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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25年5月14日，科技部、財政部等七個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支撐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文件中提出，將設立“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從創業投資、貨幣信貸、資本市場、科技保險、財政政策、央地聯合和生態建設7個方面強化部署，推出一攬子針對性政策，共計15條措施，迅速成為創投圈與科技界熱議的焦點。

乍一看，這像是一次集中發力的政策推動，為科技創新注入更多資源。

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加大投入”的層面，很容易忽視其背后真正的用意。

這份政策所描繪的，

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新型資本格局——

通過更長的周期、更穩的結構和更高的容錯空間，打造一套真正能支持原始創新、突破性技術和戰略產業的金融系統。

基金的投向也透露出明確信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氫能、生物制造、6G、具身智能……這些都不是“熱門賽道”，而是代表國家未來發展底盤的戰略型技術。

這個系統的核心，是引導那些愿意放慢腳步、看得更遠、抗住不確定性的資金，去陪伴那些“起步慢、成長曲折、但方向明確”的企業和技術，走完它們真正需要的成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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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許多人以為支持科技創新的關鍵在于“錢從哪里來”。

其實，當下中國并沒有那么缺錢，真正稀缺的，而是耐心機制。

硬科技的成長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長期投入、反復試驗，甚至容許階段性失敗。在這樣的路徑中，誰愿意陪著走完全程，誰就成為了未來產業的真正搭建者。

這次政策文件在機制設計上給出了幾條值得關注的路徑：

第一，把時間還給技術。

國資投資基金不再按年考核業績，而是按整個基金的生命周期來看成效，3年、5年，甚至更久。企業不必再為迎合短期收益而扭曲技術節奏，本質上是引導國有資本成為支持創業投資的長期資本、耐心資本。

第二，承認失敗是成長的一部分。

對于那些還在探索中的原始創新，政策提出容錯豁免機制，讓技術項目的階段性挫折不再被視為“失敗”，而是一種過程中的必經。我們最近注意到，不少地區已經允許100%虧損，比如深圳南山區提出設立總規模為5億元的戰略直投專項種子基金和天使基金，基金內單個項目最高允許100%虧損。

第三，退出路徑也可以更靈活。

硬科技領域的投資一直被形容為“進得去，出不來”。項目技術門檻高、周期長，前期又看不見盈利，投資人進場容易，想全身而退卻不簡單。

這一次，政策給出的答案是“雙軌并行”——

一邊是資本市場的通道，一邊是科技保險的保障。

在資本市場方面，相關制度開始出現針對性修補。政策明確支持尚未盈利的科技企業上市，并強調要調整新股發行的節奏，引入逆周期機制。這些動作的背后，實質上是希望讓真正有長期技術價值的公司，能不被短期財務指標卡住，而是順利走上融資平臺。

與之相對的，是風險管理端的另一項安排：科技保險。比如在高風險的關鍵技術攻關中，探索以共保體方式開展重點領域科技保險風險保障，開展重大技術攻關、中試、網絡安全等風險分散試點。鼓勵保險資金參與實施國家重大科技任務。

只有當退路可見，只有當風險可控，才能讓更多人愿意走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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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此次政策，有兩個容易被忽視的安排，其實可能深遠改變創新企業的融資生態。

一是全國范圍內推廣“創新積分制”，

二是設立“科技型企業推薦機制”。

這兩項設計，正在嘗試做一件很難、但極有價值的事：建立一種非財務型的識別系統，讓金融機構在看不見盈利時，也能看見潛力。

在這套系統中，科技企業不再只是靠資產和抵押物來說話，而是需要通過專利成果、研發深度、技術演進路徑，來形成自己的“技術側信用記錄”；銀行在評估風險時，也不再只是看過去的報表，而會更多參考技術能力、成長潛力、以及政策體系對其的認可程度。

更重要的轉變，是政府角色的變化。過去政府更像是一個審批者，要判斷哪些企業“值得扶持”。而這次，它在向制度提供者轉型：用一套清晰、公開、可驗證的技術評價標準，幫助市場識別企業的技術分量。這樣一來，金融機構在決策時，就不必總依賴“熟人經濟”，也不再只能在已有盈利的項目中“撿現成”。

更直白地說，以后企業融資，靠的可能不再是寫得動人的商業計劃書，而是過去幾年沉下心來做技術的那份“時間賬單”，誰擁有核心技術、誰更具突破潛力、誰真的在為長遠布局，就能被更快、更準確地識別出來，獲得資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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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很多人關注這次政策的“國家級動作”，

其中對地方的部署也非常有看點：

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武漢、成渝、西安等被明確列為重點試點地區。這并非簡單的地理分布，而是一次在不同區域產業土壤上展開的制度實驗。誰能先把新規則跑通、跑穩，未來就可能成為技術驅動型投資的資源入口與標準制定者。

在具體操作層面，國家基金與地方基金被鼓勵協同配合，形成更具針對性的資金投放機制。而圍繞企業成長過程中的三個關鍵環節——“誰來評估技術”“誰來兜住風險”“誰來轉化成果”，政策提供了創新積分制、科技擔保與成果轉化機制等成套工具。這些安排的組合，已經不再是單點政策，而更像一張正在落地的操作網絡。

這一轉向背后，說明中國科技創新的金融支持，未來很可能不會只靠中央統籌，也不會只靠地方自發，而是在中央提供框架、地方承擔試驗、市場參與修正中，慢慢形成一套能走得穩、跑得快、改得動的機制。

所以，我們接下來應該持續觀察：

哪座城市率先把“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實體化，落地成一家真正有投資動作的機構？北京、上海、深圳，誰能搶得頭籌？ 哪一省的財政部門，會主動將“創新積分”納入財政資源分配？這可能催生出一種新的“積分招商機制”，把創新能力直接和政策資源對接。 哪家銀行能在內部設立一個專門服務科技企業的賬戶體系，跳出以往短期績效考核的束縛，真正把信貸資源投向早期、看不見盈利的技術型項目？

這些細節，如果能跑通一兩個，就足以帶動一批后發者模仿、照搬、本地化，也就能真正讓政策從“設想”變成“氣候”。

我們常說“頂層設計”，但一個制度的生命力，其實往往藏在這些地方政府、行業部門和具體金融機構手里的操作權中。越是技術周期長、產業鏈復雜、資金回報慢的領域，越需要制度本身具有適應性和可生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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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最后，從全球對比角度看：

中國正在提出一種與“硅谷邏輯”不同的硬科技國家資本范式——

硅谷的創新系統，以私募資本為主要燃料，企業家作為主要推動者，強調“快速試錯、快速迭代 fail fast, scale fast”。項目一旦無法跑出結果，很快就被市場自然淘汰。這種高頻率的篩選機制背后，是資本對于效率和回報的高度敏感，政府更多是以營造環境的方式出現，直接干預較少。

而中國這邊的節奏顯然更慢，也更穩一些。起步階段往往由政策牽引，國家資本先行設場。國家不是簡單撥款，而是在搭橋修路：通過引導基金、長期股權、保險機制等工具，先把那些“起步困難但方向重要”的技術路線拉上軌，再吸引社會資本跟進。

在投資節奏上，中國更強調“慢工出細活”。政策允許早期階段的探索和失敗，為此專門設計了容錯機制，強調“可以錯一時，但別錯過長期價值”。失敗不是出局，而是過程的一部分。

兩者在參與者的協作方式上也有明顯不同。硅谷講究企業自組織，政府退在后場。而中國則是財政、銀行、保險、地方政府等多方共同參與，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共建式”資金系統。每一個環節都可能不是最激進的出資者，卻共同托起了那些真正需要時間、技術、組織力同時配合的項目。

兩者路徑不同，目標卻并不沖突。

關鍵在于，各自是否找到了適合自身結構與階段的那種“組織投資的方式”。

目前來看，中國正處在從“拼速度”轉向“建體系”的重要時點上。

這輪政策最讓人動容的地方，不在于它給出了多少資金支持，而是它開始認真對待一種“慢資本”邏輯。國家不再押寶某個產業或某項技術的快速成功，而是試圖設計一整套能讓硬科技“耐住冷板凳”的支撐結構。

也許未來的科技投資，不會那么熱，也不會那么快。

但真正重要的，是有沒有人、有沒有制度、有沒有資源，能陪這些可能改變未來的企業，把該走的慢路走完。

在未來產業的起跑線上，耐心本身，或許就是一種能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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