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美方以這次會談為基礎，與中方繼續相向而行，徹底糾正單邊加稅的錯誤做法……”

瑞士當地時間5月12日上午9:00，《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一出，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發表談話指出：“美高額關稅嚴重損害雙邊正常經貿往來，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本次會談達成了聯合聲明……美方取消了共計91%的加征關稅，中方相應取消了91%的反制關稅；美方暫停實施24%的‘對等關稅’，中方也相應暫停實施24%的反制關稅。這一舉措符合兩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期待，也符合兩國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

《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布

美方能“徹底糾正單邊加稅的錯誤做法”嗎？很難。對國際貿易的警惕，對經濟全球化的敵意，可以說是特朗普執政的突出特征。2017年開始的第一任期里這只是小試牛刀，2025年重返白宮后明顯變本加厲。無疑，美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正經歷深刻的變化。持續成為輿論焦點的“特朗普關稅”，迫使人們思考：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貿易體系？

5月8日，美國率先與英國就關稅貿易協議條款達成一致，4天后又宣布與中國互相取消91%的加征關稅，但與其他各國的博弈還在繼續，目前還看不清最終的定局。然而，如果把時間維度拉長，還是能看出一些局勢演變方向的蛛絲馬跡。

這里面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過去20多年里，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距離在悄然變遠。換句話說，美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結程度在變弱。但另一方面，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掌控欲卻在增強。這種奇怪的邏輯，在特朗普2.0時代達到極致。如今特朗普政府極端的政策措施，正在沖撞現存的世界貿易秩序，以美國優先的名義。

美國在“退場”

“特朗普關稅”讓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狠狠刷了一把存在感。但很少人關注到，美國經濟與世界的聯結度在逐步減弱。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2021年于《外交事務》雜志刊文指出：“與普遍認知相反，過去20年來美國總體上呈現的是從國際經濟舞臺退場的態勢。”

根據世貿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全球貿易額占全球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38.6%增加到2008年的60.7%，這也是經濟學家們所稱的超級全球化時期。之后，這一比例下降，但大多數年份保持在55%以上。而美國這一比例的峰值是2008年（30.9%），此后的10年里，有9年都在30%以下。

2022年-2025年，世界各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

對于美國這一比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打對折”的現象，亞當·波森在文中做出了解釋：“作為一個龐大、發達、多元，且與世界其他地區因大洋而相隔的國家，美國的貿易依存度低于全球平均值也屬正常。”但他同時指出，美國的開放速度不與世界大體上保持同步，這里面并沒什么根本上的必然性。

貿易協定（含自貿協定）的數量，是檢驗國家與外部經濟聯結度的又一重要指標。根據世貿組織的數據，2000—2023年，美國簽署的貿易協定數（14個），明顯落后于歐盟（49個）、中國（22個）和日本（19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的“退場”趨勢更加明顯。2008—2023年，世界范圍內新簽署的貿易協定總數是186個，其中亞太地區占比45%，歐洲是30%，美洲是15%（美洲地區主要的活躍者是拉美國家）。這段時間，美國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如果不算2020年重談的美墨加協定，美國最近一次簽署自貿協定還是在2012年（與阿曼）。

對于大型經濟體來說，吸納的綠地投資的數量，是檢驗其經濟開放性的重要指標。根據美國經濟調查局公開可查的數據，2014—2023年這10年間，美國吸納的綠地投資除了2014年和2015年，絕大多數年份都沒有突破100億美元，2019年甚至降到40億美元。其中，2017—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里，年均只有60億美元。

拜登政府上臺后，頭三年年均回升到80億美元。同一時期，經濟體量只有美國約七成的歐盟，年均吸納的綠地投資卻是美國的三倍多。亞當·波森把美國的這種現象解釋為“從全球經濟一體化中抽身”，認為原因在于“接連出臺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大幅提高了技術轉讓與外資持股面臨任意限制的風險”。

美國及歐洲發達經濟體接受的綠地投資趨勢

《金融時報》旗下“外來直接投資情報”去年11月的文章提到，2023年全球綠地投資總額是1.38萬億美元，而總部位于美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額全球占比，從歷史峰值的30%降到14%的歷史新低。這意味著，美國企業的海外足跡出現了變少的趨勢。文章在分析原因時認為，美國一方面持續加碼對外投資限制，另一方面不斷強化本土投資激勵措施。

政策回應失當

無論怎么解釋為何特朗普兩度入主白宮，都不能回避一個具有強大解釋力的原因：他通過講述因經濟不平等而對現狀不滿的故事，對選情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經濟不平等、貧富分化助推民粹主義崛起，這已成為理解美國政治變化的常識。

根據美聯儲的數據，美國收入最高的1%群體在總收入中的占比，自1995年突破15%后一直保持增長，并在2010年以后穩定在18%以上。也就是說，美國富有群體的財富長期保持增長勢頭。另一組數據顯示，從2009年到2023年，經濟發展收益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一種解釋是在收益分配中，資本對勞工形成碾壓態勢。根據美聯儲的數據，美國87%的股票和基金為最富有的10%群體持有，底層50%群體持有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美國不同收入群體的家庭財富分布情況

貧富差距擴大本質上說是個內部治理問題，但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卻把由此積聚的社會不滿歸咎于外部世界對美國的“不公”。亞當·波森把這個邏輯總結為一個“三段論”，即助推特朗普當選的民粹主義怒火，主要源于經濟地位的滑落；而經濟地位的滑落，又主要是因為自由放任的全球競爭政策；如果要贏得民粹選民的支持，最佳策略就是堅決抵制不受約束的全球競爭。特朗普的關稅戰，就是這個邏輯的極致演繹。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政策回應并非特朗普的專利，他只是在操作上更為極端。換句話說，對于美國應該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有著所謂的“共同認知”。美國經濟學者小羅杰·弗格森和馬克西米利安·希波爾德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分析稱，過去十年間美國政策制定者逐漸形成共識，轉向強調產業政策與供應鏈安全的經濟議程，這一轉向很大程度上是對經濟相互依存弊端的反應。“其結果是，兩黨紛紛轉向產業政策與貿易限制，以期創造更多本土制造業崗位，降低美國對他國的依賴。”

相比拜登政府推出“近岸”“友岸”政策，引導制造業流向美國能掌控的貿易對象，特朗普更進一步，想實現“在岸”，把美國所中意的制造業“搬到”美國。如果說拜登政府的“近岸”“友岸”屬于有限掌控，那么特朗普政府的“在岸”可以說是終極掌控。這種政策思路不僅極端，而且根本不接地氣。

美國推出各項政策促進制造業回流

在某些學者看來，美國把國內經濟問題歸咎于外部因素，客觀上掩蓋了在回應經濟全球化上的政策失當。亞當·波森認為，正由于美國對國際競爭參與度的減弱，國內矛盾才日趨極化。“相比其他那些普遍擴大了全球經濟參與度的高收入民主國家，美國承受著更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和政治極端主義。”他認為，美國這些年在趨向保守主義，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正是發生在美國逆全球化潮流而行之際，充分說明保護主義并非解決問題之道”。

亞當·波森指出了這樣一個現象，即“過去20多年來，美國一直在退出全球經濟體系，在此期間大部分時間里，美國經濟活力持續衰退，國內不平等現象加劇程度遠超那些堅持開放的經濟體”。他認為，美國現在需要的不是什么領導世界，而是一劑“追隨者精神”的猛藥，“要看到全球范圍內的同行與競爭對手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更為出色”。

印度經濟學者拉古拉姆·拉詹也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部分國家已學會了如何與國際市場力量共處，比如北歐國家通過企業、工會與政府的三方協作，確保勞動者在全球競爭或自動化浪潮淘汰舊崗位時，能獲得新就業所需的技能，而美國在這方面的幫扶措施卻相形見絀。這又回到了內部治理問題。對美國來說，問題或許沒那么深奧：應對經濟全球化沖擊，為什么別國能行，美國就只是滿臉怒氣？

掌控，力不從心

“奪回控制權”，是英國脫歐公投前的一句響亮口號。英國脫歐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認為歐盟的規章制度束縛了手腳，讓自己喪失了掌控感。對英國來說，歐盟就是一個區域性的全球化體系，英國想通過退出體系來重獲掌控感。這番操作的效果如何？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英國GDP的世界占比，從脫歐前2015年的3.88%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3.18%。無論怎么分析大不列顛“縮小”的原因，其與身邊龐大的單一市場歐盟拉開距離，肯定是繞不開的角度。

與英國“同出一脈”的美國，也在演繹類似的劇情——想通過拉開距離來重獲掌控感。美國沒有舉行聲勢浩大的公投，但四年一度的大選起到了類似的效果。特朗普在競選中把貿易和關稅作為重要議題并能重返白宮，已經很能說明問題。與英國相比，美國的劇情脈絡只是更不易察覺，或許連自己都沒意識到。而且，美國依然龐大的經濟體量與獨特的影響力，意味著它的這種“退場+掌控”波及的將是整個世界貿易體系。

美國的“退場”，早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宮時就已出現，“掌控”甚至來得更早。奧巴馬政府時期高調推進但后來胎死腹中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目的就是要獲得掌控，用奧巴馬的話說是“由美國來主導21世紀的路線和規則”。而拜登2020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為何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的文章，勾勒出“領導世界”的藍圖。如今已悄無聲息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可以說是拜登政府“掌控”的實踐。

2023年11月，拜登（左）在印太經濟框架峰會上發表講話

與前任們相比，特朗普的關稅戰演繹的是“退場+掌控”的升級版。關稅是一種貿易壁壘，如果特朗普政府談成的貿易協議大面積維持高關稅，就是在拉開美國與世界的距離。與此同時，特朗普的掌控欲明顯更強，希望每個談成的貿易協議里，美國都占據主導位勢。

“加強版”的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首先，如今的美國，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其他國家會主動臣服在美國的高壓之下。小羅杰·弗格森和馬克西米利安·希波爾德認為：“美國主導的后冷戰單極世界正轉向多極化，沒有國家再自然而然地進入華盛頓的勢力范圍。”

其次，美國的“退場”導致其大棒在變細。多年的“退場”意味著，美國對貿易的依存度在降低，換句話說，美國在關稅戰中的脆弱性相對低一些。但這背后，是美國全球經濟影響力的整體衰退，較之過去幾十年，如今世界其他地區已形成更龐大的貿易圈，為有意擺脫華盛頓強權操縱的國家提供了替代選擇。這意味著，華盛頓在貿易問題上迫使別國把美國作為“必選項”的能力在降低。

最后，或許也是最關鍵的一點，那就是沒有美國的參與，世界貿易將繼續前行。牛津大學經濟學者恩蓋爾·伍茲今年5月在《沒有美國的世界秩序》一文中指出：“如果華盛頓執意采取如此極端的舉措，也未必會導致經濟秩序崩塌。相反，這些行動反而可能促使其他國家重新審視國際制度框架，無論是通過改造現有國際組織，還是另辟替代性合作機制。”

她在文章中以19世紀的“歐洲協調”為例，論證在沒有霸權國的情況下，“當國家間存在共同利益或需要共同防范風險時，完全能夠自主建立有效合作機制”。其實，沒有必要把歷史追溯到那么遠。對美國來說已經不存在的TPP，在亞太地區繼續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形式存在，已經很有說服力。現在更值得探討的是，歷史上的“歐洲協調”，有沒有可能在更多領域、更大范圍出現？

作者 | 雷墨

編輯 | 謝奕秋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