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累生成的“只許州官放火”

來源：《羊城晚報》2025年5月2日文史哲版

文 / 王瑞來

（作者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歷史學博士。現為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并執教于早稻田大學；國內擔任四川大學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浙江大學兼職教授等，研究方向為以宋代為主的歷史學與文獻學。）

俗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人盡皆知。

百度百科解釋這一俗語說：“允許當官的放火胡作非為，不允許老百姓點燈照明。比喻統治者能夠胡作非為，老百姓的正當言行卻受到種種限制。現比喻只許自己任意而為，不許他人有正當的權利。”

在這一解釋之前，百度百科還講述了一段典故：

北宋時，有個州的太守名叫田登，為人專制蠻橫，因為他的名字里有個“登”字，所以不許州內的百姓在談話時說到任何一個與“登”字同音的字。于是，只要是與“登”字同音的，都要用其他字來代替。誰要是觸犯了他這個忌諱，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長官”的罪名，重則判刑，輕則挨板子。不少吏卒因為說到與“登”同音的字，都遭到鞭打。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節即將到來，依照以往的慣例，州城里都要放三天焰火、點三天花燈表示慶祝。州府衙門要提前貼出告示，讓老百姓到時候前來觀燈。可是這次，卻讓出告示的官員感到左右為難。怎么寫呢？用上“燈”字，要觸犯太守；不用“燈”字，意思又表達不明白。想了好久，寫告示的小官員只能把“燈”字改成“火”字。這樣，告示上就寫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告示貼出后，老百姓看了都驚吵喧鬧起來。尤其是一些外地來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還真的以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呢！大家紛紛收拾行李，爭相離開這是非之地。當地的老百姓，平時對于田登的專制蠻橫無理已經是非常不滿，這次看了官府貼出的這張告示，更是氣憤萬分，忿忿地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是什么世道!”

百度百科這段不短的文字講得繪聲繪色。其實，這是從陸游一段很短的文字演繹鋪敘而來的。

百度百科也引述了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關于這一典故的記載：“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游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比較《老學庵筆記》的記載，可以看出百度百科在鋪敘時又添加了不少原本沒有的事實。

從陸游的記載看，這個田登的確很霸道。不過，陸游的記載也有許多事實不明之處。比如這個田登是在何時何處擔任知州、這件事的后續發展又如何等等。陸游并不清楚詳細的事實，可見陸游的記載也是來自播于人口的道聽途說。

《老學庵筆記》紹興博物館 視覺中國供圖

其實，關于這一“放火”事件，可以找到比陸游更早的記載。

南宋初期流寓到南方的莊綽在《雞肋編》卷中記載：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為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為言者所攻而罷。

由這一記載可知，田登是在北宋仁宗至和年間（1054-1056）在南京應天府擔任相當于知州的留守。據這一記載講，田登是“自諱其名”，不愿意直書己名而寫成“放火”。

農歷正月元宵節期間燃點花燈供人游賞的習俗由來已久，這一活動至少到明代為止都稱作“放燈”。明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補遺就載有《元夕放燈》一條。故而“自諱其名”的田登將“放燈”寫成“放火”。大約田登作如是想：燈火燈火，燈即火也，易之亦無妨。不過，寫成“放火”，就成了縱火，就成了“殺人放火受招安”的惡行之一種。

值得注意的是，《雞肋編》的記載中并沒有像陸游所說的田登“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的惡行，并且，也沒有提到“舉州皆謂燈為火”的事實。不過，卻有“坐此為言者所攻而罷”的后續事實，就是說田登遭到臺諫的彈劾而丟了官。

那么，與《老學庵筆記》有出入的《雞肋編》的記載，是不是更為可信呢？還需要有史料實證。

中國工藝美術館春節主題展《東京夢華錄》中記錄北宋都城東京的民俗節日：正月、元旦、立春、元宵。視覺中國供圖

除了《雞肋編》，這一“放火”事件，還真的能尋覓到其他記載。北宋宰相蔡京的兒子蔡絳所撰《鐵圍山叢談》卷四載：

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綿歷中外，一日為留守南都時，郡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為“火”。忽遇上元，于是牓于通衢：“奉臺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簡。至今遺士大夫談柄，不可不知。

這是比《雞肋編》還早的記載。這條記載，不僅與《雞肋編》適成旁證，還披露了新的事實。

從這一記載看，職為集賢殿修撰的田登出身官宦世家，并且是個人品不錯的人，并沒有“自諱其名”的行為，而“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和“舉州皆謂燈為火”云云，更是事實無根，捕風捉影。不過，“依例放火三日”的告示，則為屬實。

然而，仔細閱讀這段記載，由“郡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為‘火’”一句可知，避長官名諱，以燈為火，并且在上元節張貼“放火”告示的，都是媚上的下屬行為，將“只許州官放火”的罪名扣在田登頭上，實在是冤枉。

《雞肋編》記載田登在仁宗至和年間為南京留守的時間當誤。田登擔任南京留守的事跡還見于王明清的《揮麈馀話》卷二所載，具錄如下：

宋道方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攜以就求脈。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眾。”毅叔曰：“容為診之。”既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俾眾卒負于前，增以彩釀，導引還其家。旬日后，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耳。

田登知南都。一日詞狀，忽二人扶一癃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為盜。某年日某處火燒若干家，即某為之。假此為奸，至于殺人。或有獲者，皆冤也。前后皆百余所，未嘗敗露。后來所積既多，因而成家，遂不復出。所扶之人，即其孫也。今年逾八十，自陳于垂死之際，欲得后人知之而已。”登大驚愕，命左右縛之，則已殂矣。

這兩段記載，對田登來說，都是負面事跡。傳聞之辭，須作分析，方可用之褒貶。但這兩條史料對確認田登任官的地點與時間具有重要的佐證價值。

王明清在上述兩則記載之后，都注明來自“程可久云”。可久為程迥之字。程迥，《宋史》卷四三七有傳。據《宋史》本傳，程迥就是南京應天府人。靖康之亂，舉家南遷，三十多年后，登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第。由這樣的經歷看，程迥雖為南京人，但在田登擔任南京留守時，程迥年紀尚幼，當是聞自長輩所言。對田登如何評價，另當別論，但通過程迥這個間接當事人的敘述，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田登擔任南京留守當無疑問，并且時期是在徽宗政和年間。這就說明《雞肋編》所云“至和間”不確。“至和”當為“政和”之誤。兩個時代的時間差出六七十年。

當然，田登為人或亦有可議之處。在從南京留守任上罷黜之后，田登又曾被重新起用，然而，嗣后又再次因事被罷免。這次罷免見于《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一〇記載：

（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新知河中府田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以言者論其守郡輕脫，人所嗤鄙故也。

政宣年間，也正是《鐵圍山叢談》作者蔡絳生活的時代。因此，《鐵圍山叢談》關于田登“放火”事件的記載，最為可信。其次是南宋初年成書的《雞肋編》的記載，于事實已有一定程度的偏離，把下屬的行為說成了是田登的行為。晚出的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此事，則開始變形，與事實大相徑庭。而繪聲繪色描述此事的百度百科，則近乎小說家言了。

顧頡剛先生所言“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田登“放火”亦為一證也。影像愈到后來愈清晰，故事愈到后來愈生動，然而，偏離事實亦愈遠。

千秋萬世，田登從此被惡名。從士大夫間口耳相傳，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俗語的形成，田登百口莫辯。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七十七回也用了這句俗語：“可是你‘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句妨礙的話，你就說不吉利。”

解析“放火”事件，除了歷史學的思考之外，還可以看到的是，世間惡事，多出于幫兇。上邊一盞幽燈，下邊一片火海。

不過，話說回來，因“放火”事件而形成的俗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也讓田登千古留名，這句俗語更成為后世無助的百姓發泄怨忿的現成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