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喝酒，不甚講究下酒菜。“花生就酒，越喝越有”。在眾多的下酒菜中，花生米是酒桌上的常客，如果再加一盤拍黃瓜、一碟豆板，就相當不錯的了。

但是，宋代著名詩人蘇舜欽的下酒菜，卻是一部《漢書》。他住在岳父杜衍家中，每晚讀書要飲一斗酒，卻不用下酒菜。杜衍感到很奇怪，偷偷地去張望，只聽見他在朗讀《漢書·張良傳》。當讀到張良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時，就拍案叫道：“惜乎夫子不中!”說完滿飲一大杯。岳父又聽他讀到張良與漢高祖遇見時說：“此天以臣授陛下”。他又拍案叫道：“君臣相遇，其唯如此！”說完，又滿飲一大杯。他岳父看到這種情景后大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一斗實在不算多也。”這個故事傳諸后世，“《漢書》下酒”則成了一個著名的典故。

宋代的一斗酒，是多少分量昵？據(jù)悉，宋代的一斗酒為2400毫升，約合今天的4斤8兩。這一斗酒，不是今天的53度茅臺白酒，也不是紹興加飯酒，而是低度的水酒或米酒。否則，滿飲兩大杯，就可能醉到了。

以讀書佐飲者，古人所在多有。陸游也是一邊看書，一邊飲酒。他在《雁翅峽口小酌》一詩中寫道：“歡言酌請醥，侑以案上書。雖云泊江渚，何異歸林廬。”清醥，指的是清酒，也是低度的水酒。清代著名劇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第四出《偵戲》中也寫道：“且把抄本賜教，權(quán)當《漢書》下酒罷。”由此可見，從宋代到清代，讀《漢書》下酒，已成不少讀書人的習慣。

除了讀書可做下酒物，詩畫也可以作下酒菜。明代文人沈璜在《題沈啟南奚川八景圖》詩中寫道：“奚川八景不可見，盡情斂取入畫圖。”“讀書有此下酒物，秫田可釀錢可沽。”說的是，欣賞畫圖中的奚川八景，也可以作為“下酒物”。清代文人屈大均《吊雪庵和尚》詩中，亦有“一葉《離騷》酒一杯”之句。屈大均讀“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都”兩句，飲清酒一杯，其味也無窮。清初名臣陳廷敬談到他讀唐詩下酒的情形：“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筷，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之為酒為淚也。”陳廷敬也是性情中人，讀唐詩讀到感人之處，眼淚落入酒杯，也變成了酒。

蘇舜欽飲酒讀《漢書》一事說明，作為正史的《漢書》，曾具有相當普遍的文化影響和不同尋常的文化魅力。讀《漢書》下酒，或誦詩賞畫下酒，體現(xiàn)古人文心的豪放和浪漫，或因其藝術(shù)氣氛與醇酒之香冽頗相接近。這種情趣，既是古人飲酒不忘學習的風雅表現(xiàn)，又表現(xiàn)出了古人飲酒的豪放和浪漫不肆的鋪張之風。

因為《漢書》寫得好，更有甚者，有人將它放在身邊，甚至掛在牛角上，隨時取讀。《舊唐書》記載了隋末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人物李密少年出行時，騎在牛背上閱讀《漢書》的故事。《舊唐書·李密傳》寫道，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于角上，一手捉牛，一手翻卷書讀之”。蒲韉，即用蒲草作坐墊。李密乘一黃牛，在路上和越國公楊素行路相逢，楊素見此大為驚異，乘馬追行，感嘆道：“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又問所讀何書，李密回答說：“《項羽傳》”，于是李密大受楊素器重。這一情節(jié)流傳久遠，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所作《薊門送李子德歸關(guān)中》詩中也提到此事：“常把《漢書》掛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

《漢書》能當下酒菜，又能掛牛角，因史事的驚險和敘事的魅力，使《項羽傳》和《張良傳》得以與“牛角”、“酒壺”合構(gòu)為故事的重要條件。《漢書》中《項羽傳》和《張良傳》的記述，都出自《史記》。當代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在《司馬談作史》一文中寫道：“《史記》一書，其最精彩及價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為楚、漢之際，一為武帝之世……若楚、漢之際，當為談所集材。談生文帝初葉，其時戰(zhàn)國遺黎、漢初宿將猶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為多方面之記述。此一時期史事之保存，惟談為當首功。其筆力之健，亦復(fù)震撼一世，叱咤千古。”班固寫的《漢書》，也因 “其筆力之健”， 叱咤千古。

班固編撰《漢書》，歷時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其中《漢書》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補寫而成，《漢書》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馬續(xù)補寫而成。班固編撰的《漢書》，是《史記》之后我國又一部較為完整記錄史實的著作，成為二十四史之一。《漢書》為后世了解漢史提供了重要的古籍資料，今天，我們當然不必把它當作下酒菜，但它仍值得我們認真研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