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促進知識產權轉移轉化、促進知識產權運營，最為根本的是保障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安全與降低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成本，通過知識產權經濟調節解決不完全信息問題。專利非實施實體自誕生以來，始終處于法律與商業討論的漩渦之中，同時通過對知識產權流轉的深層影響，逐漸顯露出不可替代的價值?？v觀發明投資理論的演進軌跡，專利非實施實體的法律角色呈現出鮮明的辯證特征，既是傳統知識產權制度的挑戰者，又是現代創新經濟的建構者；既是資本逐利性的物質載體，又是技術擴散的法治化通道。其通過市場機制填補法律制度的適應性缺口，在維護交易安全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面發揮其獨特的積極作用，這種價值實現不僅體現在具體的經濟指標提升，也可從技術保護的防御性工具轉變為創新驅動的生產性資本。在數字技術重構全球產業格局的當下，深入理解專利非實施實體在發明投資理論中的體現、回歸專利非實施實體的本質特征，有利于超越“遏制”或“放縱”的簡單政策選擇，真正釋放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賦能潛力。
關鍵詞：專利非實施實體 知識產權運營 交易安全 交易成本 發明投資理論
知識產權作為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核心生產要素，其流轉效率與價值實現直接決定了創新生態的活力?！兑晃淖x懂NPE：含義如何、從何而來、如何理解？》一文分析了（英文全稱為Non-Practicing Entity，簡稱為NPE）的基本含義，以及如何理解NPE的作用，認為NPE自出現以來，始終處于法律與商業討論的漩渦之中，同時通過對知識產權流轉的深層影響，逐漸顯露出不可替代的價值。而本文以“為發明投資”的邏輯框架為起點，通過建構知識產權流轉的循環模型，剖析NPE在知識產權全鏈條中的作用，最終揭示其在保障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安全與降低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成本雙重價值。
一、發明投資理論的知識產權流動框架
第一，發明投資理論的總體背景：技術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關鍵力量，技術創新需要投資支持，發明投資理論應運而生。專利權的本質是法律對創新技術成果賦予的排他性權利，核心功能在于通過確定專利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進而激勵創新并促進技術擴散。然而，這一制度設計自誕生之初便隱含著深刻的矛盾，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專利權體現于不允許他人擅自使用專利，滿足專利權人通過法定的“壟斷權利”回收高昂的研發成本；另一方面，社會公共利益對技術成果也提出了要求，即盡可能使技術得以廣泛傳播，進而推動產業創新的整體進步。在知識經濟時代，創新已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關鍵力量，而技術創新尤其需要金融支持，特別是在技術周期縮短導致創新風險增加的情況下。[1]創新過程自身是不穩定且不確定的，然而此類不確定性與風險還是不同的，研發過程中人們既不清楚成功的概率，甚至不能準確預測創新結果的形式[2]，主要來源于信息缺失或認知的局限，而風險性則側重于能夠識別潛在問題但無法完全規避的情況。
以自動駕駛汽車為例，1925年美國最早的自動駕駛汽車由Houdina無線電控制公司的創始人工程師Francis Houdina在紐約市的百老匯實現，被稱為美國奇跡。1960年左右，受到美國科研風潮的影響，日本國立先進工業科學技術研究所開始研究自動駕駛，當時的人們思路依舊是在行駛路線上鋪設感應電纜，通過有線鏈接的方式傳輸信號。時間到了2009年，谷歌啟動“自動駕駛項目”，百度Apollo計劃也于不久后的2013年開始布局，全球關于自動駕駛汽車的研究達到高潮，以至于到今天都是業界和社會公眾高度關注的熱門話題。1925年的人們很難想到現在的技術方案，例如ADS雷達+攝像頭的多傳感器融合路線、FSD視覺解決方案等，而且無法規避技術風險，如有線感應技術的成本波動等。
從投資者和融資者的角度而言，往往需要通過投資才能夠了解技術方案的潛力，該金融約束實質上增加了技術發展的多樣性和可能性。然而極端不確定的投資挑戰也會因創新過程的收益偏斜而變得更為復雜[3]。因此，對于項目的評估和創新投資的發展方向，需要借助專業的評估機構或技術中介的專業化服務。如知識產權機構Ocean Tomo在Nortel Networks EMEA債權人估值分配項目中，為各業務線一起出售的專利和其他知識產權作為第三方進行獨立估值，評估分析專利預期收入，分析各債務人對應的發明和財務貢獻，對其獨家許可的相對價值進行評估，促成雙方協商，最終實現的知識產權流動收益超過70億美元[4]。
第二，發明投資理論的基礎：知識產權財產權本質屬性的理解。發明投資理論根基可追溯至知識產權的財產權本質。根據Blackstone的絕對財產權理論[5]，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財產權同樣具備排他、使用、處分、收益四大權能。然而，基于傳統的民事法律框架的理解，應該將專利權的價值實現綁定于實施行為之上，畢竟要先“做蛋糕”，才能“分蛋糕”，這一觀點也不無道理，但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大量不具備實施條件或不適宜實施的主體的創新成果陷入空置的困境，空有專利而無法變現。NPE的出現實質上是民事法律中財產權理論的突破，通過剝離專利權的實施權與收益權，構建起權利持有到價值轉化的橋梁，單獨做一塊技術價值轉化的“蛋糕”。這一分離并非對專利權利完整性的破壞，而是將專利權的財產屬性獨立顯化，不能與著作權與鄰接權的類型進行簡單類比。
在資本循環層面，傳統風險投資依賴于企業股權的增值獲取高額回報，其退出機制受限于技術商業化周期，也即傳統風投要看準企業身價漲幅，簡單類比就像投資性房地產，投資人的獲利往往依賴房價上漲。具體而言，NPE從研發主體處收購專利時，一般會通過設立瑕疵擔保條款與收益分成協議，將技術的不確定性內部化自身風險。瑕疵擔保條款以合同形式保證專利權的法律有效性，降低NPE的后顧之憂，而收益分成協議則將許可費與專利實際使用情況動態綁定，減輕投資者評估具體技術前景的負擔。
從交易成本理論審視，專利交易面臨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尋匹配成本、議價簽約成本、監督和執行的成本等等。在分散化的雙邊交易模式下，這些成本往往超過交易收益，導致市場失靈。NPE通過規?；膶＠酆吓c標準化的許可協議，將大量離散交易整合為系統化的權利流通網絡，在技術交易中承擔著中介的角色，一邊為賣方提供搜尋客戶，一邊分析買方的實際需求，提供專業化服務，尋求賣家，促成交易。
第三，發明投資理論的總體含義：對發明投資指的是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的過程，它涵蓋了從基礎研究到產品開發、市場推廣等創新鏈各個環節的資金籌集、分配和使用。創新活動要想持續發展，并進一步擴張，一定離不開有效的資金支持，而傳統融資模式難以有效支持知識產權價值轉化，這種矛盾更體現了發明投資理論的重要價值，即通過制度層面的設計與創新，將靜態的知識產權轉化為流動中的資本，重構創新價值鏈的資金循環機制。NPE作為這一模式的重要載體，既非單純的專利聚合者，亦非輿論標簽化的專利流氓，而是扮演著知識產權資本化進程中的中介角色，其存在本質上是法律對市場需求的回應，通過專業化運營填補創新成果的法律排他性與經濟流動性之間的隔閡，從而得以實現知識產權制度激勵功能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平衡。
縱觀發明投資理論的演進軌跡，NPE的法律角色呈現出鮮明的辯證特征，既是傳統知識產權制度的挑戰者，又是現代創新經濟的建構者；既是資本逐利性的物質載體，又是技術擴散的法治化通道。在數字技術重構全球產業格局的當下，深入理解NPE在發明投資理論中的體現、回歸NPE的本質特征，有利于超越“遏制”或“放縱”的簡單政策選擇，真正釋放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賦能潛力。
二、NPE在知識產權流轉環節中的作用
知識產權流轉循環既體現出一定的線性流程，又體現出動態平衡的復雜性，通常表現為權利生成與確權、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知識產權交易、知識產權實施、爭議解決、權利終止組成的鏈路。這套機制的核心在于讓法律規則和市場力量形成合力，協同作用，將專利權轉化為可流動的創新資本，并在這個過程中實現技術擴散、合理進行風險分配與提升價值的有機統一。NPE作為這個系統中鏈接各方的重要樞紐，既不像傳統企業那樣直接行使專利權利，也不只是單純管理資本運作，而是通過法律關系的重構與交易結構的創新，在專利的誕生、確權、流通、實施等環節中承擔起系統潤滑與價值催化的功能，NPE在此期間搭建的便是排他性權利設定與流動性價值實現之間的橋梁。
知識產權流轉體系的動態循環表現為權利生成與確權、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知識產權交易、知識產權實施、爭議解決、權利終止組成的鏈路。NPE作為區別于傳統產業實體的特殊權利主體，其運行邏輯滲透于每個流轉節點，既推動著知識產權的市場化配置，也重構著法權關系的傳統邊界。
第一，NPE在權利生成與權利歸屬環節的作用：權屬界定的中樞。自然權利理論將專利視為發明人智力勞動的自然延伸，而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講，需要進一步強調專利制度的工具性價值。以大學和科研院所技術轉移機構為代表的NPE，通過預確權機制將專利申請時點前移至科研立項階段，也即在立項和研發階段就對可能的知識成果進行明確的約定，將權利生成前置化。在Stanford v. Roche案[6]中，斯坦福大學稱Roche侵犯了其HIV檢測試劑盒專利，這一案件源于斯坦福大學雇用的一名研究員，該研究員被他的導師安排在研究公司Cetus工作。該研究員首先與斯坦福大學簽訂協議，將他在斯坦福大學工作期間產生的“權利、所有權和利益”發明轉讓給斯坦福大學，隨后又在Cetus簽署了一份類似的協議。隨后Roche收購了Cetus的PCR相關資產，并利用該技術商業化生產HIV檢測試劑盒。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作出判決，認為研究員與Cetus的協議將其權利有效轉讓給了Cetus，之后隨收購行為轉移給Roche，并未否認Roche在該發明中的所有權權益。承包商們（contractors）通常自其員工和資助的機構獲得任務，通過有效的任務，資助發明落地。聯邦巡回法院最終依據《拜杜法案》確立的發明人優先原則，承認了NPE在職務發明權屬界定中的樞紐作用。
第二，NPE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環節的作用：市場定價機制。一般而言，價值評估需要建立在實施的基礎之上，出于思維慣性，市場傾向于預設專利價值只能或主要源于實施主體的生產實施活動。NPE的估值模型傾向于評估預期價值。NPE通過組建專利交易指數等金融工具，使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從個案判斷轉向市場定價機制。在Qimonda破產案件[7]中，涉案公司是一個涉及德國半導體公司，于2009年申請破產，其專利組合構成破產清算中的重要資產。該案件中，Qimonda的專利組合包括約12000項專利，其中至少4000項是美國專利。在NPE收購Qimonda專利組合的過程中，所進行的專利價值評估是確定交易價格的基礎。NPE需要對專利的技術先進性、市場應用前景、法律穩定性等方面進行全面評估，以確保以合理的價格收購專利，實現雙方的利益平衡。同時，在公司破產、專利價值在破產程序中實現后，NPE還可以繼續通過專利許可等方式繼續盤活專利。
第三，NPE在知識產權交易環節的作用：將分散的專利加以聚合、形成面向全行業的許可方案。NPE通過收購、整合和再許可專利，使得原本可能被閑置或低估的專利重新進入市場，提升專利市場流動性。許多專利權人，如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小型創新企業，往往缺乏將專利技術商業化的專業能力和資源，甚至動機，導致大量專利無法有效轉化為經濟價值，極大地打擊了高校及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進而嚴重阻礙了創新的步伐。除此之外，國內出于專利和知識產權成果對于職稱認定、學位授予的關聯評價，大量專利在獲得授權的第二年就停繳年費，表面上確實能夠固定高校斥巨資生成的知識成果，但本質上這些專利還是處于失效的狀態，無法進行有效的市場應用和排他性對抗，這些專利從申請之初就沒有被賦予“賺錢的期許”，科研人員評完職稱，學生畢了業，這個專利就無所謂了，很難會有主體主動去維護此類知識產權。
而在這種情況下，NPE可以憑借其專業的知識產權運營團隊和豐富的市場經驗，能夠精準發現潛在高價值專利，并通過合理的評估和交易，將其引入市場，促進技術的流動和擴散。針對小企業和個體發明人而言，NPE通過購買其專利或提供許可機會，使其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從而激勵進一步的創新活動。NPE向小企業和個體發明人收購專利的行為，某種程度上為其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使得這些創新主體能夠更加專注于技術研發和創新，而不必過于擔憂專利的商業化問題[8]。對于高校和科研人員而言，NPE能夠識別專利的價值，通過專利交易，得以進一步促成科研活動。國內有許多高校都制定了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的獎勵，在各大高校官網也能夠快速查詢到現金獎勵、榮譽獎項的信息公示。高?？蒲腥藛T或研究生，可能受限于工作和學習的性質不方便實施這些專利，但NPE可以借助其特性，推進交易進行，客觀上可以有效提高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專利池作為NPE中的一種形式，通過集合分散的專利資源、優化許可機制和平衡市場競爭，成為推動技術流轉與產業協同。與傳統產業實體的區別在于，專利池的運營者并不直接從事技術產品的生產制造，而是專注于專利資產的整合與交易。專利池管理機構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平臺，將分散于不同權利人的標準必要專利進行聚合，形成面向全行業的許可方案，起到“超市”的作用，把各類貨品集中到一個地方，方便顧客購買，這一特性對市場主體知識產權交易起到了顯著的積極作用。
第四，NPE在知識產權實施環節的作用：市場化的專利運營機制降低交易成本。傳統實施權被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權利，但NPE通過權利束分解創造出更加詳盡的細分市場。NPE通常將其專利組合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許可，以簡化許可流程和提高許可收入。同時，在技術實施層面，NPE通過市場化的專利運營機制顯著提升了技術流轉效率。大量由中小企業、獨立發明人或科研機構持有的高質量專利，常因權利人缺乏商業化能力或談判資源而處于休眠狀態。NPE通過專業化運作收購此類專利并投入許可市場，實質上構建了技術供需之間的制度性橋梁。
第五，NPE在知識產權爭議解決環節的作用：系統性治理機制和預防性合規激勵。如果深入剖析專利制度的內在邏輯與爭議解決機制的運行規律，可以得出，NPE活動客觀上對爭議的高效化解、法律規則的動態調適以及利益平衡的實現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這種作用源于專利權作為排他性財產權的法律屬性，通過訴訟與談判的相互作用，推動爭議解決從零散對抗轉變為系統化治理，最終服務于知識產權制度維護創新秩序的核心目標。同時，NPE的爭議解決活動還提高了市場主體的風險預期，從而形成預防性合規激勵。當企業意識到潛在侵權可能招致NPE的高成本訴訟時，便會主動建立起企業內部的專利風險防控體系，采取包括開展自由實施調查（FTO）、提前進行技術規避設計或尋求專利許可等措施。這種風險意識的覺醒，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自我調節機制，效果遠超被動的事后救濟。由此產生的威懾效應并非簡單以訴促和，而是通過法律風險定價重新引導市場主體的行為模式，提高企業未妥善技術布局的風險成本，使爭議解決從個案對抗升維為系統性風險治理。
綜上所述，NPE在知識產權全流程中的法律角色呈現出鮮明的特征，并非簡單介入某個具體環節，而是通過深度參與知識產權全流程運作，使其突破傳統制度的阻力，將知識產權從對抗性權利轉化為合作性資本，在排他性與流動性之間建立起動態平衡的法律通道。
三、交易安全與成本控制：NPE價值體現
知識產權的制度既要維護權利人的排他性利益以激勵創新，又要促進技術成果的社會化流動。在數字經濟時代，技術迭代速度的加快使專利權的經濟生命周期大幅縮短，而全球化競爭格局又要求創新要素的高效配置。NPE正是這種制度矛盾催生的適應性機制，其根本價值不必然在于是否直接參與技術實施，而在于通過專業化運作重構知識產權的價值實現路徑。
一方面，保障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安全。在知識產權流轉過程中，交易安全是維系市場信用的核心要素，本質上是法律對交易主體權益的確定性保障與風險控制機制的有效性建構。NPE作為專業化的知識產權運營實體，通過市場化手段與法律規則的深度融合，在確權保障、風險分散、交易標準化等維度形成獨特功能，使知識產權流轉的安全性與效率得到大幅提升。這種作用的實現，一方面源于NPE依賴交易安全的穩定性進一步實現資產增值的需求，另一方面，NPE的專業化運營也可以反向推動交易規則的精細化發展，以交易數量和頻次促進高質量發展，形成市場與法律的雙向強化機制。
傳統知識產權交易的個性化談判模式雖尊重契約自由，但合同條款的任意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履約的不確定性，進而威脅交易安全。在交易結構設計上，NPE發展出分階段支付、收益權證券化、反向許可等交易模式。比如，在專利證券化交易中，NPE可以將專利許可收益拆分為標準化金融產品，通過信托架構實現風險隔離，拓寬融資渠道，通過金融監管規則的外部約束增強交易透明度。在合同條款層面，NPE主導形成的許可協議范本可能進一步成為行業慣例，為業界提供更為專業的范本，如明確界定許可范圍、設置自動終止條款、引入第三方爭議解決機制等。NPE在保障知識產權流轉交易安全中的積極作用，揭示了現代知識產權制度中市場力量與法律規則深度結合的治理模式，通過專業化運營將法律文本中的抽象原則轉化為可操作的交易規則，在確權、定價、交易等環節構建起多層次的安全保障網絡。這一保障機制并非單純依賴法律強制力，而是通過市場主體的經濟交易過程中的理性而自發形成安全秩序，降低個體交易風險。在此過程中，NPE所扮演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普通的市場參與者。這種治理模式的深層價值在于，知識產權交易安全的終極目標恰是市場力量與法律規則在相互作用中達致的制度均衡。
另一方面，降低知識產權流轉的交易成本。在知識產權流轉領域，高昂的交易成本始終是制約技術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障礙之一。這種成本不僅體現為顯性的貨幣支出，更包含知識產權盡職調查、檢索分析、交易談判、風險防控等隱性消耗。NPE通過專業化分工與市場化機制的深度介入，優化知識產權交易，進而系統化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NPE利用既有法律框架構建高效交易方式，另一方面，其商業實踐又反向推動法律規則的適應性調整，形成成本優化的動態循環系統。
專利組合的構建和組合許可，可以在知識產權交易過程中形成比較優勢，降低專利交易的成本。同時，NPE為專利持有者和企業家提供了退出機會，使其能夠縮短研發再投入的周期，從而促進專業化研究進展。專利持有者或者企業可能沒有足夠的能力或者動機進行技術許可、技術商業轉化等行為，NPE為此提供了額外的退出機會，可以使他們專注于具有比較優勢的研發環節。[9]在技術供給側，NPE對分散專利的集中收購實質上建立了技術資源倉庫，買方可通過單一接口訪問跨領域技術資產，搜尋成本較傳統模式有所下降。在需求側，NPE通過數據分析預判產業技術趨勢，主動將沉睡專利與新興市場需求對接，使技術流轉從被動響應升級為主動引導。
綜上所述，回望知識產權演進史，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都伴隨著制度形態的深刻變革。NPE的興起延續了這一歷史邏輯，通過市場機制填補法律制度的適應性缺口，在維護交易安全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面發揮其獨特的積極作用。這種價值實現不僅體現在具體的經濟指標提升，也可從技術保護的防御性工具轉變為創新驅動的生產性資本。專利非實施實體在我國的格局正從粗放式運營向專業化、合規化轉型，法律風險與市場爭議將通過制度完善、運營模式創新以及行業自律有所化解。未來，NPE若能深度融合產業需求，推動高價值專利轉化，有望進一步成為中國創新生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我們將在系列文章的下一篇深入分析NPE的運行模式，對NPE進行分類，論證這些類型的NPE是如何在推動創新、促進技術要素的轉化和流通中發揮作用。
注釋：
[1] See Yan Li, Yiren Zhang, Jian Hu, Zeyu Wang, Insight into the nexus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with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Volume 93, Part A, 2024, Pages 700-719.
[2] Knight, F.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3] Scherer, F.M., & Harhoff, D. (2000). Technology policy for a world of skew-distributed outcomes. Research Policy, 29(4–5), 559-566.
[4] Ocean Tomo, Featured Engagement, https://oceantomo.com/featured-engagements/.
[5] 王鐵雄：《布萊克斯通與美國財產法個人絕對財產權觀》，載《比較法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3-143頁。
[6]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 v. Roche Molecular Systems, Inc., 563 U.S. 776 (2011).
[7] United States Bankruptcy Court, E.D. Virginia, Alexandria Division, In re QIMONDA AG, Debtor., No. 09–14766–RGM.[8] 參見寧立志，龔濤：《專利非實施主體的價值評判與法律規制——以網絡化開放創新范式為視角》，載《知識產權》2024年第4期，第92-108頁。
[9] 魏洽，黃智明，毛昊：《NPE的創新影響:理論特征與發展實踐》，載《科學與社會》 2024年第1期，第125-147頁。
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
作者：張鵬 王博琳 鄭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