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此次在關稅政策上的反復無常放大了全球主權信用體系的脆弱性，不僅加劇了美國自身信用風險，還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引發了全球信用風險傳導和外溢。同時，現行國際主權信用評級體系的缺陷顯現，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對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債務容忍度顯著高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暴露出其方法論中存在的雙重標準與政治偏見等問題。

盡管中國本土評級機構構建了更能體現新興經濟體特征的評級方法與標準，但市場接受度仍受制于傳統話語權壟斷。當下，全球主權信用正在重塑，中國應加強國家貨幣資產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控、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實現信用體系現代化和評級體系多元化，在重構中掌握戰略主動權。

美國關稅政策反復無常 全球主權信用風險上升

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可謂是翻云覆雨。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關稅政策上的反復無常直接暴露了美國決策機制的隨意性，對美國經濟造成了金融市場動蕩、通脹風險上升、長期信用透支等多重打擊。在這段政策搖擺期內，美股經歷了“暴跌—反彈”的戲劇性走勢，美元指數一度跌破100關口，黃金價格向上突破3200美元/盎司。同時可以預見，“對等關稅”將導致美國物價上漲，尤其是涉及中國制造的服裝、皮革制品、玩具等。更重要的是，美國已逐漸喪失“協議可信度”，未來國際談判成本將顯著上升。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關稅政策上所展現出的強烈不確定性引發了全球主權信用體系的脆弱性表現。除了美國因自身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擴大、財政赤字率不斷提高、所導致的信用風險加劇外，這種政策不確定性還通過國際貿易、金融網絡和市場信心等多重渠道，放大了全球信用風險的傳導效應。

選擇性忽視美歐債務風險 全球主權信用分化趨勢日益明顯

一是發達經濟體信用分化裂痕加劇。面對美國不斷攀升的赤字和債務風險，穆迪和標普均發出警告，但仍維持著對其“Aaa”和“AA+”的主權信用評級。經歷過“歐債危機”的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這五個國家，2024年以來，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對他們均有過不止一次的主權信用級別上調或展望上調，但除了愛爾蘭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穩定回落且維持在較低水平外，其余四個國家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目前仍都遠高于歐盟60%的警戒線。法國政府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已升至約112%（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2024年至今，標普和穆迪因法國債務問題先后將其外幣級別下調了一個子級，并且展望也都由“穩定”降至“負面”，而惠譽僅在2024年10月將其外幣評級展望由“穩定”調至“負面”，并未實質性降級。相比之下，同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則面臨更為嚴苛的評級調整，惠譽早在2015年就將日本主權信用評級調降至“A”并維持至今。這種差異表明當前國際三大評級體系存在顯著的債務雙重標準、政治性偏袒和系統性偏見等問題，致使其無法充分、及時、有效地反映全球主權信用體系的真實情況。

二是新興經濟體出現信用分層傾向。同為資源型國家，南非的長期外幣債務評級被國際三大先后確定為投機級，而惠譽維持了智利“A-”的外幣級別，且評級展望為“穩定”。越南等制造業承接國憑借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稅收優惠、改革紅利等盡力維持著本就不高的主權信用評級。同時，中國主權信用展現出了強勁韌性：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所形成的國際收支和流動性保障、2019年至2024年間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貢獻中占比超過50%的數字經濟、2024年同比增長高達35.5%的新能源汽車銷量等，均為中國信用在高級別保持穩定性提供了堅實支撐。

主權信用重塑下的中國應對 信用治理體系的內外兼修

面對國際評級體系偏見與全球主權信用重塑，我國亟須構建更加穩健、自主、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信用治理體系。從國家貨幣資產管理、系統性風險防控、高水平對外開放、信用體系現代化、評級體系多元化等多維度協同發力，推動主權信用穩定性提升與國際信用話語權重塑。

第一，構建中國特色主權信用貨幣體系，夯實國家信用錨。推動形成以人民幣計價、以高信用國債為核心的主權信用貨幣體系。一是穩步擴大國債市場規模與流動性，增強其作為安全資產的吸引力和利率基準功能；二是優化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提升基礎貨幣的信用支撐效能；三是加快財政體制改革步伐，完善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與財力匹配機制，構建“財政—貨幣—信用”三位一體的長期支撐結構。

第二，系統性風險防控與結構性改革協同推進，穩定信用基本面。信用穩定的核心在于經濟與金融體系風險的有效防控。地方債方面，一方面應貫徹落實好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債務置換等創新手段，直接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透明度并優化債務結構，提高債務資金使用效率。房地產方面，防范系統性風險的重點在于穩定市場預期、保障合理融資需求、促進供需平衡。

第三，深化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提升信用承載能力。截至2024年年末，人民幣位列全球第四位支付貨幣、第三位貿易融資貨幣。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已進入提升效率與深度階段，需進一步拓展其國際信用承載功能。一是穩妥有序推動我國金融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豐富人民幣資產投資品種，提高人民幣金融資產流動性；二是提升資本項目開放程度和業務數字化服務水平，在可控前提下釋放人民幣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潛力；三是強化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融資中的計價與結算功能，加強本外幣協同，提升其“信用貨幣”屬性；四是優化跨境支付基礎體系，如持續拓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覆蓋區域等，提高跨境交易效率和便捷性，為境內外主體使用和持有人民幣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礎設施；五是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發展，在通過“三聯通、三便利”等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第四，加快社會信用體系現代化建設，優化國家信用軟環境。構建法治化、標準化、數字化的社會信用治理體系，是支撐國家信用體系長效發展的關鍵。近日，《關于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意見》的出臺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所需的信用治理格局提供了頂層設計與系統部署。法治化方面，健全信用法規體系，加快推進信用立法進程，將信用信息管理、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納入法律規制框架，為信用經濟運行提供法治保障。標準化方面，推動政務、金融、商業等多領域信用信息的規范整合，打通跨部門、跨區域的數據壁壘，推動形成統一的信用信息標準體系。數字化方面，完善從采集、整合、共享、公示到開放應用的信用信息全流程管理機制，強化信用信息質量管理和安全保障，提升信用信息服務能力與制度承載力。

第五，提升國際信用話語權，推動評級體系多元化發展。當前全球信用評級體系主要由美國主導的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標普、穆迪和惠譽所壟斷。這種評級體系長期受西方政治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普遍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存在低估傾向。盡管近年來中國積極培育本土評級機構，提出了更能體現新興經濟體特征的評級方法與標準，但國內評級機構的方法論始終受到國際上帶有“政治偏見”的質疑。

面對當前這種“評級逆境”，一方面，我國應加強主權信用基本面建設，為國際投資者提供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宏觀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本土評級機構開展國際業務，推動其在“一帶一路”、金磚國家等多邊合作機制下建立實質性評級影響力；此外，應通過積極參與全球評級規則制定、開展與主流評級機構專業交流與對話等途徑逐步提升全球評級話語權，構建多元、公正、共贏的全球信用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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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匯編】

【專家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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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源源

校稿：昊宇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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