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6日的日本眾議院內閣委員會會議上，一大群國會議員們討論了一件事：如何禁止外國人跑到日本買春。

立憲民主黨眾議員山井和則在會上說：“雖然難以啟齒，但有報道稱東京被稱作‘亞洲的賣淫旅游城市’。外國男性前往東京進行性旅游的現狀可以放任不管嗎？這是關乎日本國格和日本人尊嚴的問題。”

為什么日本國會會專門開會討論這一“難以啟齒”的問題呢？

因為在最近，香港《南華早報》、美國CNN、英國BBC等國際媒體頻頻報道東京歌舞伎町等地外國人“買春游”的問題。例如，2024年11月，《南華早報》以《東京：亞洲新的性旅游之都？》為題，指出“由于日元貶值和日本經濟困境，外國男性蜂擁而至，尋求低成本的性服務”。這些報道中，歌舞伎町大久保公園周邊被描述為“賣春圣地”，年輕女性在街頭公開招攬外國游客，部分人甚至坦言“一天接客5至10人，半數為外國人”。

為何東京會被如此描述？首先，日元持續貶值是重要推手。2022年以來，日元對美元匯率一度跌至歷史低點，外國游客在日本的消費成本大幅降低。性服務的價格對外國人而言變得“親民”，這無疑吸引了部分尋求“性旅游”的人群。

其次，日本性產業的“隱性合法”狀態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賣春防止法》（1956年制定）明文禁止“以金錢為代價與不特定對象發生性行為”，但該法律對賣春行為本身并無直接處罰，僅針對勧誘（招攬）、周旋（中介）、場所提供等周邊行為施加刑罰。這使得性產業在“灰色地帶”蓬勃發展，諸如“Soapland”（泡泡浴）等場所通過提供“非性交服務”規避法律監管。

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的“風俗文化”的盛行，也在無形中為“買春都市”標簽提供了土壤。江戶時代以來，日本的“游廓”文化便以合法形式存在，現代的性產業不過是其延續。盡管《賣春防止法》廢除了“紅線”制度，但“風俗營業法”仍允許特定形式的性服務存在。這種文化背景使得性產業在日本社會中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也讓外國游客誤以為“性交易在日本合法”。

此外，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也不可忽視。TikTok、X等平臺上，歌舞伎町被包裝成“夜生活天堂”，吸引了大量外國游客。一些帖子甚至明示“東京的性服務如何價廉物美”，這進一步放大了“買春都市”的印象。

然而，這種標簽并非全然客觀。

外國媒體的報道往往帶有獵奇色彩，傾向于放大負面現象，而忽略日本社會的復雜性。例如，許多從事賣春的女性并非單純出于經濟貧困，而是受到惡質ホストクラブ（男性陪酒俱樂部）高額債務的壓迫，或為追星、購買奢侈品等目的而“自愿”從事此類活動。

男性陪酒俱樂部通過“戀愛洗腦”誘導年輕女性背負高額債務，迫使其從事賣春以償還“賣掛金”（賒賬費用）。警視廳2024年1-11月在歌舞伎町附近的大久保公園周邊，逮捕了88名賣春女性，其中，31%表示“為男陪（鴨子）或男性地下歌舞廳的偶像花錢”，19%的女性是“為了想去旅游和購買名牌商品”，只有15%的女性表示“是生活貧困所迫”。這一現象反映了日本社會對年輕女性的結構性剝削：她們在消費主義和偶像文化的雙重裹挾下，成為了產業鏈的犧牲品。

這些背景在外國報道中往往被簡化，導致東京被貼上單一的“買春都市”標簽。

日本是一個矛盾的國度，既有精致的一面，也有不為人知的暗角。一個城市的形象不僅是高樓大廈和櫻花美景，更關乎社會公平與人性尊嚴。

眾議院議員吉田晴美也在內閣委員會會上指出：“世界潮流是逮捕買春男性、保護賣春女性，而日本卻反其道而行，警察多數只逮捕女性，這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她認為，日本不能只有《賣春防止法》，也應該有《買春防止法》，不能只處罰賣淫女，更應該處罰嫖客，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東京是買春都市”的倒霉形象。

目前，一部《買春防止法》正在日本國會醞釀制定中。但法務省的回答是：“涉及男女之間的性問題，有些部分屬于敏感領域。從不限制國民自由的角度來看，（制定《買春防止法》）還需要進行充分審慎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