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昊

（1983-2025）

原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副教授

文︱高 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學院

知道陳昊離去那天，午后下起了大雨。在漫天雨霧中，世界變得恍惚。點開手機，鋪天蓋地的報道，內容大同小異：又一位正當盛年的學者在非升即走的長途中“卷”到力竭。所配照片，一律是他剛入職時放在學院網站上那張，形貌俊朗，眼神清澈。作為對比的配圖，是最近一兩年略發福后中年大叔的樣子，于是看似一切得到了驗證。

閉上眼睛，荒謬感在胸中翻騰。這幾年，已習慣了兩種固定的報道格式，一是學界新人拿下頂刊、項目、大獎或頭銜，大家贊嘆年輕有為，另一是學界新人英年早逝，大家感嘆不可太卷，要注意身體。陳昊曾和我們一起嘲笑此類報道干癟、勢利和鄉愿，沒想到有一天會落入其中。我一時如骨鯁在喉，無論如何想要替他分辯幾句。陳昊如果知道，會有什么表示？大概還是會帶著他標志性笑容和聲調說，不要在意啦，沉默者不是向來被誤讀嗎，歷史不總是充滿反諷嗎，怎么落到自己身上就受不了了？代沉默者發聲，可要注意話語權問題，別用別人的人生來澆自己的塊壘，變成講自己的人生故事哦。

幾天后，和朋友們整理陳昊的遺物，討論給他選一件喪禮上穿的衣服。有人說他不會愿意正裝和大家見面，有人說不管他的意見了，反正怎么選他多半也不會同意。大家笑起來，隨后又一齊黯然。我想，悲傷是個人的，未必愿意也沒有必要公開表達，但學者的追求和遭遇不純是個人的，有公開講述的必要。不管他會怎么看，我還是要從自己有限的角度，談談作為學者的陳昊。反正他也管不了了。

2020年末一天下午，陳昊對我們幾個朋友說他準備離開人大去北大了，和大家講一下，不想你們先從別的地方聽到。乍一聽很為他高興，知道他這幾年過得不開心，換一個環境，還是母校，至少短時間內還是好的吧。他提及待遇時有些含混，我就順口問了一句，是長聘吧？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不是，是預聘。大家大驚，這怎么可以！不僅是就他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力，不給長聘是多不尊重，多不可思議，更是這種條件他為什么要接受：我們這一代學者，切身經歷著非升即走，對預聘和長聘的敏感，是動物一般的生存本能。這么關鍵的地方，怎么能松口？

面對我們的錯愕和不解，陳昊用少見的鄭重語調說了兩條意思，一是去的地方（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是個新建系，人家已經盡力了，雖然結果不盡如人意，但還是要承人的情，不要拆臺，讓對方難做。二是他也不確定自己的職業生涯還剩下幾年。

第二條今天聽著，如同讖語般令人心碎，但當時聽著，卻自然而然、毫無異樣。一起青椒的那些年，我們不止一次聽到他半開玩笑地談起要提前退休，甚至有一次說自己剛入職沒多久就聽到有條提前退休的規定，做滿十五年可以申請給后來者騰位置，于是親自去人事處問，得到的回答是這條已經取消了。真是遺憾。我們說你薅社會主義羊毛失敗，看來只有辭職一條路了，然后歡快地討論他辭職后改行干什么。陳昊說回成都和朋友開個酒吧（從陳昊學生的回憶中，知道他另一個構思是開個麻將館，倒是更符合成都的城市氛圍），或者就家里蹲著。我們說家里有礦真好，想寫什么就寫什么。這些笑談，帶著我們從學生時代養成的半真半假、半吐槽半自黑的聲調，不過，誰也不覺得他哪天真揮手告別學院，是件多不可思議的事。

在我們眼中，他多少是特殊的。在這個時代，對我們這些“小鎮做題家”來說，要成為一只成功的學術動物，不管是肉食還是素食，都需要在相當時期內把生活簡單化甚至干癟化，將所有精力和能量集中到“卷”的事業上。在這個意義上，陳昊雖然在學術上極端勤奮，卻不是我們這一型無聊動物。他衣品新潮，修飾精潔，經常嘲笑我們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他喜愛旅游，整理他遺物時，找到的國際旅行記錄堆滿了半個桌子。他精于美食，雖然不知是否同樣精于烹飪。他喜愛制作，自己設計的網頁、書簽都精美得像藝術品。他不喜歡常規和刻板，出的考題如同填字謎和過關游戲。他交游廣泛，學術圈外各行各業朋友一大堆。他總是說某個人是個“迷人的存在”，但恐怕大家的共識是這個標簽最應該給他自己。這樣的人離開日益功利、干癟和無趣的學術界，不是很自然的嗎？

但今天回頭想，這些都不過是表面。一次他和我爭執，原因是覺得我對一些明明看不慣的事情消極妥協。我頗有幾分認真地說，你有在學術圈外生存的能力，有退路，想走就走，我可沒有。他說不對，你不是沒能力，是沒意愿，自己筑了一道墻不肯出來。我當時不以為然，今天想來意味不同。他經常掛在嘴邊的那些“退路”，終究是一條也沒去兌現，真愛學術的人，再失望也會繼續走下去，這本來就不是個能力問題，而是意愿問題。

那么，他是太“天真”，不了解學院政治，不知道預聘和長聘的巨大區別，不明白去一個在入職時連應得待遇都不能爭取的地方會面臨怎樣的處境，于是在職業生涯的關鍵時刻，竟被這種半真半假、聽起來很像托詞的人情所牽制？恰恰相反，可能是家庭背景和個人穎悟的原因，在我認識的人中，陳昊是最了解學院政治和學術體制規則的一位。我們同在一個辦公室七年，有時閑聊，他告訴我其中一些幽微而曖昧的關竅，一些上臺面、不上臺面的玩法，美名其曰讓你知道怎么能紅起來，將來當好學界明星，并表示你不是懂不了，而是不上心，以后要抓緊了，不然學界生態位可要沒了。我笑著說你快拉倒吧。于是覺得我們有共識，在這個時代，做職業選擇時要節制情感和道德羈絆，絕不“為愛發電”，要像某個大家看不上的NBA球星那樣，不讓忠誠害了自己。但為什么陳昊這么洞察世事的人，會違背這一原則？

在這里，我要冒著被他批評為話語霸權的風險，提出對他這一選擇的解釋。我認為關鍵原因是他太忠誠于自己的朋友，以至于擱置了職業理性。朋友操辦的事，即使結果不如人意，也要承擔下來，不管未來要付出什么代價。而他的朋友標準，又比我們寬得多。為這一大堆各式各樣的“朋友”，他投注了巨大的精力與情感，“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有時自然免不了被忽視乃至辜負。

當然，我們這些陳昊的“朋友”，更多感到的是幸運。在我們一起做青椒那些年，我看到也領受了他對伙伴的關心，從教課，發表，升等，到如何構建人際網絡乃至職業生涯設計，他能幫盡幫，絕不推諉。除去那些大事，我一直記得他對我兩次“小小的”幫助。青年史學沙龍第一次辦年度會議時，他堅持讓我做開幕致辭，我當時有些奇怪，明明有更合適的人。后來說起理由，他說你習慣會議評議，偏要你到一個不習慣的位置練練手，又說你致辭開始到中間都挺順，到了最后若有所思像走了神，聲音越來越低，這可不是好習慣，得有始有終。他說對了，我發言隨意慣了，到最后總是猶豫是不是要結束，就容易這樣。問題是誰會花這種精力聽朋友發言并提意見？只有他會。又有一次，他說你寫論文對既存研究大而化之，不怎么顧及別人的意見，這會讓人覺得傲慢，不尊重人，發表會受影響。我那幾年確實發表不順，心里很承他的好意，又很驚訝研究領域隔得這么遠，他還愿意看得如此仔細。

我慢慢認識到，他雖然了解如何在世俗意義上更“成功”，但不肯用于自己，只肯用來幫助身邊的朋友。這自然要消耗巨大的心力與情感，但他始終以近乎瘋狂的激情保持著這種高度關切、投注、參與乃至影響同伴的生活方式，不管這意味著要在何種程度上消耗自己，并在世俗意義上顯得浪費——他本可以多么高效和“成功”啊，但他從不，因為這意味著要在一定程度上收回對朋友的“深情”，節制對他們的關切，或者說一句話，變得中年。

問題是，我們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中年。讓我感到悲哀的是，作為他在人大時期的朋友之一，促使他離開的諸多因素中，也有我的一份。作為我們友誼基礎的，是共同的學術理想。2014年春，在陳昊一手設計、推動和操持下，青年史學沙龍創辦，一時論文研讀會，讀書會，小型工作坊，年度會議乃至考察活動，日程滿滿當當。大家商定輪流擔任半年秘書，負責沙龍日常運作，但真正運轉起來，陳昊事實上成了所有秘書的“秘書”，承擔了從年度計劃、預算編制、經費籌措、分工確定、人員聯系到后期報賬這大部分難題和雜務，他又特有一種本事，讓我們覺得由他來做這些理所當然，于是理直氣壯甩手給他，更難得的是，他從不動用學生替自己做這些事。

我雖然也是沙龍的參與者，但投入精力不多，做的事情有限，有一段時間也不太理解他為何愿意投注這么多精力做這件“公益”。后來，在間斷的閑談中，我慢慢了解了他的想法。他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做學問最大的挑戰是對抗精神的早衰，這是提前來到的中年，讓人閱讀和求知興趣減退，權力感抬頭。他說，我們能真正閱讀自己領域外同伴的作品嗎？我們能互相學習和幫助嗎？我們這個小小的學術共同體，能擺脫中國學界早衰的定律，維持到五年以上嗎？

我們終究沒有做到超過五年。這個從2014年初開始的嘗試，雖有陳昊竭盡全力，但到2017年后，伴隨朋友們各自接近“中年”，疲憊感與飽食感如期襲來，因背景、性格與遭遇而不同的人生期待與牽絆，在劇烈變動又高度專業化、績效化的學術世界中各異的生存方式，乃至學院政治中難以回避的直接與間接競爭，日復一日浸漬，終究讓我們變得疏遠。對我們大部分人，這走向并不出乎意料，也不值得太錯愕，我們用中年人的方式，和和氣氣、心照不宣地重新調整合適的位置和距離，在別人的人生中“優雅地”退場。唯一不肯遵循這一默契的是陳昊。2017年，我們辦了第三次年度會議，也是最后一次，陳昊說湊夠三次，要散伙了，那就好好散吧。于是繼續努力操持了這個會。之后幾年，又推動三次會議論文集出版，找不到做的人，其中兩次都是他自己編。用他的話說，文集編完，自己對沙龍的責任就盡到了。

在他去北大后，青年史學沙龍換屆了。表面的理由是年齡到了，應該自覺退出，讓更年輕的同事來做。我們默契地退場，從此不再出現。就我自己，雖然多少感到寂寞，但更多是不用再為這事投入精力的解脫感。后來一次我們幾個朋友和陳昊見面，他略有不滿地說，你們怎么一次都不參加沙龍的后續活動，退得這么干凈？我想他的意思是沙龍難道是個在成為學術“中年”的路上急需甩掉的包袱？于是我用一貫將種種“省力”行為高大上化的做法，半開玩笑地說，我們這是“裸退”，不干擾更年輕同事的選擇。他默然。

我也能感到他對我本人的失望。在2019年的一次閑談中，他溫和地批評道：你這個人只對自己的研究是百分之百，其他事都是怎么省力怎么來。我反嗆道，我又不像你，有多方面的才能，才力和心力有限，就格外珍惜一些。這時代、這環境，精力天天耗散，不省著用怎么行，為了做成點事情，沒辦法兼顧的只能割舍了。他默然，以后沒有再提過這個話題。

是陳昊太過理想，缺乏現實感嗎？并不是，我們中第一個自覺反思青年史學沙龍興衰的也是他。有一次他談到，2010年前后全國各高校青年史學沙龍的出現，和八〇后一代的學術經歷以及當下的大學環境有關，恐怕是個短時段現象，未來走向不樂觀，要么分裂，要么體制化。后來確實如他所言。但他這“明智”到悲觀的省視，對應的并不是我這樣順勢而為的“省力”，而是要全力堅持到最后一刻。于是，在他離開人大前一兩年，我們多少疏遠了，用這個時代的習語，Winter is coming，我像感到初冬寒意的動物一樣，忙著找洞穴躲起來，盡力儲藏些食物過冬，陳昊則準備離開。

在我心里，這隔閡與疏遠很遺憾，又好像只能這樣。不過在學術上，我始終將他視為同道、諍友乃至先導。2015年前后，因為青年史學沙龍尚在“盛世”，我們討論不少，甚至比較少見談及了學術抱負，發現各自雖有種種不同，但在一個點上頗有共識，那就是對把學術傳統莊嚴化頗有保留。莊嚴的結果往往是森嚴，森嚴就多要求恭順，恭順多了，自我就難以保證。兼具時代感和長久價值的學問該如何產生？是靠師承還是朋友？當然最好兼具，但人事哪能如此平衡圓滿，如果二選一，我們都堅決站在朋友一邊，在結束博士論文后，也都在尋找與老師一輩不同的新方向，要努力做出帶有我們自己體驗與問題感的學問，為此，他從中古史轉向醫療史，我從近代史上探明清史，其他幾位朋友，也各自做著努力，那幾年，大家連發表寥寥都很相似。當然，就挑戰傳統的勇猛，推動朋輩聚焦的自覺，陳昊都是無可爭議的先導。他當時的口頭禪是誰誰又要找我們“結成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哪個大佬“總是覺得自己不夠紅”之類，這些話對我們更多是代際自主，但他想得更深，同時反思我們自己身上權力感或者說中年感、大佬感的可能冒頭：要小心屠龍少年變惡龍。記得那時我寫了篇回憶如何寫博士論文的文章，發表后反響不錯，自己也覺得做了件好事。但陳昊直率地表示不同意見，說不應該把有些trauma轉化為成功故事，這可能誤導別人。我理解他說的意思是，痛苦就是痛苦，不應該用賦予其他意義的方式美化，否則容易走向壓抑乃至自欺，變成某種學術政治的共謀。

但我當時并不這么想。《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他不也從學生時代就讀得很熟？人不需要也承受不住太多不被表達的痛苦，能轉化一些，有限度賦予些目標和意義，即使要壓抑些其他東西，也是必要的代價嘛。于是后來一次閑聊，陳昊偶爾提及某同輩學者，說他訪學經歷可不像現在給人講的這么高大上，其中頗有些不夠體面的東西。我抓住機會陰陽了他一下，說沒辦法呀，人家現在掌握著話語權，未來學術史記住的是人家那個故事，你這個故事只能被壓抑了，可要有沉默的自覺呀。他笑起來，以后在朋友聊天時，有一兩次引用了這個關于話語權的新“梗”。

2019年和2020年，陳昊連續出了兩本書，在多年沉寂后，他在學問上開拓了新局面，給大家來了個陳昊“震撼”。在第一本《醫者之意》的致謝中，他有一句話：“人大歷史學院青年史學工作坊、李約瑟研究所和弗里德里希·亞歷山大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的同事們，幫助我從泥淖之中一步一步重建了自己的職業和生活的道路。”我當時讀，首先注意的是排序，他還挺客氣嘛，把我們這些人大同事放在最前面，實際上也沒幫他什么。接著想到排在我們后面的兩群人也不知道是誰，這倒也符合我對陳昊多彩人生的認識：他是不同朋友的交匯點，但這些朋友互相間卻不必認識。他去世后，再翻開這本書，我首先看到的卻是那分外扎眼的“泥淖”二字。當時怎么就輕輕放過了？大概以為想走自己路的人誰不在“泥淖”中，而且以他的能力會有什么大問題？又大概接受他幫助習慣了，也知道他另有求助的朋友（他稱之為mentor），不在我們這群人中，自己既然自保不暇，也就心安理得繼續“省力”。

今天想來，那些當時作為歡快的玩笑的辭職宣告，本有些頗為沉重的東西。學術傳統正莊嚴乃至森嚴化，學術體制正整密乃至僵硬化，他對權力關系和等級制如此敏感，又反感一切“爹味”的東西和以“為學術好”面目出現的鄉愿行為，長期堅持這青年人般絕不妥協的對抗，是件多么困難而危險的事！是，狂者進取，但他并不是那種神經粗糲的人，恰恰相反，他“狂”得精細而敏感，那些我們看著過癮的猛進和對抗，始終伴隨著令人揪心的易碎感。我當時對他所擔負的并非全無所感，問題是又用慣常的高大上解釋，將這易碎感視為八〇后一代共同的東西，世界灰暗、混雜、可疑，誰不是在這種理想和現實、希望和失望、期待和幻滅間反復掙扎？這么一提升，雖然感受到了什么，也視為理所當然，于是我繼續“省力”，不僅沒有去提供幫助，也沒有進一步去理解。

他去北大后，從旁的朋友處，知道他到那邊后承擔了比在人大時更多的事務和雜務，全系的本科教學都是他在管，并聽說讓他當副系主任，他嫌有束縛不干，但會是一個不少開，事是一件不少做。有朋友說這很陳昊，去哪里就希望哪里的小環境能好，又不僅是希望，是自己全力干，也不管值不值得。又說他不要名分，但很愿意知道這體制背后怎么運轉，花很多精力去了解和操持，可是又不用它來給自己做什么事。我們也又寥寥見過幾面，聽他說起現在系里寫畢業論文有困難的學生沒老師接，都匯集到他這里，不帶也不行，還開玩笑說自己是不是有特殊氣質，特別吸引這種學生？我又用那套“省力”的說辭，勸他別干這吃力不討好的事，要保身啊老兄，別太消耗自己，中國學術需要你。他笑笑說你少來這套。又一次說起上課，他說還是老樣子，課前不吃飯，否則血液聚在胃部，講起來頭暈。我說我課前可一定得吃飯，不然胃里空空，頭才容易暈。他又感嘆道，聽說你們這些人現在上課都不怎么備課，指導學生論文也就看個大概，真夠“職業”呀。我說你也行，就是自己不愿意。他說不是不愿意，是沒這能力。于是我們圍繞到底是意愿還是能力的長期扯皮，又增加了一個新的話題。

回過頭來想，可能有一些人和我一樣，在等待著他的“辭職”。這幾年，大家對學院學術的前景越來越悲觀，反過來想，既然電子化打破了史料壟斷，學術訓練也比以前開放，學院這種把一切績效化的玩法，終歸會有空轉不下去的一天，那為什么一定要窩在學院里做研究？工科不已經出現創新不在大學而在企業的趨勢嗎？未來文科學術說不定會重回業余者手中，歷史上長期就是這樣，學術成為職業，不就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嘛。但這對我們這些“理智”的中年人，也就是想想，身家所系，誰能辭職，游戲才玩到一半，誰又愿意辭職？把探新路寄托在像陳昊這樣拒絕成為“中年”的人身上，不是挺合適的嗎？ 他又看起來有那么多“退路”。于是我甚至暗暗期待著他的“辭職”，給這個鮮花著錦、烈火煎油而又暮氣沉沉、一潭死水的學界一個陳昊“震撼”。

沒想到最后等來的，是他的辭世而非辭職。說到底，對時代、對別人的失望雖然沉重，但并不特別扎心，學術生活中更難消化的，是對自己的失望。陳昊作為青年離去，我們作為中年幸存，會不會更加悚然心驚而吝于付出？帶著愧疚生活，是不是成熟的標志？而他如果打破永恒的沉默，會不會似笑非笑地說，你以為我的事說明“全力”是錯的，“省力”是對的，可別這么篤定哦，歷史和人生充滿了反諷，拉長點時間，一切都說不定啦。

我和他最后的聯系，是問他能不能來參加我的新書研討會。心中期待，是想給他看看我這些年省下力氣，還是多少做了點正事。他回郵件一如既往的快，語調也還是那么親切：

高波：

4月19日是個周六，對吧？我可以參加，有具體的時間安排，你再跟我講吧。

祝好！

陳昊

后來別的朋友告訴我，那段時間他曾提起“高波給我安排了個任務，最近得好好看看他的書”。我能想到他說“安排”和“任務”這兩個詞時那似笑非笑的表情。真到“落實任務”那天，他會怎么說？會不會再“毒舌”幾句，說大家不僅要注意內容，還要注意他怎么講這個故事，可別被他騙了哦。

但我永遠不可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