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深圳，中國人心里頭都明白，這地方能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今天這個樣子，靠的是什么？

還不是千千萬萬從全國各地涌過去的外來勞動力？

沒有這些“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深圳能有今天的繁榮？做夢去吧！

中國的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哪個不是靠著吸納全國的勞動力才發展起來的？這個道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

好了，看到這里，你會想到什么？

你會覺得，對啊，一個國家之內，勞動力自由流動，天經地義嘛！人才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有什么好奇怪的？

正是因為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哪里有機會，哪里工資高，人就往哪里去，這才讓資源得到了最優配置，才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但是，怪事就來了。同樣是中國的地方，香港，那可是咱們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按理說也應該算是“一國之內”吧？

可香港人對內地勞動力是什么態度？

嚴防死守！想去香港打工？比登天還難！各種限制，各種門檻，生怕內地人搶了他們的飯碗。

這時候，奇了怪了，很多在內地高呼“勞動力要自由流動”的人，一碰到香港這事兒，好像就能理解了，甚至還覺得香港人做得對，保護本地人就業嘛！

這就更讓人想不通了。

美國佬那邊呢？天天喊著要建墻，要驅逐非法移民，要把那些辛辛苦苦跑去美國刷盤子、摘棉花、修屋頂的外國勞工趕走。

這時候，國內居然還有一大票人跟著叫好，說什么“美國優先”，“保護美國工人利益”。

同樣是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為啥發生在深圳（如果深圳也搞排外的話）就是不可理喻的，發生在香港就情有可原，發生在美國就值得稱贊了呢？這里面難道有什么天大的區別？

我看，區別不在事情本身，區別在那些人的腦子里，裝的都是些漿糊，都是些雙重標準！

芝派的弗里德曼認為，自由移民（本質上就是勞動力自由流動）和福利國家，這兩者是不能兼容的。

你要是搞高福利，人人都能躺著領錢，那可不就得防著外面的人都跑進來占便宜嗎？

不然你那點福利，三下五除二就被人給吃垮了。

香港就是個典型的例子。香港那點地方，搞了一套還算不錯的福利體系，什么公立醫院、公屋制度，雖然跟北歐那些沒法比，但在亞洲也算可以了。

他們就怕啊，怕內地那些“窮親戚”都跑過去，把他們的醫療資源擠爆了，把他們的公屋住滿了，把他們的福利水平拉低了。

所以他們就要搞身份限制，就要控制單程證數量，就要歧視新移民。

說白了，香港人那點小心思，就是既想要“一國”帶來的經濟好處（比如CEPA，比如自由行），又不想承擔“一國”之內的要素自由流動的“成本”（在他們看來是成本）。

他們以為，把內地的廉價勞動力擋在外面，就能保住香港本地工人的高工資、好福利。這純粹是癡人說夢！你擋住了人，擋不住資本啊！

香港的資本家，難道是傻子嗎？他們看到內地勞動力便宜，生產成本低，他們不會把工廠搬到珠三角去？他們不會把服務外包給內地公司？

結果呢？香港的制造業早就空心化了，現在連服務業都開始往北邊轉移。香港本地那些沒什么技能的底層工人，實際收入在香港高昂的物價面前，一樣很低。

因為，你限制了勞動力的供給，必然導致本地人工成本居高不下。

結果是什么？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都貴得離譜！香港的餐廳貴不貴？香港的理發貴不貴？香港的裝修貴不貴？

這些高昂的成本，最后還不是由全體香港市民來買單？

那些叫囂著要排外的香港底層工人，他們自己也得承受高物價的后果。

這叫什么？這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米塞斯認為，任何對市場價格（包括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的管制，任何對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限制，都是在扭曲市場信號，阻礙資源有效配置，最終必然導致經濟效率的下降和普遍貧困的加劇。

你香港政府，或者說香港那些行業工會，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和行業壁壘，限制外來勞動力的進入，實際上就是在人為地抬高本地勞動力的價格。

這跟政府規定最低工資，或者搞什么價格上限、價格下限，有什么區別？都是在干預市場嘛！

結果呢？

那些本來可以用更低成本雇傭到合格勞動力的企業，現在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資，他們的利潤就被壓縮了，投資意愿就降低了。

那些本來可以通過雇傭更多廉價勞動力來擴大生產、降低產品價格的企業，現在也不敢擴張了。整個香港經濟的活力，就被這種人為的管制給扼殺了。

在一個純粹的私有財產秩序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包括雇傭與被雇傭，都應該是基于自愿的契約。

地主有權決定誰可以進入他的土地，雇主有權決定雇傭誰。

但是，這種權利是基于財產權的，而不是基于國界或身份的。

如果香港的土地和企業都是私有的，那么業主和雇主自然會從自身利益出發，決定是否接納外來勞動力。

如果外來勞動力能給他們帶來更大的收益（比如更低的工資要求，更高的工作效率），他們有什么理由拒絕呢？

香港的問題恰恰在于，很多所謂的“公共資源”（比如公立醫療、公屋、公共就業機會）被當成了本地居民的“特權”，然后以此為借口來排斥外來者。

這實際上是對財產權的侵犯，也是對市場機制的破壞。

說到底，香港人之所以吃不起便宜的外賣，享受不到廉價的服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們自己把門關得太緊，不讓那些更便宜、更有效率的勞動力進來。

他們以為保護了本地人的飯碗，實際上是犧牲了全體香港消費者的利益，也扼殺了香港經濟的未來。于是他們現在只能跑到深圳去消費，去享受內地的廉價服務！

這是香港離深圳近，如果很遠呢？要坐飛機呢？那就沒辦法，只能忍受高物價。

而美國人那套“排外”的邏輯，跟香港比起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還多了一層虛偽的“國家安全”和“文化沖突”的遮羞布。

美國那些政客，尤其是像特朗普那樣的，天天煽動底層白人，說是什么墨西哥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拉低了他們的工資，敗壞了美國的社會風氣。

這種論調，跟一百多年前排華法案那會兒的論調，何其相似！

如果政府試圖保護某些特定行業的就業，或者保護某些特定人群的收入，那么它就必須限制競爭，包括限制外國商品和外國勞動力的競爭。

這必然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抬頭。

美國工會，尤其是那些傳統制造業和建筑業的工會，就是這種排外思想的積極推動者。他們通過強大的政治影響力，游說政府提高關稅，限制移民，設置各種行業壁壘，目的就是為了維護他們會員的高工資和好福利。

他們才不管這些做法會不會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會不會降低美國經濟的整體效率呢！

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最終傷害的都是本國的消費者。

你對外國商品征收高額關稅，確實可能會讓本國同類商品的生產者暫時受益，但本國消費者就得為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

你限制外國勞動力的進入，確實可能會讓本國從事類似工作的工人暫時避免降薪，但本國雇主就得支付更高的人工成本，這些成本最終還是會通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傳遞給消費者。

而且，這種保護根本就是不可持續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資本和技術都是流動的。

你美國的人工成本太高，企業就會把工廠搬到墨西哥去，搬到中國去，搬到東南亞去。

你就算建再高的墻，也擋不住資本外流的腳步。到頭來，美國本土的就業機會照樣流失，那些被保護的工人最終還是得面對失業的風險。

私產邏輯在美國一樣適用。

如果美國的土地和財產都是真正私有的，那么土地所有者和雇主會根據市場原則來決定如何使用他們的財產，包括是否雇傭外國勞工。

如果一個墨西哥勞工愿意以更低的價格提供同樣的服務，那么一個理性的美國農場主或建筑商，為什么要拒絕他呢？除非政府用強制手段進行干預。

美國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他們享受著全球化帶來的廉價商品和資本流入的好處；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愿意接受全球化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競爭的挑戰。

他們既要又要，怎么做得到呢？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他們指責中國“偷走了”他們的制造業，卻不想想，正是因為中國提供了大量廉價高效的勞動力，才使得美國消費者能夠享受到幾十年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

如果沒有這些“中國制造”，美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

他們驅趕那些愿意從事低端服務業的非法移民，卻不想想，正是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使得美國的餐飲、保潔、農業等行業能夠維持相對較低的運營成本。

如果把這些人都趕走了，誰來干那些臟活累活？難道讓那些養尊處優的美國白人老爺們去干嗎？

他們肯干嗎？他們干得了嗎？就算他們肯干，那人工成本得高到什么程度？到時候，美國人下館子、請保姆、買水果，價格都得翻幾番！

深圳為什么能成為全世界都排得上號的發達城市？

很簡單，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允許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全國各地的人，只要覺得深圳有機會，就可以跑過去打拼。

深圳沒有因為你是湖南來的、四川來的、河南來的，就給你設置重重障礙，不讓你工作，不讓你租房。

正是因為這種相對自由的勞動力市場，才使得深圳能夠聚集起海量的、各種層次的勞動力，從流水線上的普工，到寫字樓里的白領，再到高科技企業的工程師。

這些勞動力之間相互競爭，也相互合作，共同創造了深圳的經濟奇跡。

如果深圳也學香港那樣，搞什么“深圳人優先”，嚴格限制外地人來深圳工作和生活，那深圳今天會是什么樣子？

我敢說，它絕對不可能成為今天這個充滿活力的創新之都。

那些認為限制外來勞動力可以保護本地人利益的想法，純粹是靜態的、零和博弈的思維。

他們只看到了存量的蛋糕，沒看到增量的可能。

他們以為把外來人趕走了，本地人就能多分到一點蛋糕。 卻不知道，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外來人，才把蛋糕做得更大，本地人最終也能從中受益。

你想想，如果沒有外地人來深圳開餐館、送外賣、搞裝修、當保姆，深圳本地人的生活成本會高到什么程度？他們還能享受到那么多物美價廉的服務嗎？

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像商品的自由貿易一樣，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

任何以鄰為壑、畫地為牢、限制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做法，都是在開歷史的倒車，都是在損害全體人民的福祉，尤其是消費者的福祉。

只有自由市場，才能帶來繁榮；只有充分競爭，才能提高效率。

政府對市場的任何干預，尤其是對勞動力這種最重要生產要素的流動的干預，最終都會導致意想不到的惡果。

香港的停滯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固步自封，拒絕更深層次地融入中國市場，拒絕更廣泛地開放勞動力市場。

有人會說，開放大陸勞動力去香港，會讓香港房價上漲啊，這些人對香港毫無研究，他們不知道，香港的城市化率為深圳的一半多點，也就是說，香港還有大片的土地空在那里沒有開發呢？

這些土地控制在政府手里，同時被民意所制約，無法變成房子。

甚至香港這樣的地方，即使存量的地開發完了，還可以填海造陸，但美人魚看了么？周星弛就代表著香港那一批因為環保主義反對填海的民眾的觀念。

香港本可以成為一個3000萬人口的第一世界大都市，香港的本地居民甚至可以全部成為收租公，但可惜啊，各種自我封閉導致了香港發展機會的喪失。

美國的所謂“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流”，如果建立在貿易保護和排斥外來勞動力的基礎上，那也注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只會讓美國經濟付出更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