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份、城市間的你追我趕，本就是經濟發展的常態。沒有哪個地區能夠永遠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起伏波動實屬正常。

撰文丨熊志

浙江追趕山東，經濟第三大省的寶座即將易主？

近期，各省份一季度GDP數據陸續公布。江蘇逼近廣東，向經濟第一大省發起沖刺的同時，山東和浙江的競爭，也多出了一些懸念——一季度山東GDP為23466億元，浙江為22300億元，差距只有千億元左右。

山東與浙江的角力，不僅是發展模式層面的比拼，更深層次上，也映射出南北方經濟生態格局的較量。

面對步步緊逼的浙江，作為北方經濟“領頭羊”的山東，該如何發力守擂？北方地區又能從浙江的發展經驗中學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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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據上來看，浙江和山東的差距，在今年一季度史無前例地縮小。

山東是北方經濟第一大省，在很長一段時間，它的GDP體量，甚至和江蘇不相上下，是經濟第二大省的有力競爭者。如2000年，江蘇的GDP為8553.7億元，山東為8278.1億元，而彼時的浙江，只有6164.8億元。

改革開放掀起市場化浪潮，東南沿海地區接入全球分工版圖，迎來快速發展，浙江進入一路狂飆的追趕模式。

2015年前后，浙江和山東的差距，還維持在1.1萬億元左右，到了2024年，二者的差距縮小到只有8000億上下。

2025年一季度，山東和浙江GDP增速都是6.0%，GDP總量則進一步趨近，縮小到1000億元左右。當然，一季度的數據不能反映全年的情況，有的省份會在下半年集中發力，不過，這也是近年來二者差距最小的一次，也是浙江最逼近GDP第三的一次。

作為市場化程度高、民營經濟活力旺盛的沿海大省，浙江的發展潛力遠不只體現在GDP的單一層面。

比如在財政收入指標上，2024年浙江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8706億元，而山東為7711.5億元，低于浙江。人均GDP指標，浙江也要遠遠領先山東，民富程度更高。

匯集的資金總量，也即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浙江為229502億元，也遠高于山東的173826.6億元；上市公司數量，浙江同樣是斷層式地領先山東。

如果浙江能夠延續近年來的增長勢頭，未來幾年，有望成功反超山東，坐上GDP第三大省的寶座，進一步改寫南北競爭的區域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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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是人口大省，常住人口數多達1億；同時也是工業制造業大省，是全國唯一一個擁有41個工業大類的省份。

它不僅盛產櫻桃、蘋果和挖掘機，還擁有眾多知名的魯企品牌，如家電領域的海爾、海信，食品飲料領域的青島啤酒、魯花，紡織服裝領域的魏橋，重工領域的中國重汽、濰柴動力等等。

資源稟賦優良、工業基礎深厚的山東，為何相對浙江的領先優勢不斷縮小？事實上，二者的追趕較量背后，隱藏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深層脈絡。

今天的浙江，已然是富庶之地，但實際上，它的先天基礎條件并不好。

一來，浙江“缺煤少鐵無油”，沒有良好的自然資源稟賦，缺乏支撐傳統重工業發展的關鍵資源。二來，改革開放之初，浙江也不是國家戰略的重點傾斜之地。

對此，學者卓勇良曾在一份名為《浙江民營經濟的突破與展望》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浙江原來受國營工業薄弱的制約，全省國營工業產值僅列全國各省份第18位（1978年）；并且，“浙江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遲至1982年8月后才全面放開，是全國倒數第2個省份”。

然而，也正是因為缺少資源，浙江沒有像山東那樣，走上資源型產業的發展道路，形成路徑依賴；缺少政策特殊優待，國有經濟相對薄弱，計劃經濟的束縛更小，這使得它在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上，遇到的阻力更小，民營經濟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浙江人敢闖敢干，從走街串巷“雞毛換糖”起步，到締造出“世界超市”的義烏模式；從家庭作坊里白手起家，到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溫州模式，這些輝煌成就背后，都是民間經濟活力的寫照。

2024年，浙江全年的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67.4%，遠高于山東50%左右的比例。

浙江不像山東那樣，有“山河號”、“引力一號”等諸多大國重器，但這里有千千萬萬的小商品。它們背后的民營企業，對市場高度敏感，能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跟上創新發展的潮流。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浙江不僅能孵化出阿里巴巴這樣的頭部民企，還能夠涌現出DeepSeek等現象級的人工智能企業，提前占領前沿產業的創新高地。

所以，浙江的快速追趕，無非是順應了經濟轉型升級的深層邏輯——堅定邁向市場經濟的廣闊天地，擺脫對資源型產業與國有經濟的過度依賴，讓民營經濟茁壯成長。

03

在產業結構上，山東有著“大象經濟”的特征，“傳統產業占工業總量的70%，重化工業占傳統產業的70%”。

作為北方經濟第一大省，山東的發展模式，是我國北方地區的一個代表——資源型和重化工產業占比重大，而資源產業關乎國家經濟命脈，且投資大、周期長，往往是由國企主導經營，這又導致國有經濟占比較高。

然而，一個地區的資源總量終歸是有限的。當國有經濟占據過多資源時，民營企業可獲取的資源空間便會被大幅壓縮，發展機遇也隨之受限。

此外，國有經濟的資源調配方式多依托行政指令，這種模式使得地方政府部門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的敏銳度，相較于南方省份顯得有些不足。

近年來，南北經濟差距受到廣泛關注。GDP二十強榜單中，北方城市只剩下北京、天津、青島、鄭州和濟南五個。如今，浙江迅速逼近山東，是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的一個縮影。

當然，我們沒必要唱衰北方，或者對山東的經濟前景持悲觀態度。

山東有著良好的資源與產業基礎，地理位置優越且交通網絡發達，近年來更是在技術創新與研發投入上持續發力。浙江想要輕松實現對山東的趕超，絕非易事。

再者，就算浙江未來成功突圍，拿下經濟第三大省的寶座，省份、城市間的你追我趕，本就是經濟發展的常態。沒有哪個地區能夠永遠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起伏波動實屬正常。

只不過對山東、對北方省份而言，面對浙江模式的強勁勢頭，應該意識到一點——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推進市場化改革，發展民營經濟的步伐，應該邁得更堅定一點。

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創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地方政府能做到“無為而治”“放水養魚”，經濟才會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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