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五花王新華門的卡夫卡

緩兵之計

到底是誰打的電話？或許根本就沒有電話。

英國《金融時報》之前的爆料稱，在G20財長會議期間，中方代表與美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地下室進行了秘密接觸，雙方商定了日內瓦談判的日程安排。

根據貝森特在美方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中國是唯一一個對美方“對等關稅”采取報復措施的國家。其他國家要么選擇與美方協商，要么選擇不采取報復行動。而中國的回應不僅包括加征關稅，還采取了非對稱的非關稅手段，進一步對美國形成實際的“準禁運”效果。“這種局面顯然對雙方而言都是不可持續的”。

貝森特表示，已與中方建立了繼續對話的機制，并將其概括為三個關鍵詞：計劃、流程、機制。他還強調，“沒有一方希望脫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談判后，所謂的“芬太尼關稅”并未取消，我國針對“芬太尼關稅”的反制也仍然存在。

此外，在新聞發布會上，貝森特和格里爾“甩鍋”，聲稱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幾乎未與中國進行任何實質性貿易討論。

正如我們此前分析的那樣，貝森特也承認，“對等關稅”的主要目的是緩解美國聯邦政府難以為繼的財政壓力。他花了大量篇幅為特朗普的國內減稅計劃宣傳造勢，試圖為夏季的減稅法案通過爭取輿論支持。

那么，貝森特所設想的中美“共同再平衡”能否實現？在我看來并不樂觀。據申萬宏源測算，當前美國對中國普遍征收的關稅稅率為42%，而中國對美國的整體關稅稅率為27%。具體產品因類別而異，例如我從一些渠道獲悉，中國出口美國的雙肩包在90天暫緩期內的關稅稅率仍高達72.6%。

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動貿易戰之前，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稅率整體可能僅為個位數。經過數年的演變，這部分稅負通過產能轉移、轉口貿易和漲價等方式逐步被消化，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并未得到改善。

按照2024年進口商品加權結算數據，本次談判前，美國所有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已升至27%（考慮豁免后為24%）。其中，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加征的關稅貢獻了27個百分點中的20個，其他國家合計貢獻了7個。根據美聯儲的測算，若美國對中國加征20%關稅，當季美國CPI將上行0.55個百分點，并在第4個季度達到峰值（0.72%）；同期美國GDP則下行0.10%，并在第4個季度達到最大影響值0.88%。

波士頓聯儲進一步拆分了不同商品的增加值來源（包括直接與間接效應），其測算結果顯示，若美國對中國加征60%關稅并對其他國家加征10%關稅，美國PCE通脹或上升1.4至2.2個百分點（涵蓋直接與間接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金融市場對“財政赤字緩解”的預期似乎并不買賬。中美談判結果公布后，美債收益率不降反升，與股市大幅反彈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十年期美債收益率仍維持在4.45%左右，與關稅沖擊期間4.6%的高點相差無幾。

自1890年以來，美國共發起過7次大規模對外貿易沖突，均由共和黨總統主導。這些貿易沖突的結局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因國內反對聲浪加劇，執政黨選舉失利，美國主動退出高關稅政策，如麥金利關稅、丁格利關稅和斯穆特-霍利關稅三次全球性關稅戰；

二是美國達成目標后主動停戰，如1980年代美日貿易沖突，此類沖突范圍較小、目標集中，與當前情形差異較大；

三是在WTO框架下裁定美國違法，如2002年美歐鋼鐵貿易沖突。

與2025年情況較為接近的是二戰前的三次高關稅事件，但美國四年左右的政治周期使得關稅全面緩和難以快速實現。短期內，制約特朗普的力量可能更多集中在金融市場風險方面。

王八拳有點用，但不多

特朗普政府的執政一百天，這一通“王八拳”讓人眼花繚亂，但其核心議題在一系列奇葩操作之下，還是有所進展的。比如按照美國財政部的報告，2025年4月關稅總額為163億美元，比 3月份征收的87.5億美元高出約86%，是一年前71億美元的兩倍多。這使年初至今的關稅總額達到633億美元，比2024年同期高出18%以上。聯邦財政4月份的收入比2024年增長了 10%，而支出下降了4%。

不過換個角度看，4月份，美國為36.2萬億美元的國債支付的凈利息支出達到890億美元，在所有支出類別中僅次于社會保障項目。自本財年開始以來，美國的凈利息支出累計已達5790億美元，也穩居支出榜單的第二位。以財政年度計，聯邦收入增長5%，但支出增長達9%，仍顯示出財政支出壓力。

當然我們別忘了，在貿易戰1.0時期，美方也曾經出爾反爾，在第一次談判之后90天還未滿之時再次加征關稅，對特朗普這位表演藝術家來說，這些都不是事，他信口開河的時候多了，這也是“交易的藝術”。貝森特在談判后的新聞發布會上就吐槽，連他都是通過社交媒體才知道“80%是一個合適的稅率”。

有趣的是另一種反應，在情緒價值方面，似乎也發生了“雙贏”，比較失落的可能是一些希望美國再狠一點，倒逼中國“改革”的群體，和另外那些認為只要美國再狠一點，中國就會大蕭條政府徹底垮臺的群體。對痛恨華爾街和建制派的MAGA們來說，貝森特拿回來的這個結果雖然降低了自己的購物負擔，但在精神上無疑是“跪了”。經濟學家彼得·希夫就公然嘲諷，特朗普“詐金花”失敗。

無論如何，談判結果宣布后，中美經濟兩敗俱傷的前景看起來是暫緩了，黃金價格掉頭下跌，原油價格大漲，但大家對本屆美國政府行為的評價，可能又要下調一個級別了。

關稅化不了美國的債

日內瓦的貿易談判進行梳理，得出的結論就是，基于特朗普政府一貫的行事作風、美國政治體系下多目標需要的任務清單，當前的貿易談判是“停火協議”，未曾改變任何根本問題。那么就需要回溯一下，到底什么是導致特朗普政府來回折騰關稅美國的根本原因。

從目前的口風來看，即便是對英國，美國依然保留了10%的基礎關稅，而對中國的貿易談判也同樣如此，互相取消或暫停了115%的加征，但依然保留了10%，而目前其他經濟體與美國的談判情況顯示，美方對這10%大抵是一種咬死不松口的態度。看起來，這10%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底線。

從稅法經濟學一般原理來看，由于美國普通商品的生產深度依賴進口，這10%的關稅，就是事實上的消費稅，是針對普通民眾的財政增收舉措。

從2023、2024年美國進出口情況來看，進口總額在3萬億美元以上，針對這部分貿易額普征10%的關稅，就是給聯邦財政增收三千多億美元的“開源之舉”，如果能收到超過10%的加征關稅，則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意外收獲”。

筆者有位研究宏觀財稅和貨幣流動的朋友，在“解放日關稅”發布后就評論道：“短短幾天，美國股市幾萬億、幾萬億的暴跌，蒸發了許多資產，何必如此大動干戈，還不如直接向美股巨頭加稅”。然而事實上是，特朗普政府如此創收，一方面是即將到期的大量美債，另一個方面則是其兌現政治承諾，進行減稅的政治意圖。筆者這位朋友是財政和貨幣金融機制的研究者，對政治情況不夠通透。

其實早在特朗普1.0政府下臺、拜登政府上臺伊始，拜登的財政部長、著名勞動經濟學家耶倫就針對美國的聯邦財稅問題提出過“全球最低稅率”計劃，思路是意圖借助美國的長臂管轄法制和法治實施能力，對全球如開曼群島之類的避稅天堂進行打擊，通過大幅度消除避稅情況，鼓勵總部注冊回流，大幅提升企業的避稅成本，促進企業特別是美國科技巨頭將其利潤，從境外的避稅天堂轉移回美國國內，提升美國的聯邦財政收入。

當時預計設立最低15%的全球最低稅率，這一思路，可謂是意圖構建“全球統一市場”，而一旦實現這一意圖，就必然產生掌握全球化權力的實體，在差序化的地理空間上受益最多的現實情況（以我國國內來看，就是哪里離政策近，哪里就會繁榮，首都、省會、州府等）。

這一政策的失敗是因為，全球化下避稅天堂對主權國家（包括美中歐主要經濟體）財稅利益的侵占，只是表象，更深層次的問題依然是全球化下的三個不平衡問題：主權經濟體之間的不平衡（中和美，中美和歐洲、俄羅斯、及其他發展緩慢的經濟體，中美和避稅天堂等）；行業間的不平衡（科技巨頭和傳統行業，這表現在利潤分配、股票市值估值、政治影響、社會觀感、文化塑造和模因產生）；行業內部，技術專家、創始人、高級管理者和普通員工之間的地位、保障、分配和話語權不平衡。（以上參見舊文《”》）

避稅天堂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滿足頂層對權益分配的需要，并非是科技巨頭一個“法人機構”，自己吃掉了利潤，或者說避稅天堂“奪占了本屬于美國人的稅”，這是頂層分吃蛋糕的具體工具，無論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還是冰島或愛爾蘭，僅僅只是工具、通道。

筆者認為，在本輪全球化（1980年代至今）中，無論是從國際影響力還是國際貿易占比、跨國企業經營中的投資和收益來看，美國和中國是受益最大的兩個國家，甚至美國要更多。前段時間特朗普所謂的“解放日關稅”發布后，越南被重點針對，而股票市值跌去最多的，是美資跨國企業耐克。很顯然，在全球化中，絕不是全球南方國家、中國因產業投資產業發展單方面受益，發達國家因產業流出而單方面受損的過程。

但所不同的是，中國從全球化、從跨國企業商業活動中所獲取的收益，在分配方面較（美國）為公平，將大量的收益投入到了產業建設和城市、社會乃至國家發展層面，國內市場規模越做越大、市場韌性越來越強；而美國將收益最大限度對個人進行了分派，無人維護的國內市場，缺乏投資的國內基礎設施，最后反而讓國內市場越做越小，市場無法反哺社會，社會朝向失能和政治衰朽一路狂奔。這是典型的公地悲劇，但提出公地悲劇理論的美國學術界，也只好視而不見。

全球最低稅率，這一“高屋建瓴”的改革理想，最終無疾而終，甚至都沒有進行過真正的推廣和測試，便束之高閣，只能淪為“經濟學家耶倫”的又一理論研究成果。耶倫進行單純的理論研究時，可以進行盡量客觀的科學研究；然而當她本人作為經濟學家、學派代表、和財政部長工作時，就必須和“建制派”、既得利益群體妥協，甚至她自己一場演講數十萬，作為教授作為專家的收入不菲，而這些收入，又和上文所述的“三大不平衡”息息相關。本質上，她順從著自己的利益。

再繼續深入拆解，美國運行成本高企，是整個社會充斥著各種“租”所導致的，而這些“租”如果簡單當做“百萬曹公衣食所系”就有些片面；它的另一面，是金融化和產權，是方方面面的環節進行了產權確權，而產權進行了資產化和金融化的結果。

原本政治權力是規范市場運行的，當某一部分成本過高、顯失公平的時候，“看得見的手”、“有為政府”應該及時介入，糾正其濫用市場支配性地位、利潤率畸高的情況。但如果這個環節已經進行了產權明確呢？如果這部分產權已經抵押和資產化、ABS呢？如果抵押和資產化的有價證券已經變成了國家金融市場的底層，所謂的安全抵押物和信貸派生的錨呢？這問題，比2021年中國房地產問題還要棘手的多（刺破泡沫，則必然導致金融危機，結果我們今天也看到了；不刺破泡沫，那么最好的情況也是社會運行成本高企，房價越來越貴，民怨沸騰）。

而歷史的長河里記下來的，是2021年夏秋之際，中國以絕大的政治勇氣與擔當，以三道紅線刺破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以及隨后接下來3年里持續的危機，乃至到今年仍然需要不斷的化債、化債，要進行12萬億人民幣規模的國債置換。而大洋彼岸，其聯邦國債規模已經達到了36萬億美元，筆者不知道，大洋彼岸要用什么辦法來走出這樣的困境。

或許，特朗普政府是對的，因為只有不斷用短期注意力問題讓輿論無從思考，才能安全渡過他這4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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