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綱‖西蒙·拉特爾（Simon Rattle）是當今最杰出，最具創意的頂尖指揮家之一，以其對音樂的深刻理解和創新理念聞名。本文通過對拉特爾的專訪，探討了他對音樂力量的看法以及如何激發樂團潛能的經驗。文章回顧了他從少年時期對馬勒的熱愛，到領導柏林愛樂和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的職業歷程，揭示了他對藝術的堅持與對文化資助減少的擔憂。拉特爾強調，藝術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尤其在動蕩時代更需滋養人心。

《南德意志報》作者: Reinhard J. Brembeck

指揮家西蒙·拉特爾爵士將于本周六在慕尼黑獲頒古典音樂界最具聲望的恩斯特·馮·西門子音樂獎。70年前，拉特爾出生于利物浦，曾擔任伯明翰、柏林愛樂和倫敦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目前執掌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BRSO）。在訪談中，他分享了自己少年時對當時備受爭議的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的熱愛，解釋了為何他鮮少涉足歌劇，并坦言曾對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懷有顧慮。

《南德意志報》：拉特爾先生，您第一次夢想成為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是在什么時候？

西蒙·拉特爾：那還是我青少年時期！那時我聽著前任首席指揮拉斐爾·庫貝利克（Rafael Kubelík）的錄音長大，那些錄音深深吸引了我。然而，我也聽說過他的繼任者科林·戴維斯（Colin Davis）與這個樂團關系不佳，這讓我有所顧慮。直到我真正來到這里，僅僅排練20分鐘后，我就想：我早該來這里了！那時我已經50多歲。或許我需要這些年的歷練。起初我以為所有德國樂團都像柏林愛樂，但這里完全不同。兩支樂團彼此欣賞，卻明白他們有著截然不同的音樂語言。現在，我在這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這種自由感從何而來？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一位樂團成員曾在演出后對時任首席指揮洛林·馬澤爾（Lorin Maazel）說：“您絕不能再這樣指揮，明天我們必須重新排練這首曲子，確保不再如此演奏。”這種對音樂的熱情令人震撼。即使現在，樂團的音樂家們依然不斷說：“我們想變得更好，除此之外我們不會滿足！”這種追求卓越的精神讓我感動。

您如何描述自己的指揮風格？

我更希望為樂團種下一顆種子，讓他們自由綻放，而不是事無巨細地控制一切。我為他們提供一個框架，他們去填充內容。這樣，樂團的百人智慧匯聚，比單一指揮者的想法更有力量。重要的是，指揮需要時間和經驗的積累——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97歲仍在指揮的瑞典指揮家赫伯特·布隆斯泰特（Herbert Blomstedt）那樣。

哪些方面尤其需要經驗？

隨著時間推移，我越來越懂得如何通過手勢引發特定的音樂效果。手勢就像簽名或指紋，獨一無二，充滿個性。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對畫面、概念和創意反應極快，他們是一群極富想象力的人，這讓我樂在其中。而有些樂團更需要技術性和組織性的指導。

獲獎是種美好的認可，但文化領域正因政府削減資助而受困。

這令人失望。我來自英國，對此深有體會。在德國，藝術資助曾被視為理所當然，這讓我感到新奇。藝術至關重要，它讓我們更具人性。在英國，資助藝術似乎從無“合適時機”，這幾乎是種文化基因。而在這里，削減資助令人震驚。在默克爾時代，我在柏林感受到政府對藝術的支持，她會今晚來看《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明天去看瓦格納的作品。而在英國，有些政客只在歌劇燈光熄滅后入場，開燈前離場，只為不被看見。這種態度令人痛心。人們常責怪藝術家，認為他們的資助擠占了其他資源，這無法反駁。但我們可以強調藝術對人類的重要性。在這個日益陌生的世界，我們需要更多藝術。

為什么？

我清楚記得2001年9·11事件后，當晚紐約的畫廊擠滿了人。人們需要20分鐘的藝術來轉移思緒，賦予生活新的意義，尋求慰藉、啟迪和愛。藝術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我們必須讓藝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我有兩個青少年孩子，他們非常聰明，卻從不讀書。這一代人不同，我們需要用藝術滋養他們，讓他們明白藝術能提供日后所需的精神支持。

您被譽為最杰出的馬勒指揮家之一。1987年，您以馬勒第六交響曲在柏林愛樂首次亮相，2018年告別時也選擇了此曲。

不知為何，我一直對第六交響曲著迷，它充滿尖刺和挑戰。1987年我在柏林首次指揮時，老一輩樂手說：“這音樂還行，但比起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差遠了。”那時的觀念就是如此。一本音樂會指南甚至寫道，馬勒的第一和第四交響曲值得一聽，其他的無關緊要。

拉斐爾·庫貝利克曾與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錄制了最早的馬勒全集錄音，他是否點燃了您對馬勒的熱情？

青少年時期，我在利物浦體驗了查爾斯·格羅夫斯（Charles Groves）指揮的首個歐洲馬勒周期，這是首次由同一指揮家完成所有馬勒交響曲的演出。我們這些青少年完全被震撼了。在第三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后還有中場休息，因為曲子被認為太長。那是傍晚，我們疑惑接下來還能有什么？那次經歷在1960年代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

海頓（Haydn）、舒曼（Schumann）和揚納切克（Janá?ek）是您鐘愛的三位作曲家。他們都是從細微處構建作品的智性藝術家。

嗯，這三位作曲家充滿人性（拉特爾用德語說出“人性”一詞）。舒曼的C大調交響曲包含了有史以來最悲傷的音樂，卻從不自憐。揚納切克為人可能不易相處，但他在歌劇中對人物的理解充滿人性和真誠，令人嘆服。我不認為他們是純粹的智性藝術家。他們與勃拉姆斯（Brahms）相似，從不浪費素材，充分挖掘每一種可能性。

您每年只指揮一兩部歌劇。

我在柏林有學齡期的孩子，不能在外地待兩個月。我可以在柏林國家歌劇院指揮，結束后立刻回家。

您是否對瓦格納有顧慮？

我對瓦格納并無偏見，只是并非每部作品都愛。我對瓦格納家族和拜羅伊特（Bayreuth）有些保留。或許是瓦格納不喜歡我。我只想參與我深愛和敬仰的歌劇，那些我不理解的作品，如《紐倫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羅恩格林》（Lohengrin）或《唐豪瑟》（Tannh?user），對我而言有些費解，我寧愿不碰。《名歌手》的結尾我不太欣賞，但這并非我一人之見。我喜歡《帕西法爾》（Parsifal）的世界。或許語言與音樂間的張力讓我感到困擾。但瓦格納總能創作出超凡脫俗的音樂，尤其在他展現神秘主義時，效果非凡。

海頓、舒曼、揚納切克從不試圖壓倒觀眾，這與瓦格納不同。

我完全被海頓的《創世記》（Die Sch?pfung）、舒曼的《浮士德場景》（Faust-Szenen）和揚納切克幾乎每一部歌劇的結尾震撼。瓦格納有時像個莽漢。19世紀的人們擔憂他音樂的“麻醉效應”不無道理。我第一次指揮《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時，覺得再指揮一次我會瘋掉。自那之后的所有音樂似乎都源自這部作品，它像是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之間的“缺失環節”。指揮《特里斯坦》就像凌晨三點醒來再也無法入睡，帶來一種身心俱疲的感覺，就像一晚連演馬勒最后三部交響曲。如何應對這種情感與體力消耗？丹尼爾·巴倫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曾說，關鍵是順應音樂的洪流，不要抗拒，讓它帶你前行。?

信息出處

https://www.sueddeutsche.de/projekte/artikel/kultur/simon-rattle-ernst-von-siemens-musikpreis-symphonieorchester-des-bayerischen-rundfunks-gustav-mahler-richard-wagner-tristan-e98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