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西點軍校畢業，軍裝筆挺，眉目堅毅，他曾與艾森豪威爾同窗。

他是少數幾個躋身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翻譯、武官，能說能戰。

而最后，病逝在開羅，衣袋里只剩一紙離婚證書。

16歲的賭注，赴美留學

清華學堂的走廊幽深，16歲的王庚站在門口，手里攥著一張錄取通知，這是命運拋給他的第一枚骰子，1911年，清政府啟動庚款留學計劃。

王庚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全家人歡喜，卻也憂心。

遠洋航行、異國他鄉、白人的異樣眼光，都可能成為障礙，可他不怕，這一去，就是十年，王庚輾轉密歇根、哥倫比亞、普林斯頓。

他沒浪費時間，他知道，他必須比美國學生更優秀。

1915年，他拿到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學士學位，緊接著，他決定再賭一次，西點軍校，西點，冷漠，嚴格。

操場上，他跑得最快，隊列中，他站得最挺。

“中國人”這個標簽在西點是負擔，可他不在乎，他不僅要活下去，還要活得出色，他的同學里，有個美國青年叫艾森豪威爾。

日后，這個美國人會成為二戰盟軍總司令，成為美國總統。

而王庚，成為全級137人中的第十名畢業生，成為民國僅有的八名西點畢業生之一，沒有慶祝，沒有掌聲。

他只是收拾行李，站在西點的門口，看著冷冷的軍校大門， 他明白，他將回到中國。

王庚回國，沒有鮮花，沒有歡呼，北洋政府官場的冷漠，是他沒想到的，他被安排到哈爾濱，成了警察廳廳長。

一個西點軍校畢業的軍事精英，被安排管理警察。

這是羞辱，“你不是洋派嗎？那就去看洋人鬧事！”上司冷冷一笑，他咬牙忍了，哈爾濱的街道，冰冷而雜亂。

王庚帶著巡警在寒風中巡邏，聽著俄國僑民的咒罵，看著市民躲避的目光。

這不是軍人該干的事，1919年，他接到調令：中國代表團要參加巴黎和會，王庚被派去，身份是“武官兼翻譯”。

他知道，這不是重用，而是“跑腿”。

從西點到巴黎和會

可他沒有退縮，巴黎，是機會，在巴黎，他見到了梁啟超，這個名滿天下的思想家、政治家，王庚站在他身后，像個影子。

而在談判桌上，他成了“工具”，翻譯著列強的威脅和冷笑，翻譯著陸征祥的無奈。

中國代表團被忽視，被羞辱，可王庚記住了這些恥辱，他也記住了那些外交辭令后的算計，他不再是那個剛從西點畢業的“熱血軍人”了。

他開始學會微笑，學會沉默。

在回國的船上，他站在甲板上，看著波濤洶涌的海面，他知道，這個世界是冷的，而他要讓自己變冷。

1922年春，王庚回到了北平，他沒穿軍裝，穿的是一身考究長衫，走進陸府那天，他見到了陸小曼，陸家人精明。

知道王庚是西點出身，又跟著梁啟超進出外交場合，有出息，有地位。

門當戶對的聯姻，不容遲疑，三個月后，一場北平最熱鬧的婚禮上，王庚站在紅毯盡頭，等待陸小曼，他站得筆直，像在西點操場上等命令。

可眼前這一場，不是軍禮，是一場秀。

婚禮第二天，媒體登出了大標題：“一代才女，嫁作西點精英婦。”可誰都沒說的是，他們第一晚就沒有住在一起。

陸小曼睡的是自己閨房，門從里反鎖。

王庚站在客廳，不發一言，第二天一早，他帶著卷宗去了兵工處上班，三年，沒有同床，沒有孩子，沒有共同生活。

陸小曼越來越夜歸，朋友越來越多。

婚姻、背叛與一紙離書

王庚說得少，寫得多，他的筆記本里，寫下了這句話：“我娶的，是名望，不是女人。”1925年，陸小曼攤牌了。

“我和志摩有感情，我要離婚。”

王庚沒吭聲。他從抽屜里拿出一封寫好的離婚協議，簽字的地方空著，那晚，他一夜沒睡，第二天，他簽了字。

不爭，不問，不哭，只留下一句話：‘愿你幸福。’

半年后，陸小曼與徐志摩在報人、文人簇擁中舉行婚禮，來賓里，有一位送來賀禮的舊人，王庚，那封賀禮卡片，字跡清晰：“愿你安好，愿世清明。”

他沒有再娶，三十年后，他死時，隨身只有一張那年的離婚證書。

1926年冬，長沙，王庚正在制定一份兵站調度方案，接到上級電話：“即刻赴南京，接受調查。”他被戴上手銬那天，臉上沒表情。

原因只有一句：“涉嫌向英美提供軍務機密。”

他不知道是誰說的，也沒有人給他申辯機會，審判不到三小時，他被判刑兩年半，從西點歸國的明星，從巴黎和會歸來的武官，如今是南京監獄。

牢房潮濕，墻皮脫落，王庚的病是從這里開始的。

腎疼，咳嗽，血尿，他每天仍堅持在監內做記錄，用米粒蘸水，在牢布上寫字，他要記住這段恥辱，不是給別人看的，是給自己留著。

1929年出獄，沒人來接他，他坐在監獄門口，風吹得他打哆嗦。

他回到原來的兵工署，被拒之門外，門衛低聲說：“王處長？早沒這號人了。”他明白，自己完了，朋友勸他走，他去了昆明。

在那里，沒人認識他。

他換了名字，辦了個小型物資運輸處，用馬幫將高射炮零件運進重慶，沒人知道，這批設備后來成為抗戰初期的空防中堅。

也沒人知道，這些零件，是王庚在山中親自監督、在血尿和高燒中一包一包編號分類送出的，他躲著過去，也離過去越來越遠。

命運的碎裂

1942年，戰火再次席卷中國，王庚被召回。

他帶著病弱的身體，再次踏上了遠行的路，這一次，不是外交，而是“美聯軍聯絡”的特殊任務，去美國、英國聯系盟軍援助。

他已經年過四十，身體的負擔比過去沉重許多。

出發前，醫生警告他：“病情嚴重，若繼續勞累，后果不堪設想。”但他沒有回頭，他知道，戰火中的中國，需要每一個能拼命的人。

經過緬甸，他從臘戍進入印度。

每天清晨，他的腎病如同尖刀割裂他的小腹，他倒在床上，呼吸急促，心跳不齊，可是，他沒有向上級報備，也沒有找醫生治療。

那一刻，他心里有一個聲音告訴他：“這也許就是最后一次。”

他帶著使命，獨自前行，在埃及開羅，他的病情再度惡化，腎病發作，讓他喘不過氣來，無法繼續前進，他滯留在開羅醫院，等待轉機。

開羅的夜晚，寂靜無聲，疼痛讓他一夜無眠。

透過窗外，他看到遠方的燈光閃爍，他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回到他曾經的家，11月的早晨，他閉上了眼睛。

臨終時，他的衣袋里只剩下一張泛黃的離婚證書和一份未完成的滇西防御方案。

這個曾經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曾經的外交官，曾經的抗戰英雄，最終孤獨地死于異鄉，沒人知道他的身體早已因腎病瘦弱不堪，沒人知道他究竟承受了多少痛苦與孤獨。

那張離婚證書，是他最深的情感寫照。

所有的光榮、所有的戰斗，最終都只能留給歷史與記憶，他，似乎什么也沒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