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導演伊藤詩織來到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與觀眾映后交流。（郭旭宏 攝）

當戲院的燈光漸漸暗下來，電影銀幕上，幾句手寫體英文顯現出來。伴隨著背景里，浮動著的幽藍色的海平面和不停掉落的櫻花瓣，似乎緩緩道來，“Now let me tell you my story.”接著，出現第一個畫面，是導演本人伊藤詩織，面對手機鏡頭自述，就在她即將28歲生日的五日前，2017年5月10日，她終于有機會講出兩年前發生在她身上那些可怕經歷的真相，而這將會帶來巨大的改變。

一段近十年的往事，制作成為一部真實影像——《黑箱日志》，2025年4月24日于香港正式上映。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以第一身親自報導，歷經八年紀錄搜證，以電影的力量撼動日本司法界、政界、警界、傳媒以及全民輿論，橫掃全球四十項電影大獎及提名，更大熱問鼎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

影片講述的是，對工作充滿抱負的伊藤詩織被于政界極有影響力的“總理御用記者”傳媒高層性侵后，她一反性暴力受害者常態，直面自己的傷痛，不但以記者身份將整個調查過程細錄成書，更執起鏡頭對準自己，成為日本史上首位公開指名性暴力罪行的女性。然身處性暴力罪行法例和輿論均不合時宜的日本，引起全國嘩然的不是事件的真相，而是她的衣著舉止以至訴求的內容。當雞蛋遇上高墻，她決心以行動撫平自己的創傷，一系列的行動令人重新思考已過時的性暴力法例，為日本以至亞洲女性寫下嶄新的一頁。

多重身份與個體處境

這個故事始于導演伊藤詩織的“記者”身份。2015年正值25歲的年輕記者，伊藤詩織為了日本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社的外派工作，接受分社社長山口敬之討論工作安排事宜的邀約，而不幸遭到社長山口的強暴。“記者”這個身份，是她遭遇不幸的原因之一，但亦正如導演所講，15歲時，伊藤萌生出成為記者的夢想，去探索世間的真相。在自己身上發生可怕經歷之后，這個身份也成為支撐她活下去、調查真相的強大動力。

之前都是作為記者去調查、采訪他人，但這件事之后，伊藤詩織成為了新聞事件中的“受害者”、“被調查對象”。如何以記者身份的“第三只眼”去看整個事件的經過，尤其是當伊藤詩織自己成為事件中的中心人物，就十分考驗其內心。

影片主要由兩種拍攝方式的鏡頭組成。一種是伊藤詩織面對手機鏡頭的自述，一種是他人拍攝記錄伊藤詩織的行為。這兩種拍攝方式令觀眾感受到個體在追尋事件真相中的“一體兩面”。當伊藤詩織面對手機鏡頭講出內心的真實感受時，我們或許可感受到個體的脆弱。但當我們看到畫面中伊藤詩織不停在奔走維權，出席活動時，又能感受到一個人可以如此堅強。伊藤詩織作為一個人的形象被更立體地呈現出來。

除此之外，伊藤詩織執筆書寫《黑箱》，手執鏡頭劍指整個日本社會，又增加了“作家”“導演”的身份，成為打破沉默的勇敢發聲，揭發黑箱中的真相。此時，她又象是一個戰士、英雄，面對不公，主動出擊，追求正義。但在影片中，她所站立的位置又是權力低位者，這樣的困境似乎又呈現出每一個普通人的處境。

社會文化與制度困局

影片開場，日本街道的空鏡頭里，觀眾可以看到一雙雙大腳走過，占滿畫面。步履不停的腳步，行色匆匆的人群，密密麻麻的穿著黑衫西服、腳踏皮鞋的上班族，構成了一幅社會圖景。而就是在這樣的日常盡然有序地進行著時，伊藤導演的發聲打破了寂靜。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召開新聞發布會，以實名公開的方式向公眾展示自己的受害經歷，宣告已向檢方審查機構提交復議申告書。

伊藤導演在調查這件性侵事件時，多個社會層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逐漸顯露出來。當她尋求警方的支援時，多次因為“證據不足”導致調查停滯。當追捕令得到審批后，卻又突然終止逮捕行動；當她尋求法律援助時，檢方與人民檢察審查會判決本案以“不起訴”處分。而這起案件的罪犯——山口敬之，不僅因為其作為TBS高層、具有影響力的傳媒人身份，更因為他有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御用記者”的稱號，其背后的大勢力，決定了案件的走向。

百般無奈下，伊藤詩織用書寫的方式來記錄此事件，并于2017年10月出版了《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在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同時，伊藤詩織意圖向大眾傳達強暴受害者在權力傲慢的壓迫下，還得面對法律及社會體制的不足——也就是“黑箱”——的殘酷真相。“即使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也要奮力一搏，尋求真實與正義。受害者不可恥，該撻伐的是傷害的加諸者，性暴力，必須被終結。”

不僅如此，伊藤詩織的事件又被卷入政治旋渦。日本的圖書出版商選擇在大選前為伊藤出書，就此讓選民們主動思考有所自覺。但安倍的再次當選，使得伊藤感到無力。甚至她還收到在野的新政黨主動邀請，但伊藤并不想成為選戰中的政治工具。

在這多方阻攔中，不乏來自同性的噓聲。有日本女性電郵伊藤“我家教很嚴，所以能避開這種事”、“身為女性，我以你為恥”……甚至有女性示威者沖其吼道，“你當自己是偶像嗎？”還有女性長者帶有標簽性的話語，“伊藤詩織！是不是那個被強奸的女孩？”最令人傷心的，是來自家人的反對。如影片開場，伊藤的妹妹發來一段語音，勸她放棄，“你會被污名化”。

法律與人性的制衡

“強暴會殺害一個人的靈魂。”伊藤詩織如此說道。“性侵”從不只是關乎性別，背后指涉的是權力和暴力。透過《黑箱日志》，伊藤導演將自己變成事件的主動方，直面自己，直擊事件，一步一步在破碎中實現自我重建；在朋友的幫助與支持下，不斷戰斗。但或許，社會的改變就是倚靠這樣的努力。

2017年6月8日，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日本眾議院通過法案，決議修改自1907年以來未曾更動的性侵法律。該法案內容將“強奸罪”改名為“強制性交罪”，加重刑責。日本一百多年前制定的強奸罪相關法規，本質上并非保護受害者，而是為了女性的丈夫而設立。例如夫妻間無法成立強奸罪、或是男性受害者被排除在外等等，更象是在保護加害人。另一方面，傳統日本社會認為，受害者應該符合沉默、感到羞恥、以淚洗面等等自我封閉形象。因為如此，造成了日本強暴犯罪僅4%的報案率，即是指，上萬件強暴案件止于沉默、噤聲與遺忘。

伊藤詩織如“雞蛋撞高墻”的行為，令筆者想到作家村上春樹2009年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時，在以色列出席頒獎禮的講話：“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無論高墻多么正確和雞蛋多么錯誤，我仍然要站在雞蛋一邊。”村上春樹把體制比喻為高墻，而把雞蛋比喻為每一個向體制抗爭的平民百姓。“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墻。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面對體制高墻，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是一枚脆弱雞蛋。“無論怎么看，我們都毫無勝算……但高墻是沒有靈魂的，而每一個雞蛋都有靈魂。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于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于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終于在2019年冬季，刑事法庭判決伊藤詩織勝訴。伊藤在法院外雙手拉起“勝訴”的標幅，成為近年日本社會開始討論女性議題以來，最具象征意義的追求正義的場景。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郭旭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