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娜娜以其鮮明的愛國立場在娛樂圈中獨樹一幟。

她多次在敏感時期發表愛國言論，如在臺灣綠媒質疑其立場時，同步在微博及外網平臺發布“我是中國人”的聲明，形成內外呼應的傳播矩陣，打破部分藝人“內外有別”的策略，被網友稱為“愛國三件套”標準模板。

在“新疆棉事件”中，她成為首位在外網公開支持新疆棉的臺灣藝人，并參與央視《我的祖國》演唱，將個人立場與官方敘事深度綁定。

此外，她還連續多年在國慶、國家公祭日等重要節點轉發愛國微博，在法國工廠組織升國旗儀式，將愛國行為轉化為可視化的文化符號。

在官方活動方面，歐陽娜娜也積極參與。

自2020年起，她頻繁亮相央視中秋晚會、國慶晚會，演唱《我的祖國》《我和我的祖國》等主旋律歌曲，其表演片段多次被官媒作為“兩岸一家親”的典型案例傳播。

2025年，她被聘為江西吉安“文化旅游大使”，通過探訪祖籍地、參與紅色文旅宣傳片拍攝，將個人血緣與家國情懷深度融合。

同時，她還在個人音樂會中融入《黃河頌》等經典曲目，將大提琴演奏升華為“文化統戰”載體，被國臺辦評價為“青年文化交流典范”。

面對臺當局的壓力，歐陽娜娜展現了遠超同齡藝人的政治韌性。

其父歐陽龍作為國民黨發言人，提供“九二共識”框架下的合法性背書。

當臺當局以“配合大陸統戰”為由調查時，歐陽家族選擇“冷處理”，既不激化矛盾也不妥協，使綠營的“政治表演”淪為輿論笑柄。

她還巧妙選擇非官方身份（如文化推廣者而非公職人員），在兩岸法律模糊地帶實現安全著陸。

同時，她通過持續曝光大陸公益活動，如探訪希望小學、參與救災捐助，將臺當局的“打壓敘事”轉化為“正能量傳播”，反向提升其在大陸市場的公眾形象。

盡管歐陽娜娜的愛國路徑獲得了官方認可，但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她主推的“nabi”品牌因高價低質被批“割韭菜”，藝術展也被指“形式大于內容”，導致愛國標簽反而加劇了公眾對“功利性”的質疑。

此外，她從柯蒂斯音樂學院輟學投身娛樂圈，演技長期遭詬病，被批評“愛國營銷掩蓋實力短板”。

不過，她也開創了Z世代藝人“主動型愛國營銷”模式，帶動陳立農、汪東城等臺灣藝人跟進表態，形成群體效應。

歐陽娜娜的案例折射出兩岸關系特殊背景下藝人的生存法則。

對大陸市場，她以“高純度愛國”換取主流資源，成為官方敘事的“青年代言人”；

對臺灣當局，她利用家族背景與法律漏洞，將政治打壓轉化為流量紅利；

對行業生態，她證明“愛國”可以成為商業IP，但也警示過度營銷可能反噬藝術生命。

當臺媒追問“是否后悔表態”時，她回應：

“我的根在江西，我的舞臺在中國?！?/p>

這句話，或許正是新一代臺灣藝人在歷史夾縫中尋位的終極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