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松原市一戶府營住宅（公共廉租房）的廚房里，一具嚴重腐敗的遺體被鄰居發現，警方隨即趕到現場，將住在這間屋子里的52歲女子中島千鶴子帶走調查，這具遺體，很可能是她的母親，一位年過八旬的老年人。

據警方透露，附近居民因為長時間沒有見到中島的母親感到異常，30日與中島一起進入她的住宅查看時，發現了一具面部朝下的遺體。

女兒供稱，母親是在去年6月身體突然惡化后去世的。她沒有報警、沒有叫救護車、也沒有通知親友，更沒有辦理任何形式的后事。理由只有兩個：沒錢，太忙。母親的遺體，就這樣一直留在廚房地面直至被人發現。

日本警方以“尸體遺棄罪”將其逮捕，并對現場狀況展開調查。而這起案件，雖然沒有驚悚的犯罪情節，卻令人沉思許久——如果一個人窮到連親人的死亡都無法好好處理，這背后暴露的是怎樣的社會現實？

日本的葬禮制度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貴之一，根據日本消費者協會的調查，正常的一場佛教葬禮平均花費在120萬日元以上（約合6萬元人民幣），若加上墓地、骨灰盒、宴席、布施等項目，總開支輕松突破200萬日元。

即便是最簡單的“直葬”，也就是不舉行任何儀式，僅進行火化，成本也在20萬到30萬日元之間（1~1.5萬人民幣）。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你知道可以申請“直葬”、知道可以聯系市政府福祉科、知道哪些殯儀社接窮人的案子。

對這位靠打零工維生的中年女性來說，母親的死亡意味著生活中最大的支柱倒塌了，而生活的瑣碎壓根不給她時間去處理這些程序和知識。她甚至可能連“死亡要報告”的常識都處于模糊狀態，或者只是害怕報告之后會引發一連串她無法承擔的責任。于是她選擇回避，用一句“媽媽在睡覺”來回應鄰居的探訪，時間一長，謊言變成了日常，也變成了牢籠。

法律不會同情生活的艱難。根據日本《刑法》第190條，遺棄尸體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個罪名的成立并不需要你做出拋尸、藏尸這樣的劇烈動作，只要你對遺體“不處理”，不通報、不火化、不下葬，哪怕讓遺體長期留在家中，就是法律意義上的“遺棄”。

在很多類似的案件中，被告往往是無力應對的子女，2010年東京曾發生“詐尸領年金案”，政府為一位登記為111歲的老人登門送祝賀時，才發現老人早已死去30年，遺體被藏在自家房間，家屬卻持續領取養老金；2023年大阪也曾曝光一名女子將母親遺體藏于臥室衣柜中整整4年，期間持續冒領政府年金。

很顯然，在松原市這起案件中，警方下一步也必定會調查這位女兒是否繼續領取母親的養老金。如果查證屬實，那她還將面臨更嚴重的欺詐罪指控。日本國民年金制度是默認“只要你不申報死亡，就持續打款”，很多年金是按兩個月一發打進登記賬戶的。如果死亡沒有通過醫院、火葬場或家屬通報的正規路徑上報，系統并不會自動終止。這也是為什么，一些生活陷入困境的人，面對親人去世，會鋌而走險，故意隱瞞死亡信息，以獲取繼續發放的養老金或補助金。

從警方發布的信息來看，這名女子目前否認有經濟獲利行為，只承認是“實在沒錢，也忙于打工”，未能辦理葬禮。但真相是否如此，還需警方進一步調查。即便沒有明顯的獲利意圖，她的行為依舊觸犯了日本刑法。

對于生活在邊緣的窮人來說，他們往往既沒有金錢也沒有知識儲備，更沒有可以依靠的親戚朋友。日語中有個詞叫“孤獨死”，過去用來形容獨居老人死后無人知曉，現在，它的適用范圍已經不只是老人，而是那些連“死亡”本身都難以被社會承認與處理的人。

鄰居不是沒有關心，在這起案件中，周圍的居民早在去年12月就開始懷疑“老太太是不是出事了”，有人多次上門敲門，也有人表示曾聞到異味，但都因為女兒一句“她現在在睡覺”而打消了疑慮。

日本社會一向強調“尊重隱私”，哪怕是鄰里關系，也很少越界提問。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哪怕有人察覺到異常，也往往因不愿干涉私事而選擇保持距離。而這樣的“尊重”，有時也成了“袖手旁觀”的另一種包裝。

從社會角度來看，這是一場悄無聲息的失敗。一個人死去，卻得不到告別；一個人活著，卻沒人知道她已經陷入絕境。如果這名女子在母親去世之初，能夠接收到一些有效信息，比如市政府的緊急支援、宗教團體的低價葬禮服務、甚至哪怕是街坊鄰里的建議或援手，也許事情不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但現實是，在信息閉塞、資源稀缺、心理負擔巨大的三重夾擊下，她什么都沒做，也什么都做不了了。

從法律角度看這名女子確實應承擔責任，她逃避了該履行的義務，也未能尊重死者最基本的尊嚴。但從人性的角度看，她不是殺人犯，只是一個陷入絕望的普通人，一個走投無路的女兒。她沒有處理親人死亡的能力，也沒有社會網絡的支持，最終只好讓死亡變成一段無人知曉的秘密，直到這個秘密腐爛、發臭、被人發現。

這個世界總是愿意原諒成功的人犯錯，卻很少體諒失敗者的困境。松原市這起案件提醒我們，比起追責，更需要反思：社會制度是否為最需要的人打開了門？信息是否足夠通達？貧窮的人，是否還能被看見？在日本這樣一個高度老齡化的國家，這些問題的答案，決定著我們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多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