來，還有房產證，要不我們怕你貪東西。”

她笑了，笑得眼淚都出來了。她照顧人五年，換來的是一句“怕你貪東西”。

也是那一刻，她心里的那根弦，徹底斷了。

她開始籌備離婚。

離婚協議寫得清清楚楚：她放棄房子、五金店剩下的那點存款，只要張建明的兩個姐姐立字據，弟弟歸她們照顧，從此她和張建明再無瓜葛。那倆姐姐原本還想討價還價，結果她一拍桌子：“不愿意你們就上法院，我全鎮的人都可以作證，我照顧了他五年，連你媽都是我伺候到最后的，你們還想賴？”

兩天后，協議簽了。

她收拾好一只行李箱，帶著女兒，拎著那只用了五年的水杯，走出了那棟住了七年的房子。

走出巷口那一刻，她回頭看了一眼。陽光正好，風吹得樹葉嘩嘩響。她突然發現，天真的比以前更藍了，空氣里沒有了尿布的酸味，也沒有那兩個姐姐的尖酸刻薄。

女兒握住她的手，小聲說：“媽，我們是不是自由了？”

她鼻子一酸，卻笑著點頭：“是啊，我們自由了。”

她沒有回頭。

五年，太長了，她已經用盡全力。她不是圣人，也不是不懂情義的人，但情義換來的不是信任，而是防備，那她寧愿不要。

往后的日子，她準備重新找份工作，給女兒攢大學的錢，也想學個技能，不再被生活綁得死死的。

她不后悔這五年。她知道自己盡心盡力，不虧欠任何人。

但她也終于明白，哪怕再多的付出，如果換不來尊重，那就該停下來，好好為自己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