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視頻之外，我們也在尋找相處之道的另一種可能——不是涇渭分明的算計比照，而是相互依賴照料的生命體。」

“只有我們一直這么AA嗎？”

近日，博主@塑產姐妹“好閨蜜從不會占對方便宜”的系列短視頻引發熱議。

視頻中，閨蜜聚餐被演繹成一場精確到分毛的算賬現場，從計算玉米棒的排數到KTV唱歌的歌詞字數，兩人看似斤斤計較，卻又有商有量，被網友調侃“沉浸在AA的藝術里，不知天地為何物”。

隨著網友模仿翻拍，越來越多的“閨蜜”加入AA賽道，一邊一口一個“寶寶”，一邊把一頓飯錢A成做數學題。有人痛斥這種被異化AA所挾持的人際關系“別一起吃了”“絕交吧”，也有人在變味中反思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AA？怎樣的相處之道？

（網友對“好閨蜜從不占對方便宜”系列視頻的調侃）

視頻在抽象之外并未給出答案，但它讓我們看到了極致理性和絕對公平并非良性關系的維系之道，AA制作為一種分賬方式本身并無問題，關鍵在于其執行方式。

此外，這些段子往往將鏡頭對準女性社交場景，用“塑料姐妹”的刻板敘事消費女性友誼，在“假閨蜜”“算明賬”的演繹中，“占便宜”卻最終成為這對關系的注腳。

在視頻之外，我們也在探尋關系中的相處之道，尋找生活共同體的另一種可能——不是涇渭分明的算計比照，而是相互依賴照料的生命體。

1

斤斤計較：被異化的AA

視頻中，一對姐妹在飯后算賬，在均攤總價的基礎上，雙方開始按照“吃多算多”的邏輯補齊差價，從“多吃一兩個鵪鶉蛋”到用電子秤切牛排分克數，兩人的均攤從簡單的對半，演變成對一切可計量消費品——涉及體積、面積、重量、大小和數量等單位的計算，甚至A到歌詞的字數。

（@塑產姐妹視頻中A到歌詞的字數）

AA制，作為一種源自西方的分攤費用方式，原本意在追求便捷與公平。然而，當這種行為模式被無限細化、量化，其存在往往被扭曲成了一種利益博弈的工具。

在這場極致的“AA制”演繹中，原本應由信任與默契構建的關系，被“算明賬”的邏輯所肢解，原本對現實中“斤斤計較”的揶揄，卻成為當代社交關系中人情變味的映照——把原本不屬于理性算計的關系強行變成理性算計的關系。

有人順著視頻的邏輯，在評論區喊話“給用手機計算器的女生勻點電費”，讓人忍俊不禁的同時，更引發人們對人際關系中“不占便宜”與“斤斤計較”界限的反思。

（網友支招讓博主a電費）

在現實生活中，AA制的鬧劇層出不窮。在搜索框里輸入“跟朋友AA”，會跳出千奇百怪的人際關系難題。“AA有必要精確嗎？”“朋友不及時給錢怎么要回？”諸如此類的A錢困境，讓不少人計算開銷時陷入情緒內耗。人情關系的復雜性無疑加劇了AA制的變相。

（搜索框里對“跟朋友aa”的各種擔憂）

事實上，AA制本是一種僅供參考的行為模式，并不是關系親疏好壞的判斷標準，一旦AA的存在挑戰了關系雙方的舒適區間，讓一方感到不適，也有權利拒絕這種分賬方式。

正如《老友記》中，升職的莫妮卡邀請大家到高檔餐廳聚餐慶祝，喬伊、菲比和瑞秋因經濟拮據，三人只點了低價的蔬菜、湯水，結賬時，羅斯提議AA制，將餐費平均為每人33.5美元。瑞秋礙于友情不想表露出來，但菲比憤憤不平地認為這種分賬并不合理。這一幕也讓戲外的觀眾產生共鳴：和朋友AA，公平的前提還有不相上下的消費水平。

（《老友記》中有關AA的情節沖突）

可見，每個人對待AA制都有不同的閾值。有人痛斥AA制不適用中國人情社會中的“你來我往”，更注重關系中的“牽絆”；也有人更希望金錢和情誼相對獨立，“只要關系雙方有商有量不撕破臉就行”。

一味地追求AA的邏輯，既不能維護真正的公平，也無益于維護彼此的相處之道。

因此，AA制的真正問題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被過度理性化、工具化，成為衡量關系的單一標準，對人情的異化和疏離。同樣，AA制的討論，歸根結底仍是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人際關系中主導地位的爭奪。

2

有商有量：被神化的工具理性

這是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也是將理性過度神化的時代。

在AA制的異化過程中，本應作為工具的“分賬”被轉化為目的，原本用于節約便捷的AA卻變成了算賬的手段，一切數值均可卷入計量。這種計量正是馬克斯·韋伯所批判的工具理性。

所謂工具理性，就是將任何關系都化約為功效化的計算，其后遺癥往往是任何非功利化的互助分享都不被鼓勵。

（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談及理性）

視頻中，“塑產姐妹”對“不占便宜”的苛刻，甚至用到游標卡尺和電子秤，看似標準客觀，實則消解了AA制原有的情境彈性與協商性。

這些“精確分賬”表象之下的“公平”，實際上是一種對公平定義權的讓渡，以偷懶的方式，將情感舒適度中的公平讓渡給計量單位中數值的平均，試圖用絕對公平粉飾契約雙方“不占便宜”的宣告。

對此，韋伯在揭示現代社會困境時曾預言：工具理性的膨脹將使人淪為“理性鐵籠”中的困獸。當工具理性走向極端，價值與工具的二元平衡被打破，人也將面臨進一步的客體化、對象化。

現實中，這種“理性”正大行其道：從大眾評分機制中對“五星好評”的追求，到社會關系中的契約化的泛濫，工具性價值被神化為目的性價值。至此，人們變得越來越像數據和指標，缺乏對他人生命體驗的關照。

盧梭早在啟蒙時代就警示我們，共情才是一切德性的來源。一味地追求理性可能使人變得自我中心和斤斤計較，人人都像一座孤島，失去對他人生命體驗的共情能力。

此前，何同學因“拒絕網約車好評”事件引發廣泛爭議，網友不滿其將算法機制賦予的評分權包裝成“鍛煉真誠的和勇氣的方式”，認為這是對平臺勞動者的漠視與傲慢。

在網約車平臺中，消費者與服務者之間的關系被評分機制所替代，而這種缺乏人性溫度的機制無疑助長了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的風氣，人的共情力也隨之消退。

（何同學“拒給網約車打好評”翻車事件）

同樣，人們對視頻中做法的不滿，也正是內心深處對人際關系中更本質的意義的呼喚——在信任基礎上，通過溝通找到彼此舒適的付出模式。無論是AA制還是輪流請客，關鍵在于雙方是否感到被尊重，而非形式本身。

3

“好閨蜜”：被消費的女性友誼

“十年閨蜜九年在當會計”，視頻中的姐妹雖是在演繹夸張的AA制，視頻之外的觀眾卻成為這場對賬的公證人。一旦細節被鼓勵算計，利益雙方的沖突更加吹毛求疵，更是翻出陳年舊賬對薄公堂。

（網友在評論區玩梗搞抽象）

在這類視頻火爆的同時，不少網友模仿跟拍，女性友誼成為流量的靶子，被“塑料化”“敵對化”。

與此同時，以男性社交場景為主體的翻拍卻寥寥無幾。甚至，有男性模仿者戴著粉色假發、穿裙子反串成女性角色來諷刺“塑料友誼”。

（男性博主在反串中消費女性角色）

在《女孩們的地下戰爭》中，蕾切爾·西蒙斯指出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女性的天然特質就是善于嫉妒、陰險狡詐、容易背叛、遮遮掩掩，女孩總是被打上“工于心計”的標簽。

男性精于算計等于有商業頭腦，而女性只能被數落為小家子氣。這種不公平的性別敘事也成為消費女性友誼的溫床，在流量的刺激下，越描越黑。

社交媒體對“敵蜜”“塑料姐妹花”的渲染，綜藝里充滿火藥味的惡意剪輯，其本質均是將女性友誼扁平化為二元對立的“敵我敘事”。

（短視頻平臺各種“好閨蜜不占對方便宜”的翻拍）

這不僅是對女性關系的誤讀，更抹平了女性友誼中動態平衡、濃郁而雋永的生命力。

人們一邊敏銳地察覺出“敵蜜”敘事中挑起的對立，一邊探尋人生共同體的另一種可能，正如復旦大學哲學教授謝晶在播客中對新型關系的想象：沒有涇渭分明的個體，而是相互依賴的生命體，“各取所需，各盡所能”。

或許，正如《拼團人生》中的荷娜和善宇，兩位女性搭伙過日子，雖少不了極繁主義和極簡主義的磨合，但能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構筑生活；又如《住宅區的兩人》野枝和奈津子，興沖沖地去小區公園鍛煉身體，一起坐在陽臺聊聊八卦。平淡松弛，給人以好好生活的力氣。

(《住宅區的兩人》片段）

改變，或許從認清對女性友誼的消費開始，從看見另一種生活共同體的可能開始。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

參考資料

[1]看理想：進入一個努力算計也沒用的世界

[2]《女孩們的地下戰爭》，[美] 雷切爾·西蒙斯 著